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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內部講話:中共特務占民運80%以上

—把民運揭露特務與延安整風混為一談是特線陰謀

作者:
為了對民運基本情況作個排隊摸底,作個基本估計,我曾經排列了國內和海外民運人士270人。涵蓋了國內外幾乎所有最著名的民運人士。其中,迄今仍然無法判定屬於哪個陣營的,有55人;基本(不是絕對)可以判定真正屬於我方反對中共陣營的,有53人;基本(不是絕對)可以判定屬於對方陣營的,有162人。我方人士與對方陣營之比,大約是1:3。情況相當糟糕。根據胡錦濤內部講話的官方數據,中共控制滲透控制民運圈的特線,占了民運人數的80%以上,提供民運經費的80%以上。

延安整風和民運揭特務問題情況完全相反,經過三十多年漫長時間的事實暴露,和長年累月的論戰,我們發現,把兩者為混一談,介意攻擊民運揭露特務是擴大化,是製造冤案,這是中共情報機構及其特線們的陰謀。

延安整風與民運揭露特務問題嚴重性截然相反,把兩者混為一談是許多特線人物一貫堅持的做法,純粹是別有用心。

在這裡,不僅兩者性質完全不同。前者是中共草菅人命搞極權專制的反動行為;後者是揭露中共大量派遣特務真相為民主奮鬥的正義行為。而且,兩者與實際情況是否符合,是不是完全背離,是不是無限誇大,也是天差地別。

延安整風是中共用共產國際和自己到處派特務特點,套到國府頭上,以為國府與中共及共產國際一樣,大量向中共派特務,對實際情況估計完全錯誤;再加上馬列共產黨從來草荐人命的特點,才搞起來的荒唐運動。屬於無限誇大特務問題嚴重性,與當時實際情況完全背離。

而中共向民運派特務,則完全繼承共產國際及自己過去一貫大量派遣特務的做法。民運揭露特務,完全是中共向民運大量派特務逼出來的。民運只有對中共向民運大量派遣特務的情況,開頭是完全無知,後來則一直嚴重估計不足,一直到目前,迄今為止,幾乎沒有無限誇大特務問題嚴重性的情況(不包括反對揭露特線問題的中共特線反咬一口,反過來污衊民運99%以上是特務,以便污衊攻擊揭露特務問題的真民運人士也是特務等等情況)。

但一般民眾和民運多數人,對中共大量派特務的專業特點,幾乎完全不懂,所以才使中共特務機構及其特線,有機可乘,把民運揭露特務與延安整風兩種完全相反的情況,有意混為一談,把民運被迫揭露特務問題的嚴重性,單純提醒大家提高的警惕性,沒有能力使用暴力和暴力強制手段去「抓」特務,也沒有製造冤案必須的強制能力,純粹屬於單純的言論(自由)範圍的必要做法,與延安草菅人命的血腥的整風抓特務、搞極權專制的情況混為一談,從而幫中共掩蓋向民運大量派遣特務的真實情況,並幫助中共特務機構造謠污衊揭露真相和特線問題嚴重性的真民運人士。

大量向對立面和社會派特線是中共習慣。中共的目標是控制他們,需要的時候,當作自己的隱蔽工具和隱蔽隊伍,加以利用,尤其是為未來中共的超限戰做準備。完全不像一般國家情報機構特線,主要用於竊取情報。為了中共的這種目的,人少了不行的。

而且,多數情況下,在西方自由社會,即使暴露了,你往往也無可奈何。

即使盜竊民主國家機密風險很大的特線,共產黨包括中共,也只在乎實現自己的目的,根本不在乎自己特線的生命和安全。

至於中共派駐海外特線的龐大數據,那是外國情報機構估計,你不相信,就找他們去,找我沒用。

中共在民運中的特務數據,是胡錦濤等內部講話,有人後來透露出來的。你如果不相信這個數據,別問我,去問中共有關方面,最好去問胡錦濤。

我的數據小於胡錦濤。因為我不了解中內部精確數據,只是按概率統計辦法進行統計,並且只能採用比較保守的評估統計辦法。

民運老戰士徐水良

附:本人原統計結果:

為了對民運基本情況作個排隊摸底,作個基本估計,我曾經排列了國內和海外民運人士270人。涵蓋了國內外幾乎所有最著名的民運人士。其中,迄今仍然無法判定屬於哪個陣營的,有55人;基本(不是絕對)可以判定真正屬於我方反對中共陣營的,有53人;基本(不是絕對)可以判定屬於對方陣營的,有162人。我方人士與對方陣營之比,大約是1:3。情況相當糟糕。

根據胡錦濤內部講話的官方數據,中共控制滲透控制民運圈的特線,占了民運人數的80%以上,提供民運經費的80%以上。

本人過去統計數據取向保守,狹義民運圈特線75%。當然胡錦濤數據比本人精確,因為官方非常清楚他們在民運圈有多少人。多少年來民運特線對我的數據,一哄而上,全力污衊本人偏低數據是極度誇張,是擴大化。可是最後,他們無法抹殺民運圈特線占絕大多數這個鐵的事實。

說實在的,本人統計結果,數據75%,當時連我自己也吃了一驚,好些年不敢公布,因為怕特線攻擊,怕不明真相的人糊塗,只說狹義民運圈特線占大多數。可是特線們仍然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攻擊,非要利用多數人糊塗,以為特線只是個別、只是少數的習慣思維,非要把民運圈特線說成只是少數,並且因此極力企圖把本人搞臭。這十多年圍繞這個問題的論戰,特線們的圍攻,可以說可是驚心動魄。

記得正義黨等曾經有文章,把特務說成線人。劉路相反,只承認專業特工是特務,把線人完全排除在外。但廣義特務、特情(特別情報員)等等,應該包括專業特務和業餘線人兩類。所以我往往把他們改成包括兩者的「特線」名稱。

民運中的專業特務,數量當然要少得多,應該比線人數量少得多。

但我寧可寬容專業特工、鄙視線人垃圾。至少前者受過一定的職業教育,他們進入這個專業,主要是一種職業。而線人卻是軟骨頭或見利忘義之徒,往往品質惡劣。所以前者比後者要正派很多,造謠少很多,不用像線人那樣,拼命向主子獻媚表示忠誠,拼命立功。並為此不惜習慣性造謠撒謊。

專業特工,中共垮台後,願意為未來自由民主國家和政府效力的,可以轉變成國家需要的情報力量;但線人卻幾乎是垃圾。

當然,以上海灘流氓無賴為主幹、漫天造謠的上海國保「職業」特務除外。一般正派人士不願意去干國保這種髒活。估計上海國保大多不是專業特工,而是招收文化水平不高的上海灘流氓,成為上海國保的骨幹,以專門漫天造謠耍流氓無賴為職業,除了漫天造謠耍無賴以外,很少有其他本事。他們也是垃圾。

特務特點之一:違反邏輯,誰認真揭露特區強調特務問題嚴重性,他們就污衊誰是特務。並且不斷重複這種謬論。謊言重複一萬遍,讓許多人聽多了,習以為常,以為特務的謬論就是符合邏輯的了。

國際和美國左派,國際共產黨地下勢力,以及現在的中共特線們,他們不斷攻擊麥卡錫,打敗麥卡錫,用的也是類似邏輯。

實際上,污衊認真揭露特務的人就是特務的謬論,完全不符合邏輯。

到今天,隨著時間進程,事實真相越來越多地被揭露,中共特務問題嚴重性已經暴露,這使許多人認識到中共與國民黨時期的國民政府,以及與其他正常社會完全不同的重大特點之一,就是中共和共產國際,習慣於向對方及社會大量派遣特務線人,這是他們的習慣。這個時候,仍然有一些人,尤其是中共特線,主張特務只是少數,仍談污衊認真揭露特務、強調特務問題嚴重性的人,就是特務,就是搞擴大化,就是上綱上線,持這類謬論的這種人,95%以上是特務。

