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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苗、冀維烈、馬嶼人、鄭涵四位民國當歸派論女權

陳永苗:立場有著准信仰的樣子,尤其在行動或者被行動攫取身心時。我認為各種立場到了最後其實是不可通約的,也是沒法改變的,除非被高於自己的重大情勢變更所攫取或者拋擲。這有點像我自己的基督教信仰狀態,我就是耶穌所說的需要神跡才能信靠交付的人。即使最為親密無間的愛人之間,個體靈魂之孤獨是絕對的,沒法完全交付給對方的,只是愛與行動,責任會讓絕對性緩和轉化為相對性,不會時時都在統治整個人的心靈,而是隱藏成為暗中的王。如果沒有愛與行動與責任,那麼個體靈魂之孤獨就會絕對起來,不愛人如己,就如此,人對人是地獄。光有立場,沒有行動,就會同立場與同立場的因為利益情感而擁抱成一團,不同立場和差異的相殺,試圖相愛而相殺,為了一致而加劇衝突。有了維權之行動,民間政治之內戰局面有所緩和,而也有了安置部分身心的地方,不再完全受焦慮的控制。對不同立場的批判,如對當下女權運動的,我是從可能性結果和其所預設的前提條件是否與現實和解出發,可以交互於行動或互相行動,然而立場相同之強化要求,就會要求對方完全交付自己。這便有統治關係之產生,基於崇拜,利益或強力征服,造成沒有群己分界。專制與立場一致這種要求,分離不開。在行動或共同上追求一致,這裡有自由產生。

陳永苗:朋友圈一交流女權話題,大家都是女權主義者,以捍衛女權和女性尊嚴為榮,可是酒一多,就開始控訴自己在現實中飽受”女權”之壓迫,再喝下去就要抱在一起失聲痛哭。自由在英文中本為特許,在政治自由的政體中因政治自由,特許權獲得普遍性變為自由,在專制中的自由,永遠是特許。鳥瞰世界歷史,男權之暴虐女權之弱本是事實,女權需解放,可是社會改造如果借籍政治手段,如毛的女權解放,其結果就是人工贗品,是花瓶。可以說女權解放至少在東亞與憲政自由,並沒有統計學上的關聯,專制中的中國,女人的地位比民主的韓國日本台灣更高,甚至高過美國。在專制下的特權,服從於統治階級的需要,往往會比民主國家的自由程度更高。就從社會結構的內在關聯而言,女權的畸形解放,是一種整體的不幸,少數人的虛無,於女權整體之自由進程,未必是最前面的火車頭,就像中國之經濟自由未必牽引民主化進程。鑲嵌於專制之內的當下女權運動,與任何一種小市民小資產階級的權利運動一樣,缺乏這種徹底的自我反思,它基於自我保存之必需性和恐懼,就像弱者窮人攫取財富保障安全一樣,而且無止境地攫取才能讓他們有安全感,因此就可以把無限攫取和擴張當做自我保存,為了自我保存當然可以不擇手段,不顧別人自由之邊界,馬基雅維利主義之勢利成為其人生哲學。當在暴力和恐懼支配的領域,女人是當然的弱者,這時候法律不管男人的個別正義,保護女人。如強姦罪,如果女人完全抵抗強姦是毫無可能的,因此可以說沒有女人不同意的強姦,之所以違背女性意志是強行的推定,是因為在暴力與恐懼支配的領域,必須保護女人作為違背自然邏輯的規定。可是暴力與恐懼支配的領域,經過文明的馴化,已經縮小了很多,在中國城市裡,已經有女性的性交支配”權”佔了上風,這時候女權還那麼弱嗎。我倒是認為需要保護的是底層農村女性的女權,城市裡白領精英的女權哼哼就算了吧。

