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正式寫下這個異常沉重的標題《畢節兒童是系統性崩潰的犧牲品》。這個標題在我的腦海中沉澱了超過一個星期。是的，一定要寫篇文章，祭奠這個道貌岸然又極其弱智的時代。
詩人李南在《盛世》中寫下這樣的句子：
少女熱衷於星座
中產者忙於移居海外
只有養蜂人走遍山坡
只有沿途的風，認真吹拂……
我的國家看上去枝繁葉茂
我的人民卻枯槁如經霜的草木
誰令我們喝下這致幻的迷劑
如同倒影中的納西斯
……
現實生活中，藉助網際網路每秒30萬公里的傳播速度，幾乎每一起非正常死亡的屍骨上面，都會站立起數不盡的高尚名義下的人間表情。貴州畢節4位未成年留守兒童自殺身亡，屍骨上同樣站立起無數的道德至高點。然而，當我們真正用頭腦而不僅僅是用眼睛去親近那片貧瘠的土地，才會發現，你想做你要做的，人們都早已做過了，而防不勝防之下的萬一之失，你就是呼籲再嚴厲的行政問責，也不能避免下一個悲劇的再次發生。
在閱盡人間臉色的千般表情中，最讓我心塞肺堵耿耿於懷的，是一個被微信圈廣為傳播的帖子，那帖子說，孩子們自殺當晚，鄉鎮幹部和學校老師名為家訪事實上是去逼孩子們繳納「計生撫養費」，因為最小的孩子屁股上有刀傷。天哪!這個，想想都覺得邪惡得無以復加!如何設想它竟能夠像強制拆遷一樣興師動眾被實施?雖然多年來我一直對政府批評的多誇獎的少，計劃生育過程中拆房搶人的事情也發生過不少，但我終歸是無法想像竟然會有人直接向最大13歲、最小5歲的孩子逼繳「計劃生育社會撫養費」。對此我既不轉發也不評論。還好，2015年第24期《財新周刊》(出版日期2015年6月22日)的《畢節留守兒童之殤》(作者：王婧)多少為我們還原了部分真相。文章說：
「2011年，張方其(4個死亡孩子的父親——大煥注)一家六口決定回鄉。村幹部稱，張方其一回來，就一次性向當地鄉計生辦交了社會撫養費9900元，為三個女兒辦了戶口。『他們在外面還是掙了些錢。』有村民說。他們回來後就開始翻修房屋，花了大概10多萬元，修建時還獲得政府農村危房改造資金1萬元。」
「楊小琴是2014年9月才當張啟剛(最大的13歲孩子——大煥注)的班主任的。她說，對這個孩子，她給予了特別關注——在全校545名學生中，父母均外出打工的留守兒童共有158名。但只有張啟剛和他的妹妹們，在村里沒有任何監護人。學生監護人的聯繫方式，留下的是父親張方其的電話，但這個電話時常打不通。
「在田坎鄉，確保每一個孩子都正常上學，這是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5月12日，幾名班主任將家訪情況以書面材料的形式提交給校長。隨後學校也向上級教育部門和鄉里做了匯報。此後，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包括老師、校長、鄉村幹部等人員的家訪共11次，均遭遇『閉門羹』。楊小琴說，她一度希望砸門進入，但有鄰居提醒說，不能砸，萬一孩子從樓上跳下來怎麽辦。她遂放棄了砸門念頭。」
在這些可以感同身受的事實面前，一切關於學校、老師、鄉村幹部不夠盡責的指責，一切關於社會和民間救濟體系給他們一台電視、一部電話之類的美好想像(孩子家裡其實有電視也有手機)，一切出了事故之後要嚴厲行政問責的訴求，似乎都只能用統一的「隔鞋搔癢」四個字形容最恰當。
「據共青團畢節市委的統計數據，畢節全市共有18萬名外出打工人員，其中父母雙方均外出打工的留守兒童共有164608名，占適齡入學兒童的10.6%。」大家可以想像畢節一個市有多少公務員、有多少教師，為了這16.5萬問題比正常兒童多得多的留守兒童，他們平時要多付出多少心血?設身處地想一想這些身處最基層、工資微薄的公務員和普通教師的處境，我想他們早就已經心力交瘁不堪重負了!相比那些偶爾來一下、成就感滿滿的外來義工組織，他們常年重複著同樣的努力卻是迎來不斷的挫敗，挫敗，再挫敗!因為，只要一個失敗就是滿盤皆輸。成就看不見，失敗卻歷歷在目驚心動魄。
有人把矛頭直指家長：「不珍惜親情，只埋頭掙錢，人沒了要錢幹嘛?」但這不過是新時代版本的「何不食肉糜」，飽漢不知餓漢飢。類似張方其這樣父母背井離鄉、妻離子散的家庭，在中國數以億計。「在這深山中，除了種玉米，村民們沒什麽別的經濟來源。若夫妻雙方都守著玉米地，連能否維持一家生活都很難說。」
有一個辦法可以安慰那些主張農民不要背井離鄉跑到城市、而是要回去建設家鄉、「建設新農村」的人們的心，那就是直接把農產品價格提高10倍。2014年中國GDP總額是636463億元，農林牧副漁等第一產業總和是58000餘億元，占GDP總額的9.17%。第一產業產值價格提高10倍，60%左右的農牧漁民創造的產業就基本可以和另外40%的人創造的第二、第三產業市值齊平，從事第一產業的人就基本上可以不必妻離子散背井離鄉進城打工。如果把第一產業產值價格提高15倍，就可以實現各行各業「均衡發展」、城鄉收入基本持平。
但這是不可能的!