當然,有些時候,向對方派遣大量特務,不僅是蘇聯,東歐、中共等共產黨國家的習慣,美國等個別自由民主國家也曾經使用,用來對付美國共產黨,使得美國共產黨內部,FBI探員占到一大半,百分之五六十。但迄今只發現美國等極少例子。

這個美國例子,是中共特線,例如胡安寧等異常痛恨的麥卡錫立法的功勞,這些法律允許動用FBI等情報機構偵察、滲透、控制和利用共產黨。但除此之外,其他自由民主國家法律限制嚴格,不允許任意滲透一般組織,所以很少滲透共產黨等組織。

中共特線同樣極力掩蓋美國等例子,也拼命攻擊麥卡錫,掩蓋共產黨對美國的嚴重滲透情況。

阿波羅網附徐水良簡介,見下頁


徐水良簡歷
作者:徐水良


徐水良,男,一九四五年一月出生於浙江富陽。一九六三年考入浙江大學化工系高分子專業。一九六八年畢業分配到南京製藥廠工作。在浙大期間,曾任浙江大學紅暴負責人和浙大革委會常委。由於反對林彪、四人幫及其在浙江代理人而遭迫害。及到一九七零年,浙江方面還三次派人到南京抓捕徐水良,因許世友將軍下令有關方面給予保護,才未被抓走。

浙大及浙江紅暴主要負責人大多曾經因反對林彪、四人幫及毛澤東而被關押。1967年,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以毛澤東安全為名,由中共最高領導毛、林等下令,派出兩個建制師,橫掃浙江十多個縣,屠殺無數老百姓。

連當時參與行動的軍人,事後為向上反映情況,祕密到南京參加座談時,也對當時燒殺搶掠的慘象痛哭流涕。之後,無數人被投入監獄,浙江全省陷入一片恐怖。徐水良和他的浙大同學堅決反對這種做法,不斷抗爭。壓力最大時,只剩下很少幾個人。(後來浙江地縣傳奇色彩傳說中,說全省剩下浙大三個人。)後來毛澤東對紅暴指示下達,部份糾正以前的迫害,浙大數千師生自發齊集操場,將徐水良等三人抬起歡呼慶祝。

徐水良分到南京之後,繼續與逃亡到南京的浙江朋友一起反對浙江省委、省革委會的做法。林彪垮台後,一九七二年五月,徐水良曾回浙江參與有關問題的處理。之後在繼續反對王洪文等四人幫的同時,開始宣傳民主理念。

由於對文革及大量社會問題的迷茫,從一九六七年起,徐水良開始刻苦鑽研理論著作。(此前,從一九六零年起開始了社會科學理論的一般性學習)。在工廠里,徐曾因「上班看書、下班看書、睡覺看書、走路看書、吃飯看書」及反對浙江省革委會等問題遭全廠批判。一九七一年,林彪摔死以後,徐水良開始認識到:「問題不在其他,問題在於制度,在於反對特權官僚專制制度,實現民主制度。」(當時多篇文章中用語),此後,開始準備一篇全面闡述有關問題的文章,文章開始定的題目是《為社會主義自由民主而奮鬥》,從策略考慮,改為《為實現巴黎公社式民主制而奮鬥》,最後定名為《反對特權》。一九七三年九月寫成部份章節,數萬字(其中許多章節一直沒有完成),抄寫後,於十月份寄往《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等報刊。《反對特權》一文則交給杭州朋友刻印。在一些朋友中流傳。一九七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七四年一月,徐水良探親回浙江,參與浙江活動,建議浙江朋友採用「暫時放開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集中力量反對王洪文,為避免雞蛋碰石頭,對毛澤東的問題暫時避免觸及」。此後浙江的朋友集中力量半公開地反對王洪文,隨後十個月中先是王洪文支援翁森鶴以民兵指揮部在全省實行恐怖統治,後來浙江老百姓奮起反抗,包括武裝反抗,最後打敗民兵指揮部,翁森鶴等垮台。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日,徐水良與另外兩個同事一起,為策略起見,使用「批林批孔」小組名義,在南京以大字報形式公布《戰鬥宣言》(約五千字),集中闡明反對特權官僚專制制度,實現「巴黎公社」式民主制的問題。大字報貼出後,南京市警局對大字報拍了照,不久,省委書記吳大勝,南京市委書記方敏下令對大字報進行批判,於是在南京製藥廠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批判《戰鬥宣言》,但徐水良抓住這些大字報批判的,是徐水良引用的馬、列、毛澤東的觀點問題,進行反擊,擊退了圍攻。當時新華社江蘇分社對此事寫成內參,並附大字報全文。這是迄今看到的,文革後最早最直接以民主為訴求的大字報。其後,南京兩個朋友接受徐水良觀點,一九七四年五、六月,鉛印三千份四開小報,在南京街頭出售,著重談反對特權,反對專制腐敗,要求實行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以及權力制衡如公檢法分開等問題。這是最早關於民主和法制的提法。報紙很快一銷而空,這些觀點隨購買這些小報的旅客散往全國各地。大字報和報紙均早於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著名的李一哲大字報。但由於在南京,影響小於李一哲大字報。後者造成世界性影響。