冀維烈:我看到一些女性都在反對中國女權,批判她們那不是女權。比如這些人提出更弱勢女性才最迫切需要維權,這些女性遭受的破壞,不簡單來自男性,反而現在沒有權勢的男人很弱勢,真像蟻穴里的工蟻。比如底層妓女她們遭受迫害來自官府,來自警察蹂躪和敲詐。這不是簡單性別戰爭能解決了的,也不是賣淫合法化就解決的了。極權制度即使合法化賣淫,也不會得到法律保護,會更加毀滅社會。城市裡女權主義者打出的符號,是抄襲了民主自由世界,一般是知識女性。自由民主制度下女權對性別社會化差異矯正。在中國沒有財富地位沒有權勢的男性,打比方像工蟻,並不誇張。他們將遭受生殖剝奪,有個笑話說,窮不過三代,因為第二代沒錢娶老婆自然就絕後了。看似是笑話,實際是這樣的殘酷。而城市女權主義的主張,打出的符號,跟底層弱勢女性沒有關係。所以被詬病為極權中的特權,也有其道理。

冀維烈:沒有權勢和社會地位的男人感到嚴重的剝奪感,當面臨女性攻擊和加籌碼時,男人感到更大被敲詐的危機。

馬嶼人:現在看到的大多數是精緻的女權主義,倒是葉海燕的頗有些返璞歸真的意味。

冀維烈:極權比普通專制會更加扭曲人性,使人更加媚勢。他們希望男人都處於主宰地位,比如掌握權力和財富,事實上這些資源只掌握在極少數特權者手裡。現實的資源在極權扭曲分配,官員富商可以擁有比過去多妻妾制度下更多的女性資源。貼著權力來分配,掌權的官員擁有二奶三奶以致n奶,司空見慣。工蟻怎麼辦?

鄭涵:確實那些“精緻的女權主義”或者要求“特許權”而非女性普遍權利的話語更吸引眼球。我覺得這還是小市民社會規範道德的延伸。這很難打倒(例如台灣網路上譏諷台北人為“天龍人”,典出漫畫海賊王,諷其優越傲慢)。把“上海丈母娘”作為一個符號,有些話即使她們不說,她們仍然會去做。也正是她們把“女權”污名化了。能看到還是有很多人在女性普遍權利(例如家庭暴力,歧視,性犯罪等等)上努力,言說和行動都有。農村女性權利狀況比城市更為糟糕,但就我所知還是有人在努力。共黨確實在政治上,例如規定女性官員達到多少比例,但是這與女性普遍權利其實無關。普遍女權本來就是人權的一部分,它是一系列實體權利,實際上女權行動者就是一種較為抽象權利的維權,我認為女權行動者可以是我們天然的盟友。

陳永苗:一路向左,不斷向底層靠攏,這是自我批判的一種簡便方式。本來女權主義運動就是激進左翼運動,可是在中國只要打開市場有了較大影響力,就像固話在右翼。固定在右翼,不斷擴張不斷在場就會顯示其與專制之間的曖昧性。以無政府主義激情為發動機的小市民小資產階級權利運動無不如此,例如經濟自由,如言論自由。成為專制二奶與底層婦女,這是底層民間發展的宿命性空間,如官場經濟與市場經濟在中國混合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這時候強調市場經濟的原教旨面目的知識解決,是沒用的。正如強調女權運動的原教旨,無助於解決城裡精英女性與鄉村底層女性的女權之間差異。政治問題從來不是知識問題,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也不會因為強調原教旨而沒了主導的官場經濟。如果要捍衛市場經濟,就要一路向左向底層靠攏,正如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顯示,底層更需要真正公平的市場經濟。我相信底層鄉村婦女更需要真正的女權運動。權利運動就是對自己權利的主張,首先要的就是能跳出私域,走上公共舞台。由於國內殖民和政治賤民的規定,以及中共體制的吸納分贓機制,底層鄉村婦女是走不上舞台的,沒有話語權的,流氓燕找不到幾個,所推動的得不到較大關注,相反正是依附於毛澤東時代開始的婦女解放的政治空間,小市民小資產階級的女權運動很有市場,並與國際社會接軌,擁有較大的話語權和公共舞台。這種女權運動有著好大的嫌疑,是依附於體制和男權的女權,是固定在右翼的。這是維權運動發生在中國的通病,需要不斷一路向左向底層靠攏,不斷激進化左翼化,方能達到自我批判和超越。

