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習近平奪取意識形態話語權＊阿波羅新聞網

金鐘按：在本刊行將告別論壇之際，有幸發表辛子陵教授這篇大作，是奉獻給讀者的一份厚禮。本文根據中共最近動向，國企貪污腐敗的嚴重災難，概括多年對國際共運的研究成果，思考中國的歷史條件，借鑑瑞典模式的成功，論證「取消公有制、實行全民股份制」是中共的唯一出路。也是否定列寧主義、回歸第二國際的理論重建。這也正是與我多年思路的不謀而合。只是北京當局有無此種意識涵養和施政的魄力，沖脫毛鄧語境的籠子？不能不令人有所保留。

●辛子陵是中共老一輩作家、國防大學教授，著有
《千秋功罪毛澤東》。2013年被胡錦濤軟禁。

習近平在2015年1月23日主持中央政治局學習會上說：「要根據時代變化和實踐發展，不斷深化認識，不斷總結經驗，不斷實現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良性互動，在這種統一和互動中發展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注1）

新理論名為「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習近平不提馬列毛鄧三科，提出「發展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要確立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話語權。新的意識形態可能冠名為「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21世紀是這個新概念的時代特點，不同於我們在20世紀中國慣常理解的那個被列寧毛澤東詮釋的「馬克思主義」，脫離那個語境的束縛，總結20世紀世界馬克思主義兩大流派的歷史，第二國際成功的經驗和第三國際失敗的教訓，繼承發展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精華，與馬克思主義的前期錯誤劃清界限，與誤導中國的列寧主義劃清界限，在黨的理論建設上開創一個新時代。

十八大開過，習近平成為最高領導人。首先面對一場前30年和後30年的爭論。中國的話語權，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平分秋色。毛派認為，改革開放造成貪污腐敗，貧富分化，還不如貧窮社會主義，主張通過文革，打倒走資派，回歸毛時代。鄧派認為，再怎麼貪污腐敗，也比餓死人的社會主義強，造成權貴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體制不能動，輿論要收緊，維穩要加強。習近平要平息爭論，沒有選邊站隊，說不要互相否定，引起兩派的誤解。後來習近平發現，在毛鄧語境中，兩峰對峙：非毛即鄧，非鄧即毛；非貧窮即腐敗，非腐敗即貧窮。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興毛興鄧，莫衷一是。好像共產黨只有這兩套本事。要闖出新路來，非脫離毛鄧語境，建立統一全黨和全國的意識形態不可。於是習近平提出「發展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習近平此舉，既不是標新立異，又不是製造個人崇拜。因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不屬於習近平，是馬克思恩格斯的珍貴遺產。

回想文革初期，毛澤東高揚馬克思主義旗幟批判「三自一包」，說這是資本主義道路。為什麼餓死百姓的三大苛政——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還被稱為「三面紅旗」高舉著，還被說成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地發展；救活百姓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倒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彌天大罪？成了把劉少奇和一大批救民於水火的好幹部打成走資派的理論根據！黨內同志都知道「三自一包」挽救了國家的經濟、政治危機，使共產黨的政權沒有倒台，但沒有人敢出來說「三自一包」是正確的，都得跟著毛澤東批「三自一包」，直到毛死後為劉少奇平反，仍不敢肯定劉少奇的「三自一包」政策是正確的，是為國為民做了好事。這就是話語權的厲害。這套顛倒是非、指鹿為馬的話語權，仍然是全黨敬畏的正統意識形態，仍在禁錮著人們的思想。現在到了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習近平實行全民股份制針對官有制

習近平以彌天大勇，掙脫了馬列毛鄧教條的束縛，將馬克思主義正確的思想發揚光大，作為新政的根據。他的新社會主義觀一項大政策是：取消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實行全民股份制。

馬克思在寫《資本論》的時候，認識了消滅私有制的謬誤，開始修正消滅私有制的觀點。設想革命勝利後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道路分為兩步：第一步，把原屬於資本家的大公司、大工廠等生產資料收歸國有，由政府控制起來；第二步，政府要尋找一定的形式將社會財富回歸社會，回歸人民，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注2）

到寫《資本論》第3卷的時候，由於股份公司的出現，馬克思驚喜興奮不已。他不僅找到了把生產資料「當作共同生產者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的形式，而且找到了「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所有」，即「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形式，這就是股份制。（注3）