一九七四年二月以後,徐水良鼓動南京有關朋友,開始為江蘇「五•一六」平反的呼籲工作。三月,徐水良起草了《告全市人民書》,經南京朋友們討論通過後,在南京各地張貼,散往全省各地。從此開始了為江蘇數十萬慘遭關押、迫害的「五•一六」份子平反的工作。徐水良從事此事數月之久。與此同時,徐水良還接待了被浙江翁森鶴等人武力鎮壓而出逃南京的許多浙江朋友。當時徐水良還委託朋友抄寫《反對特權》等文章,準備在南京街頭貼出,但因朋友較忙,因故拖延而未能貼出。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一日,徐水良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貼出數萬字的四份大字報。大字報點名批判了張春橋、姚文元及當時的理論體系,闡明反對特權官僚專制制度,實現民主制度等一系列問題。隨後,江蘇省委派出七十餘人的工作隊,進駐南京製藥廠,限制徐水良的行動自由,組織各工廠及大專院校對徐水良進行批判,但遭到南京製藥廠工人強烈抵制。著名的南京大學,也以「批判徐水良,我們沒有這個能力和水平」為名,拒絕參與。江蘇省理論權威、省委黨校的陳紹輝到廠里作報告,但不到一個回合,即遭到徐水良的反擊,大敗而回。從九月十一日到十一月二十七日兩個多月的時間內,徐水良寫了理論論戰文章數十萬字。當時的省委書記彭沖說:「徐水良在南京製藥廠的勢力很大,但批不倒徐水良,就不是共產黨員」。許家屯先生在向全省廣播的五台山十萬人大會上,也以很長篇幅對徐水良進行批判。但官方的批判遭到失敗。在以後好幾個月時間內,及到「四•五」運動爆發,這一事件成為南京人日常議論的話題。連駐廠的工作隊員回家回單位以後,都說他們輸了。這些議論,還往往帶有傳奇色彩。例如說徐水良對馬列及其它理論著作倒背如流。這當然不是真的。

藉此簡歷,徐水良再次澄清。事實上,不大可能有人對長篇著作倒背如流。

這一事件終於成為南京事件的先導,而南京事件則成為天安門事件及全國「四•五」運動的先導。南京事件被捕朋友認為自己是受徐水良影響而發起南京事件。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工作隊在論戰一再失敗的情況下,終於指使看管徐水良的人製造事端,將徐水良關進監獄。

在獄中,徐水良堅持自己的觀點,拒不低頭,並在南京事件被捕朋友入獄後,要他們不要屈服交待,鼓勵他們堅持鬥爭,繼續反對四人幫,預言半年到十個月內四人幫將遭到失敗,同時又對毛的一些錯誤進行批判,這些話被公安部門整理成材料,因此其後被長期戴背銬,開始時戴緊銬,手腫得像饅頭,手銬幾乎完全陷入肉中,及到四人幫垮台後,才拿下銬子。

