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今日美國》5月20日報導，為了造成最大的影響，他們選擇了王府井商業街，這條北京市中心的大道。一個溫暖的春日上午，大約30名男子聚集在這裡，在數百名購物者面前吞下了農藥。據數名目擊者稱，他們集體倒地，口吐白沫。
隨著這些男子被送往醫院搶救，受驚的人群在社交媒體上傳開了這一新聞，而現場迅速恢復正常。警方當天稍後發表聲明稱無人死亡；當地媒體報導解釋說他們是來自東北的計程車司機，進京舉行抗議。官方的敘述就此結束。
但這些男子的命運以及他們用極端方式來傳播他們的不滿，體現了採用這萬不得已的戰術並不罕見。對於一些生活在中國的人來說，自殺是抗議的終極形式。
在西藏，2008年起，由於廣泛的起義令當局尷尬，開始了鎮壓和激進（抗爭）的循環，在過去6年裡已導致近140起自焚事件。西藏流亡團體稱，這些行動是因對中共壓制性政策的憤怒而引發的。
中國政府稱這些行為是「達賴集團」利用弱勢青年，並指責是「外國勢力」想要將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在最新一起自焚事件中，4月初，40多歲的尼姑Yeshi Khando在四川省一家寺院附近點著了自己。據報導她已死亡。那些在自焚抗議中倖存下來的人據信處境同樣嚴峻。
從表面上看，藏族僧侶和不滿的計程車司機可能沒有太多共同之處。然而，這兩個群體都被驅趕到放棄理性手段，用自我傷害的行動來引起人們關注他們的訴求。人類學家Margery Wolf曾觀察過毛澤東時代自殺的婦女：「在西方，講到自殺，我們會問『為什麼』。在中國，人們更常問的是『誰』？」
中國人的自殺通常都有一個外在的對手——一個殘暴的丈夫、一個殘酷的老闆，而不是心理健康、濫用藥物等個人問題。而且還有一個浪漫的傳統，從梁山伯與祝英台的傳說，到備受尊敬的官員及詩人屈原。
在一個專制國家，當局以同情之心對待一組計程車司機，就會有另外100多個群體試圖尋求當局讓步。在習近平統治的中國，自我表達與異議之間的差距更小。
這讓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迴旋的餘地。沒有一個公正的司法制度，批評者們被逼到類似的角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官方的冷漠、缺乏充分的法律保護、缺乏適當的代表性及令人窒息的抗議。
「當現有的申訴機制不起作用時，一些受侵害的勞動者就可能採取直接行動來抗議不公」，牛津大學中國勞工研究專家Jenny Chan說。「但自殺不應作為一種絕望的抵抗方式。」
那些計程車司機來自黑龍江省靠近中俄邊界的縣級市綏芬河。四年前，一項新的法律規定：當地司機必須隸屬於一家國有的經營公司，並禁止自由業的司機。這些營運者通常要收取大量的「管理費」，加上燃油成本、懲罰性合同及罰工時，在這個以高失業率聞名的地區，許多司機都在掙扎。
對此他們幾乎無能為力。雖然中國有工會，但是工會多由共產黨的幹部領導，以作門面。工會可能會組織一些活動，或教育工會成員有關政府的政策，但工會不提供集體談判或捍衛工人權益的論壇。在一些城市，司機們乾脆選擇罷工。這是為數很少的一種選擇，來要求當局給予一定的尊重。但這是一個冒險之舉。地方官員可能不會輕易忘記那些公開為難他們的人，因為他們的「穩定性」記錄是評判官員的標準。
另一種方法是信訪制度，這個古老的帝王思想至今猶存。幾百年前，受害者會採取堵路、在衙門前下跪等直接行動，讓地方不公正的行為獲得關注。如果還不奏效，他們就會進京告狀。
這並不十分有效。據2004年的一份調查顯示，每年在中國信訪辦登記的請求有1000萬件，每500個上訪請求中只有1個「得以解決」。
今年在省會城市已有數起自殺抗議，最近在武漢，一起騙局的受害者們喝農藥；在濟南，10名抗議者試圖從一個商場的屋頂跳樓。那些已經投訴了幾個月或是幾年卻無果的人們，通常會選擇北京作為最後一站，而不是他們的家鄉省份。「自殺是強烈的個人行為」，Chan說，「而且也是社會性的」。
2013年8月，一組21人，也來自黑龍江，企圖在北京西客站附近集體自殺，因為一家鐵路公司未能兌現給他們的孩子提供工作。四個月後，13名房主也試圖做同樣的事，因為他們沒有獲得拆遷賠償。在去年7月的兩起事件中，5位訪民在一個警察局裡喝毒藥，來自江蘇的5男3女在《中國青年報》的辦公室外也是服毒自殺。在中國，喝農藥是最常用的自殺方法，因為農藥普遍可以弄到，以及不大可能急救。相比之下，在美國，超過50%的自殺是用槍枝。
有時，即使是防止這些事件的安全機構成員也可能走向同樣的結局。12月份，6名前黑龍江警察試圖在高層領導的中南海大院外自殺抗議失業。他們選擇的是一個尤其敏感的地點：天安門廣場周圍的地點都有重度警力，警員們配備了處理自焚的滅火器。「我有慢性白血病」，該團體一名成員告訴《自由亞洲電台》，「沒有辦法，唯有以死抗爭」。
這種絕望並不局限於那些直接受到迫害的人，也可能發生在表面上活在自己中國夢里的人。為了追求這個夢想，許多人開始到遙遠的城市從事低工資、低地位的工廠工作，後來發現自己沒有前途。
2010年的「富士康自殺事件」使他們的困境獲得國際關注——在單單一年裡，18名員工企圖自殺（14人自殺成功）。該悲劇曝光了他們的命運，他們離開家鄉農村，正如富士康手冊里所說的「奔向最美好的夢想，追求壯麗的人生」。
Chan和Pun Ngai就富士康自殺事件為2010亞太雜誌（Asia-Pacific Journal）做了一份詳細調查，研究了這家科技公司在深圳龐大生產線的軍國主義工作文化，並得出結論：許多農民工發現他們的期望與現實的巨大落差簡直難以承受。Chan說，「那些弱勢工人受到難以承受的壓力，在發生危機時無法忍受的痛」。她把這些壓力比作「一種『殺人』形式」。
來自農村的工廠工人是外地人，他們沒有城鎮戶口的特權，沒有家人，沒有業餘時間。但隨著他們意識到自己的中國夢不可能實現時，「他們唯一的選擇是很人性化的」，勞動學者Russell Leong對該調查說：「扔掉或毀掉他們自己的身體，作為一種表達挫折和反抗的姿態。」
正是這種「姿態」，把這些被剝奪了權利的人們在他們最後一個賦權行動中團結了起來——無論是僧侶、計程車司機、農民，還是工廠工人。「對於我們被稱為農民工的人」，一名富士康工人寫道，「我們用死亡來證明我們曾經活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