股票這種占有方式，是「以現代生產資料的本性為基礎的產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會直接占有，作為維持和擴大生產的資料，另一方面由個人直接占有，作為生活和享樂的資料。」（注4）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小小一張股票，體現了社會所有與個人所有的統一，公有制與私有制的統一，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的統一。重建的這種個人所有制，既包括共同占有、個人有份的一定數量的生產資料，又包括由這個一定數量的生產資料派生出來的一定數量的生活資料，是一種以個人私有為基礎的共富狀態。馬克思恩格斯對公有制的定義，就是讓自然人擁有生產資料，人人有份，這就是社會化，這就是公有制，而不是政府所有制，不是「公有制為主體」。

列寧、毛澤東在革命勝利建立政權後，忽視或有意不執行馬克思關於在「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這句糾正《共產黨宣言》致命錯誤的話，把公有制異化為政府所有制，變成對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社會各階層人民的剝奪。他們先把大企業收歸國有，然後又對中小企業、手工業和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一切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經濟體制，一切歸公。那麼誰代表「公」呢？回答是國家；誰代表國家呢？共產黨執政的政府；誰代表政府呢？被委派到企業的幹部，以及領導這些企業幹部的政府官員。名為公有制、國有制、全民所有制或集體所有制，一較真，一落實，實際上是一種「官有制」。把本該回歸社會的財富抓在政府手裡，由政府控制全部資源土地，政府包辦所有企業，政府成為高度壟斷的總資本家。為搞活經濟，改革開放後放開了一些次要領域。但「公有制為主體」被權貴集團咬著不放。

習李勇敢取消「公有制為主體」的提法

國企現狀如何？首先看看管理層。據民間研究機構天則經濟研究所提供，國有企業高管在職消費的金額是其薪酬的10倍左右。中石化原董事長陳同海（其父陳偉達是文革前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貪污2億元，2010年被查處。陳是個官僚資產階級分子的典型，他每日必須揮霍4萬多元。監察部找他談話，他竟然說：「每月交際一兩百萬算什麼，公司一年上繳稅款二百多億。」陳同海在任時曾放出大話：「作為共和國長子，我們不壟斷誰壟斷？」（注5）據天則報告揭發，2005年到2008年，中國石化公司在淨利潤共有1746億的情況下，仍然成功地獲得國家補貼727億元。這種荒謬的財政補貼簡直是不可思議。但在財政部眼裡，這是把資本家賺的錢收上來給了「國家」，給了「全民」，所以列支項目義正詞嚴。

周永康是權貴貪腐集團的典型和代表人物。據蔣潔敏交代，周永康指示中石油管理層向國資委報告，謊稱遼河油田已經沒有石油了，因此要廢棄，然後協助周濱（周永康之子）以1000萬人民幣收購遼河油田。收購後周家第一年就獲利17億元人民幣，三年賺了40億。一葉知秋。名為全民所有的國企就是這樣徹底改變了性質。

現在國家經濟困難。改革派不能捧著金碗討飯吃。要以霹靂手段解決國企的問題。把名義上全民所有制的國企，通過股份制的辦法逐步交到13億人民手中。將權貴集團控制的國有資產民有化。實現民有、民治、民享。

「公有制為主體」是個政治工程。受到占統治地位的「左」的意識形態的保護。歷來中央精神，首先要照顧「共和國長子」，得讓國企面子光鮮，黨和政府也跟著面子光鮮，堅持了「公有制為主體」，道路就「正確」了。這是國企改革面臨的困境，是習李新政要突破的第一道關。

李克強總理201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取消了「公有制為主體」的提法是完全正確的。反貪打虎的大量事實證明，國企已成了貪污腐敗的重災區，成了貪官污吏的提款機。保留「公有制為主體」就是承認權貴貪腐集團的特權地位。三十多年來國企年年賠錢，用納稅人的錢補窟窿。2013年中國的A股年報顯示，2012年十大巨虧企業全部是清一色的央企或地方國企，合計虧損高達497.24億元。獲得政府補貼的公司占九成，累計額度約570億元，多家公司獲補貼超過10億元。（注6）所謂「公有制為主體」就是全民養國企，這是權貴集團的命根子和護身符。三中全會前，各路權貴秘密串聯，彈劾習李新政離開了「社會主義道路」。這是習近平奪取意識形態話語權、給社會主義重下定義的小背景。