首先要說一個超出許多人「常識」的問題：我們的農業是過剩的!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2013年6月曾在《小康·財智》撰文《農業過剩問題不能迴避》：中國的農業安全永遠講的是量的安全。菜賤傷農，很多人仍認為只是個別現像。但事實上，無論人們承不承認，農業過剩問題已經存在，不能迴避。聯合國糧農組織組織54個國家的專家作了一份報告，明確指出了中國農業過剩問題，但卻未能引起國內各界的關注。世界上80%的大棚也就是業界常講的設施農業集中在中國，全球67%的蔬菜、50%上的豬、50%的蘋果、40%的柑橘，都由中國人生產，但我們的人口只有世界的19%。這其中的浪費問題不言而喻。但很多地方仍嫌不夠，直到菜賤傷農。2010年國務院公布的面源污染普查報告顯示，農業已經超越工業和城市生活，成為中國面源污染第一大污染源。也就是說，農業造成的污染遠大於工業，遠大於城市。」
供應過剩一定會導致價格下跌，這是經濟學的鐵律，一直跌到像現在的價位上為止。而且還有一個阻擋不了的世界性規律：隨著工業化、資訊化、城市化的到來，第三產業產值遠超第二產業，第二產業產值遠超第一產業，第一產業產值越來越變得微乎其微!今天中國第一產業產值占GDP總額9.17%，用不了多久就得像美國一樣占比只有1.2%，而且還會越來越低!那麽，讓青壯年農民帶著孩子老人一起進城、減少農民而不是讓他們就地「建設家鄉」就是唯一辦法。
我們當然可以設想，利用強大的國家強制力量，強行把農產品價格提到現在的15倍水平，以此來大幅度縮小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但那樣的結果首先是相當一些呼籲城鄉均衡發展的，以及城市中低收入階層會吃不起飯吃不起菜吃不起肉了!他們要挨餓怎麽辦?他們反過來罵政府，會把「賴昌星」當做救命恩人，神州大地一定會突然冒出一萬個「賴昌星」，只不過這回「賴昌星」們走私的是不是石油，而是糧食蔬菜水果和肉。而國內第一產業的產品則因質次價高全部進入滯銷行列，農民被迫再一次以更大規模、更迅猛的速度湧入城市謀生!
中國這個時代很奇葩，人們對結果平等有著近乎狂熱的偏執。他們不相信邏輯，迷信「決心」和「信心」;不相信人與人之間的差別甚至大於人與動物之間的差別;他們甚至不相信自然和社會的基本規律，不相信基本的經濟邏輯。
在這麽長時間裡關注貴州畢節兒童自殺事件的過程中，我讀到最溫暖、最有人情味的文字，不是那些道貌岸然的指責，不是那些隔山打牛的關懷，而是這樣一段貌似非常冷酷無情的話：「畢節的那個父親進城打工每個月寄回來700元，但是在村里夠四個孩子活著了，這就是城市給他們提供的機會，父親被禁錮在土地上，是沒法養活四個孩子的。但是他的策略有問題，13歲的哥哥帶3個妹妹，最小的5歲，沒錢狀態下帶三個孩子的壓力誰想過，洗衣服做飯都能累死人，這可能是哥哥崩潰的關鍵。大家總是譴責用童工的資本家，說黑心，我要提醒的是，家務勞動里也有童工。如果哥哥能出去做學徒，每個月能匯回來500元，那1200元照顧3個孩子，村里可能就有親戚願意做這件事了。好多人好面子，賺點錢回家蓋個房子，聰明的人好里子，賺點錢學技術，換工作或者開小買賣，把孩子就接進來了。」(熊太行《愛留守兒童方式很多，但罵城市和城裡人顯然是不對的》)
我們認為用經濟理性來思考問題是很俗的，親戚朋友之間談錢更是俗不可耐，甚至是毫無道德可言。我們想用道德來代替經濟理性，結果卻是這個社會既無理性，也不道德，更不經濟!
先看道德。我們不願意大大方方地談經濟，大大方方地談錢，於是，我們每個人、每個家庭都成為孤島。比起地方政府官員和學校、老師因受到道德和社會壓力而犧牲業餘時間、利用公共資源(不經濟)給予4個孩子特殊關注不同的是，孩子與親人之間的冷漠到了恍若隔世的地步!