陳永苗:不好說,曖昧,而且永遠曖昧,除非已經決斷出勝負才會是盟友。

鄭涵:是有曖昧的地方,但我們可以嘗試排除曖昧部分,不納入我們盟友範圍。小市民道德的部分,既然它們只是小市民道德,我們可以嘗試在話語上把它們開除出“女權”,幫真正女權主義者一把,同時減少對“女權”的污名化

冀維烈:不算污名吧,是建議,是反抗要接地氣,抄襲一些人家的符號,於我們這裡產生不了多大意義。這或許是比較看重吧。不看重的,懶得理睬,更別說批判一下。官方塑造極權文化觀念,消費審美娛樂都嚴重滲透污染。不能去過多追隨迎合,哪怕把話語與葉海燕貼近一點,做一個案例,效果會不同的。政治話語不是時髦遊戲,不需要在此刻追隨潮流,迎合顯赫的勢力,而在於對未來趨勢預判。比如改革話語,既有官方支持,又有許多支持,看似顯赫。不用在意那些。哪怕此刻孤單的只有幾個夥伴,但不影響往正確的可能方向驅動。

冀維烈:佔領男廁所不如去揪斗一個釣魚敲詐賣淫的警察

鄭涵:不是說我們把“女權”污名化,而是女權“被污名化”。這是一些人把小市民道德硬塞進女權之中造成,旁觀者又以之批判女權。實際上國內很多公共討論都有這個問題,“民主”“自由”等等一樣被塞進很多小市民道德和審美在裡面。

冀維烈:任何權利不靠自己爭取,靠賞賜本來就搞笑。個人首先考慮強調自我。比如女權爭取,當然首先是女性的聯合,無法要求男性去主動做多少。相反只要女性群體爭取的勢力很大,男人群體自然妥協。所以權利抗爭、獲取確立、捍衛,背後的機制是勢力的對抗,共識就是對抗妥協。即便有了共識,背後的對抗始終存在,一旦失衡,前期形成的共識妥協,就是一紙空文。我們來看,民間不依附極權制度的權力打轉也是基於此,沒有實力乞討不來,委曲不會得到更多,倒是強勢力量的更侵進一步。性別分化看上去好像跟性別有關,如果要矯正,在於女性自身的獨立精神和抗爭的實力形成,否則就是花瓶。就像改革改良派依賴極權制度,圍繞體制打轉,不但沒有討要到什麼,結果被利用吞噬。改革派跟二奶拿著某種主義造反有什麼區別?

冀維烈:強權沒有制衡力量時,乞求委曲,善意勸諫,發生的動力在哪裡?就像我們無法要求改革改良派去超出他們範圍做什麼,這是另一種乞求。批判他們是為了把他們當靶子,營造話語對抗氣氛,其他沒意義,他們也無法迫使我們改變什麼,我們也沒辦法讓他們改變立場。

冀維烈:父權家長專制結構,一般由男性充當家長,但是如果家裡男性無能軟弱,女主人強勢,她就替代男人成為這個專制結構里的主宰。誰處於這個位置,都會維持這種結構。這種小結構擴展到社會各方面,傳統的專制政治是這種結構的最大版。權威在於處於家長那個位置。

陳永苗:我把男權之當下自我主張當做對女權運動之自我批判,自我批判是內部的,在不否定的前提下要求調整或者反對,批判本來的含義就是促成完善,而不是摧毀,自我批判更是完成這一目標,就像《天龍八部》之掃地僧用佛經划去少林武功之戾氣。批判尤其是道德批判,本來致力於維護統一性,卻對手段是否達到這個目的不加以自我審查,還有因為批判把批判者自己帶進場的影響因素,沒有加以審查,總是棒打別人而自己燈下黑,因此批判者需要自我批判和別人的反對提醒。自我批判依託於女權運動之行動,其批判者不需要自己身體在場和行動。而批判則需要。當莫之許本來是對八十年代知識分子身份建構的自我批判,卻”激進”搞成批判,這時候就會被要求莫之許要求別人所做的:行動(革命)。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來源:boxun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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