重建個人所有制是習李新政的一項大政策。可以說，改革開放的各項具體政策，都是為了在13億中國人民中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讓大家儘可能多地積累一點財產，儘管客觀和主觀條件不同，富裕的程度也會不同，但要讓大家共同富起來。這是建設和諧社會的經濟基礎，是改革開放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取消公有制為主體，實行全民股份制，將使全民所有落到實處。這既是一個經濟紐帶，又是一個政治紐帶，把人民與黨和政府連在了一起。13億人民成為國企持股人，發到手裡的股票，到年終就能根據票面額領取一筆股息，成為固定財產的收入，人民真正成了國家主人，那種幸福喜悅的心情必能轉化為對黨和政府的擁護。習近平將成為人民愛戴的中興領袖。這是改革派的重要的政治資源。改革派將取得絕對的民意優勢。這就為政治體制改革創造了前提條件。那時候，任何派系，任何利益集團，都會重新考慮與習李新政的關係，沒人敢暗中破壞或公開反對，有個別不識時務者也會碰得頭破血流。領袖振臂一呼，在風起雲湧的人民運動的支持下，實行民主憲政，平反六四，平反法輪功，重新評毛，都可以放開手腳有步驟地去做，而無導致國家混亂、政局陷入動盪之憂。因為人民對黨有信心，黨對人民有信心，社會就有了主心骨。習李新政是馬克思關於重建個人所有制理論的實踐，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從此就有了當之無愧的理論內涵和政策內涵。

●作者認為民主社會主義在瑞典已取得輝煌成就，是中共政治改革
的重要借鑑。這是執政社民黨下的瑞典社會民主青年團照片。

馬克思主義的最終成果：民主社會主義

中國共產黨有自尊自大的傳統，以馬克思主義正統自居。這是天大的錯覺。中共一開始就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尊列寧主義為正統；而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異端。馬克思、恩格斯青年時代是共產主義者，晚年是民主社會主義者。他們解散共產主義者同盟後，沒有建立過共產黨，在他們指導下建立的是社會民主黨，是第二國際。

恩格斯臨終前指定愛德華·伯恩施坦為他的著作的遺囑執行者。經過恩格斯對馬克思和他畢生理論活動的系統回憶和總結，在對資本主義制度作了深刻揭露之後，他們對歐洲工人運動的指導有三大綱領性意見：

（一）承認資本主義制度的合理性，用和平改良代替暴力革命；

（二）承認私有制的合理性，用股份制的形式重建個人所有制；

（三）承認民主憲政的合理性，用民主共和國代替無產階級專政。

我們要珍視、尊重和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最終成果——民主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說的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

第二國際所屬政黨，百年來堅持馬克思學說的正確方面，指導工人運動走改良主義道路，從而推動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不斷進化，在消滅三大差別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他們憑藉民主憲政政治、混合所有制經濟、社會市場機制和福利保障制度這四大法寶，成功地實現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接，在歐洲建立了民主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即新資本主義社會。這是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生命力在西方改革資本主義的正果，既優於19世紀英國模式的資本主義，又優於20世紀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在歷史上站住了。

第三國際又稱共產國際，是列寧在第二國際鬧分裂拉出來的一支左派隊伍。列寧堅持用恩格斯摒棄的「1848年的鬥爭方法」（注7）指導徒眾，從「左」面修正了馬克思主義。20世紀末，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中越走上了改革開放道路，標誌著共產國際這一支的理論和實踐都已經徹底失敗。

對列寧的人品和學識都有深刻瞭解的普列漢諾夫說：「要是我指責他不懂馬克思主義，那就是在撒謊了；要是我說他死守教條，那也錯了。不，列寧不是教條主義者，他精通馬克思主義。但遺憾的是，他以不可思議的執著朝著一個方向(篡改的方向)、一個目標(證明他的錯誤結論是正確的)來『發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使他不滿意的只有一點，那就是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尚未成熟時應該等待。」（注8）

當馬克思在天國看到列寧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從德皇威廉那裡秘密領取經費發動十月革命的時候，看到毛澤東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幟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餓死幾千萬農民的時候，一定會搖頭嘆氣：「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注9）

看到民主社會主義的繁榮，蘇聯在20世紀60年代曾想回頭轉彎搞民主社會主義，被毛澤東鄧小平一頓「九評」（注10）給鎮住了。中國改革開放就是轉這個彎子，但毛鄧批修的餘威尚存，所以在毛鄧語境中轉了三十多年也沒轉出來。要轉好這個彎子，先要從毛鄧語境中跳出來，認識民主社會主義，認識毛鄧批的那個「修」才是本黨應當遵循的正統。