「按同村人描述，張父有家暴傾向，張母忍無可忍，離家出走，另組家庭。張父也不是稱職的父親，一心想把小孩丟給張母。父母婚姻破裂後，本來和張啟剛還有些聯繫的外公外婆也淡出了孫輩生活。」
「任希芬後來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她『實在不能忍受家暴』，2014年3月離家出走。此後，任希芬又和那個男人生下一個兒子。任希芬的新家，距離張家不到1公里。但直到孩子去世前，她再也沒來看過孩子，也沒有給孩子們打過哪怕一個電話。自張方其和任希芬夫妻感情破裂之後，孩子的外公外婆也不再認他們。」
「家裡沒人照應，張方其打工斷斷續續。他農忙時節回家務農，閒時出門打工。在父親出門打工的日子裡，孩子們就處於無人照看的狀態。家裡大大小小的事兒，都由張啟剛一人打理。」
親人之間的隔膜與冷酷，其實背後有著非常精細的經濟學和社會學算計。只不過無人點破!長期在惡劣的貧困狀態下生存的人們，出於本能的自保需要，一分錢、一寸心的慷慨往往都不願意付出、也不敢付出。怕一旦付出永遠被無償「粘上」。無數人在詛咒城市的冷漠、鄉村的淳樸，其實不過是無知情境下的夢想烏托邦而已。封閉鄉村人們對外的熱情好客與對內的慳吝苛刻，就像他們所在的國家一樣，一體兩面，千百年來都長著一雙精明算計後近乎本能的勢利眼!
很多媒體都關注到孩子父親張方其的家暴，但《財新周刊》這篇報導告訴我們，他的家暴是在妻子留守期間與別人「好上了」之後才發生的：「村民們普遍提及的一則『八卦』是，在張方其外出半個多月後，任希芬就與村里別的男人『好上了』。村民們說，此後他們夫妻感情不和，經常當著孩子的面打架。這與他對待鄰居的沉默態度截然不同。任希芬在外地打工期間，與那個男人生下一個女兒之後，張方其還曾經給她一筆錢，用於治病，惟一的條件就是讓她『也管管咱們的孩子』。村民們說，父親在家的日子裡，四個孩子時常臉上掛著笑，跟著父親一起下地幹活。」
由此可見，張方其也是一個因為承擔責任而像狗一樣忍辱負重的父親。不能說多麽稱職(尤其是觀念落後沒有把錢和孩子留在城市身邊)，我們許多人卻也不見得能夠比他做得更好多少。任希芬除了一年多時間不過問孩子一分一毫令人不可思議外，其它的所作所為(包括出軌)，似乎也沒有特別能夠指責的地方。
綜上我們可知，在4個未成年留守兒童的自殺事件中，其實每個身處其中的人都是盡了相當力量的，但我們絕對不能說這只是一個意外!這是一個必然!我想只能用「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八個字才能準確形容!不是我們不努力，從上到下，我們每一個人似乎都很努力，都累得要死。但是我們缺乏基本的系統性思維，大局、方向錯了，越努力越悲劇。
哪裡的方向錯了?大方向在這裡——解決問題的鑰匙在城市，我們從上到下，在宏觀視野和宏觀決策上卻把它放在了鄉村!根本的解決之道在於經濟手段本身，我們卻把它訴諸於道德、情感和行政力量!正確的辦法是賦權(土地權、自由遷徙權)，自下而上讓每個個體和家庭變得強壯有力量，我們的訴求卻是期待自上而下的監管、關懷，以及政策對農村的「特殊關照」!
於是悲劇就成為必然!這就是本文標題所說的「系統性崩潰」。整個系統設計錯了，相關環扣中再努力也無濟於事，甚至適得其反!借用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大失敗的總記錄」的說法，由於宏觀的思考和政策方面已經南轅北轍，「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
周其仁教授說：「中國人一定要賭高密度，現在很多人都在談城市生活品質差，壓力大，千萬不要聽信他們的讒言，批評城市的人都住在城裡，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讓別人離開，給自己留下生存空間。農民工剛進城都會有這樣的感受，怎麽干什麽都花錢，等過一段時間又有這樣的體會，干什麽也都能賺錢。」
在系統性崩潰的過程中，我相信少數人是因為無恥，就像周其仁先生說的想讓別人離開城市，給自己留下生存空間。更多的人則是因為無知，相信均衡發展的鬼話和白日夢。
我們不希望有下一個張啟剛遭殃受禍，唯一的辦法是幫助、引導、鼓勵更多的農民工在城市定居下來，他們的孩子更好地和父母在一起，在城市更順利地上學、高考，更快樂地成長。而不是天天想著讓他們和他們的父母回去。故鄉是回不去的!這是自然發展的規律，人口越多、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越大，城市集中的趨勢越明顯、集中的速度越快。
這篇文章寫得我心力交瘁，子歸啼血，喚不醒國人頑固的陳舊思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