四人幫垮台後,社會各界強烈要求釋放徐水良,但已擔任省委第一書記的許家屯先生認為,徐水良雖然是反對四人幫的,但比四人幫更壞,因為徐水良要求實現民主,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一九七八年四月還從拘留轉為逮捕。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到一九七九年一月,由浙大領導派出的代表,浙大團委書記,與南京事件被捕朋友一起,在南京街頭貼出大字報,強烈要求釋放徐水良。中紀委副書記劉順元先生也關注此事,要求放人。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七日,徐水良平反出獄。出獄後,徐水良回到浙江老家休養一段時間,不久後,即投入當時的民主牆運動,並自然成為南京事件被捕人員及江蘇、南京地區負責人。

一九八一年五月,徐水良再次被捕入獄,入獄後,徐水良堅持自己觀點,拒絕回答任何問題,以後又寫了兩萬多字《批判四個堅持》的長篇文章,請警局上送中央。文章附件中指出,奉行「四個堅持」,十年之內,必然發生像波蘭那樣的大規模全面衝突。這篇文章及其它文章和材料,後來均托人帶到胡耀邦先生手中。一九八二年四月,以「出版非法刊物,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名,被判刑十年,在獄中,徐水良繼續撰寫了許多文章,批判四個堅持、批判基本路線、抨擊「反自由化」做法,提出以人為發展中心的「一二三理論」和「一一四理論」,一九八八年十二月,還上書建議恢復胡耀邦職務,鄧小平趙紫陽辭職,釋放政治犯,解除黨禁、報禁,召開民族團結和解會議等等,指出一場大規模衝突迫在眉睫,這是避免衝突的最後機會。

在獄中,徐水良受到胡耀邦、閻明復等許多領導人的關心,胡耀邦多次過問,要求放人。從1983年起,監獄領導多次告訴徐即將釋放,然而多次落空。及到1986年,徐的一個朋友,是當時公安部部長阮崇武先生的同學,還告訴徐妻子,他問了阮,阮說即將釋放,全國當時還在獄中的一百多異議人士,最遲明年底全部釋放。但因為以鄧小平為首的頑固派的反對,釋放徐水良及其它異議人士的事,全部泡湯。胡耀邦先生下台,釋放的事也就沒有可能了。雖然及到「六•四」以後,閻明復先生在被撤銷書記處職務以後,還以統戰部的名義批文江蘇法院解決,後來法院去人找徐,但實際上已經沒有可能了,當時不加刑就不錯了。胡耀邦先生明知徐水良批判四個堅持,但仍然一再要求放人,確實不容易。他們的努力雖然沒有成功,卻大幅度地改善了徐水良在獄中的生活待遇。徐水良還非常感謝其他人的關心,包括一些理論家,著名學者和知識份子,不少領導幹部,原浙大老前輩等等的關心,尤其許良英先生等浙大地下黨老前輩,和浙大老領導非常熱心的幫助。感謝多次為徐水良募捐的浙大校友,感謝在當局壓力下支援徐的藥廠職工和南京市民。對所有正直的人在自己能力所及的範圍內給予的同情和幫助,徐水良都衷心地表示感謝。

徐水良兩次入獄,家屬也受牽連,父母失去生活來源,處境悽慘。妻子懷孕剛兩月,當局先是強迫離婚,強迫墮胎,遭徐妻拒絕,並引起製藥廠職工對當局公憤,當局改而對她進行批判,撤銷職務,開除團籍,下放袋子組從事手工勞動。所幸工人市民普遍同情,大大抵消了當局對其妻兒的迫害歧視。

一九九一年五月,徐水良刑滿出獄,出獄後,一再尋找工作,在警局干擾下,一再失去工作,一九九五年並因外出工作,被行政拘留十五天。

徐水良主要興趣是進行理論研究,其研究重點,是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基礎理論,兼及其某些專業理論及策略科學,以及民運理論,經過三十多年研究,徐水良逐步否定並全面批判毛澤東、列寧、馬克思的理論,他主張一種以人的發展為中心的新人文主義或人本主義的理論體系。

責任編輯: zhongkang  來源:網絡文摘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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