習近平舉起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旗幟，是從老根兒上撥亂反正。在中國，這可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中共建政後，毛澤東的主要失誤是領錯了路。誰也不敢糾正，誰也糾正不了。今天由習近平四兩撥千斤地給糾正了。

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注11）他領回來的是列寧版的馬克思主義。這是中共建政後一切錯誤和失敗的根源，一直影響到現在。多少次撥亂反正，因為不敢動列寧主義，不敢動被列寧歪曲的馬克思主義，更不敢動馬列錯誤的守護神毛澤東，只能找幾個替死鬼，還不能批「左」，只能批右，接著是一路「左」下來，一路錯下來。

習近平高舉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旗幟，是要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理論與實際脫節，指導思想與改革開放南轅北轍的現狀。在疊床架屋的指導思想中，錯誤的東西將被淘汰，正確的東西將被吸納，整合在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體系中，從此走上民主社會主義坦途。

從歷史上、理論上撥亂反正之後，中國共產黨應改名為中國社會民主黨，參加社會黨國際。（注12）歐盟國家多數是社民黨（工黨）執政。在黨際關係上,從此我們將擺脫孤立狀態，不再是異類，而成為民主國家信賴的朋友。

瑞典模式的成功啟發我們擺脫毛鄧的狹隘

瑞典社民黨是1889年成立的，屬於第二國際。當時一字不變地採用了由恩格斯創立的德國社會民主工黨的黨綱黨章。黨綱明確規定，政治上將通過民主選舉和平過渡取得政權。他們黨史館中懸掛的領袖像，前二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

1920年，瑞典社會民主黨和人民黨聯合執政，按照《共產黨宣言》的理論，將一批私營企業改組為國營企業。後因效率低下，引發經濟困難，1924年聯合政府下台。

瑞典社民黨信仰馬克思主義，但堅持理論要經受實踐的檢驗。他們從失敗中總結經驗教訓，果斷改弦更張，停止了國有化政策的實施。由此可見，只有民主政治能夠保證及時糾正重大的理論失誤和政策失誤。他們認為在生產效率低下，社會財富遞減的情況下，社會主義是建設不起來的。社會主義的關鍵，實現社會公平的關鍵，不是所有制，而是分配方式。他們得出的結論是生產資料必須私有化，這種私有化是以職工持股和小股民持股與大股東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為特徵的，以鼓勵私人企業創造更多的財富；財富分配必須社會化，由政府和工會來掌管，就是說由政府（在工會監督下）通過稅收把一部分企業利潤分配給弱勢群體，縮小貧富差別，建設福利型國家。這樣一種認識成為他們的新的施政綱領。

瑞典社民黨新的施政綱領受到各階層人民的廣泛歡迎。從1932年到2006年共74年中，瑞典社民黨執政時間長達65年，分別是1932—1976年、1982—1991年、1994—2006年。在習李新政全面推行，黨與人民的關係根本改善之後，我黨完全可以考慮放開黨禁報禁，實踐瑞典社民黨競選執政、長期執政的經驗。瑞典社民黨追求長期執政不是為了獨裁，完全是一種對國家對人民負責的執政使命感。瑞典模式啟發我們跳出「興毛興鄧」的狹隘眼界思考國家未來。

在執政期間，瑞典社民黨依據國情，審時度勢，帶領瑞典人民不斷探索適合本國的發展模式。他們創造了混合經濟體制。「用他們的話來說，既不是完全的資本主義經濟，也不是完全的社會主義經濟，而是一種混合經濟。所謂混合經濟，就是在所有制上，實行公有制與私有制混合；在分配製度上，實行按勞分配與按資分配混合；在經濟運行方式上，實行國家宏觀調控與市場經濟混合。」（注13）在1932——1976年連續執政的44年中，社民黨在與農民協會政治合作，與總工會和僱主協會達成社會契約的基礎上，進行了瑞典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改革，實現了經濟長期持續增長，使瑞典這樣一個被稱為「歐洲窮人」的北歐農業國變成高度發達和高度文明的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在人均收入水準、社會保障、教育、環境保護等指標方面，均進入世界領先行列。2006年9月瑞典大選前，瑞典社會福利位居世界第一位，人均GDP居世界第二位，國際競爭能力超過美國，列居世界第三位。

脫離列寧主義回歸馬克思民主社會主義

瑞典社民黨能取得這樣的成就，主要是從實際出發，不受教條的束縛。理論是行動的指南，不是整人的工具，因而敢於探索和創新。對國有化和計劃經濟的及時放棄，是他們成功的關鍵。他們試了四年就放棄了，而我黨走了20年，直走到經濟崩潰的邊緣才回頭。他們在上個世紀30年代，就達到了我黨現在對所有制和分配問題的認識水準，把分配問題提到首位，而我們直到現在還在爭論取消國有制為主體是姓社還是姓資？

民主社會主義超越了意識形態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孰優孰劣的百年爭論，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優點捏合在一起，並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顧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實際生活證明行得通的辦法、政策和道路，是積極的中性化。

但是社會民主黨的階級屬性並沒有迷失。瑞典社民黨黨綱規定：「在資本與勞動的衝突中，社會民主黨始終代表勞方的利益。社民黨現在是、而且永遠是反對資本主義的政黨，始終是資方統治經濟和社會的要求的對手。（注14）」我黨三十多年改革開放，最主要的失誤是這一條模糊了。

瑞典社民黨在代表工人利益問題上比我黨旗幟鮮明，而且政策辦法具體、落實、有效。在社民黨支持下，議會於1972年通過了《股份公司和經濟組織中職工代表權法案》，使雇有25人以上的企業理事會中都有職工代表。之後又通過《就業保護法》和《勞動環境法》，對企業主解僱職工的權力進行了重要限制，並加強了工會在勞動環境和工作條件等問題上的發言權。1976年通過的《勞動生活中的共決權法案》又規定了企業一切重要決策事先都要聽取工會意見，從而進一步限制了企業主的權力。

在勞資分配上，瑞典工人所得（工資加僱主為其支付的相當工資總額約40%的社會保險金）與資方所得（利潤加折舊費）相比已由二戰後初期的1比1，上升為60年代的2比1和70年代的3比1（我國2004年是0.65比1（注15））。這種發展使財產占有的差距也在縮小。1930年至1970年間占家庭總數1%的最富有者的財產占家庭總財產的比例由47%降到23%。社會結構因此開始由傳統的金字塔型向橄欖型演變。

我們在改革開放後，沒有執行勞資雙贏的政策，對不起中國工人和廣大農民工。某些地方政府引進外資時以保證沒有工會「搗亂」為優惠條件。在中國企業，不允許組織獨立工會，官辦工會一屁股坐在了資本家一邊，在勞資糾紛中沒人代表和維看護人的權益，以致2009年出現了通化鋼鐵公司勞資矛盾激化，憤激的工人打死總經理的事件；2010年雇用百萬員工的富士康，由於勞動環境惡化，連續發生14起工人跳樓事件。在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工人的份額太少，拖欠工資的事情時有發生。必須在理論上和政治上重新認識工會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徹底改變這種狀況。把工會做為黨操縱工人的工具是不可取的。

民主社會主義在中國是有歷史淵源的。中共在解放區建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有許多民主社會主義因素，可惜正確的路線中斷。毛澤東於1940年1月發表《新民主主義論》，政治上主張聯合政府，反對一黨專政，經濟上保護私有制，多種經濟成分並存，對資產階級採取又團結又鬥爭的政策，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當我們清算毛澤東的錯誤的時候，他的正確思想，他做過的貢獻，不應當被抹殺。

中國向民主社會主義轉變，是服膺馬克思恩格斯遺教，繼承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張聞天共同創造的新民主主義優良傳統，徹底脫離蘇聯模式，脫離列寧主義，回歸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定位。

註：

1．習近平這段話未見主串流媒體刊登，由多維網公開發表。

2．《資本論》第1卷第832頁

3．《資本論》第3卷第502頁

4．恩格斯：《反杜林論》，1956年版第294頁

5．2010年1月5日15:04 新財經：《陳同海石油大佬死罪活判》。

6．《十大巨虧企業年虧損達500億央企成主力》，2013年4月28日《中國青年報》。

7．即《共產黨宣言》所鼓吹的一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頁

8．普列漢諾夫《政治遺囑》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1頁

10．從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報》和《紅旗》編輯部的名義，相繼發表9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批判「赫魯雪夫修正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