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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苗:在大陸民間發現行動

陳永苗:在大陸民間發現行動

漢娜·阿倫特在評論本雅明的批評工作時指出,“採珠者潛入深海不是去開掘海底,讓它見天日,而是在深處撬開豐富奇瑰的藏物,獲得海底遺珠和珊瑚,將其帶出水面。”我身在維權運動十多年,對維權行動有所思考,特寫出來,也算一個深海採珠人。

發現行動之知識分子身份危機起點

民主常識啟蒙多了,就像你老父母,啰啰嗦嗦的,又沒法實現,會讓你心裡暴跳如雷煩死的,是會逆反的。不逆反的是,是那一些源源不斷的新手加入和一大批堅持民主常識的教條化白色五毛。也就是新生和外在力量的加入,才使民主常識這個旗幟舉得下去,而不用行動。

只有民主常識持續不斷地啟蒙教條化,很容易讓有思想力的年輕人和新人,產生背叛,因為他們的上升空間被堵住了。八九一代背叛者之於四五一代就是這樣。不滿於民主常識,背叛和超越的渴望,是我自己當一個自由主義者經常要自我克服的,於是去想維權,行動,民國等等。我煩透了民主常識的啟蒙和白色五毛,對八九一代背叛者的悲慘遭遇心有戚戚。當然我嚴防死守,避免因為反對四五一代,而站在共黨那邊去,我乾脆用民國,比四五一代更絕對更徹底的漢賊不兩立立場,杜絕了。

我經常被網路左派罵,就在網上罵共黨有啥用。挺有意思的是,下一步他們就開始擁共。也就是說,他們是首先基於行動的渴望,然後用立場代替行動,在黨內用擁護黨的立場,作為行動,只要是看起來是行動就好,就超越了罵共黨沒用的日常性和困境。

八九一代背叛者是基於行動渴望而背叛的,它是一次私奔,是一次針對四五一代的娜拉出走,當然娜拉出走後成為體制胯下的性奴,可是這性奴會一邊呻吟,一邊恨著四五一代。這時候,體制就是他們的男的性工作服務者,這裡有著精神上的阿Q精神勝利法的主奴身份辯證轉化。作為一個陰性的孩子,他們心理只有四五一代,而把體制當做機緣和利用的。就像一個囚犯在監獄裡,不斷調整心態,最後把入獄當做修煉和恩賜的自由。這種轉化是很容易發生的,一種純意志的勝利。

我對八九後行動之路被堵塞很理解,於是要麼轉入書齋里的革命,要麼遁入家庭,要麼遁入教會,要麼遁入文化,要麼自殺,要麼遁入黨的懷抱。

我倒認為,八九一代背叛者對四五一代的關係背叛,提升了一種可能,那就是在體制和磁場內,產生了一個旁枝,是個封閉的小世界,它的起點是四五一代,而不是共黨體制,雖然與體制糾纏不清,但不再以共黨體製為起點。也就是說,從四五一代開始,對共黨有著話語權爭奪撕裂的可能,道統再次像幽靈一樣復活,而八九一代背叛者畫龍點睛,顯現出來,通過兒子的背叛和弒父情結的發作,四五一代終於是父親是起點,而爺爺已經虛無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當下要發動對四五一代的代際戰爭,是為了強化這一“沒有黨很重要”的小世界。

不要和八九一代的背叛者強世功、蘇長和們點對點的駁斥,以為扛個旗幟往前衝殺,旗幟能保證民眾一定跟上,一定支持,一定跟隨,這是預設是不成立的,八九後的歷史經驗可以證明,民眾不一定站在旗幟下面聚集,相反專政恐懼和和利益分贓往往讓他們是身在曹營心在漢,東食西住。

我憂心的是,從四五一代到八九一代背叛者這個小世界的對未來的影響,也就是改革對中國和未來是如何一場可怕的,瀕臨滅國滅族的浩劫。德國改革讓德國變為法西斯主義,中國改革讓共黨體制中本來就有的法西斯復興起來,影響中國未來幾十年。去面對和闡述理解八九一代的背叛者,致力於與他們的精神搏鬥,也許能出點拯救之力。

絕望是沒有用的絕望。到了經濟危機總爆發的時候,誰的絕望都很多。現在絕不絕望沒啥用,都不敢站出來。共黨的統治真不是尋常政治公理所顯示的那樣,別說什麼人心向背決定命運,在這裡停止運行或者凍結失效。

像強世功們這樣的八九一代背叛者,其實根本不愛黨,他們只愛自己。絕對自私自利的個體主義者。就像一個美女說如何愛一個男人,其實她只愛自己,利用愛男人來愛自己。也就是有著身份認同危機的一群人。

我提出一個八九一代的背叛者,站在天安門廣場上又偏離的八九一代。強世功們的表現算八九一代的心魔發作,幾乎大部分八九一代心理都有,就是暴露與否的問題。類似於十二月黨人被鎮壓後轉向沙皇崇拜,把自己的成為人上人的身體渴望投射於移情於黨媽身上,也就是八九一代背叛者借黨媽擁護黨媽來澆自己的磊快,對著老師四五一代和同學八九一代,其實與黨媽關係不大。黨媽需要的是,八九一代背叛者聽話別鬧,給點小餅在邊上吃乖,是不喜歡他們說話的。除了黨媽召喚,否則沒什麼事,別事兒媽。黨媽裝得努力傾聽八九一代背叛者的聲音,其實還是把他們代表了,把他們趕出政治,不讓他們參與。估計八九一代背叛者一邊心理罵黨媽,一邊在微博上說黨媽的好話。

在體制內,由於四五一代壓著還有科層體制對政治公共性的隔離,他們就是小官副教授,也找不到內心滿足感。在體制外,民主大業亂糟糟的,沒前途,沒法參與。他們到底是誰呢,八九一代的背叛者提出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等法西斯主義話題,可以證明這一點。就像北京衚衕里小市民,需要吹噓來證明自己高外地人一等,要是高官在外地人那裡反而願意和光同塵。

八九一代背叛者的身份危機,需要轉化為行動,或者獲得超越性的民國身份。身份認同的危機靠行動打破,行動及其後果塑造新的身份,或者讓舊秩序承認。不行動者,恆危機。

如何將在49秩序內中共體制內外的身份認同危機,從立場表達轉化為行動呢。也就是說立場表達是行動在沒法行動時的替代品,而行動的發現,需要從極為浩蕩的立場表達處入手,轉化為行動。當有立場表達,不管是擁護還是反對,是改良還是革命,是逃離還是加入,都是必然遭遇的政治問題發揮了作用,有了立場,就要表達立場和致力於實現的行動,表達立場過去被當做行動,形成啟蒙運動,有了維權運動後,維權壓倒啟蒙,立場表達遭到嘲笑和否定,不得算作行動,但是現實中的行動,如街頭示威還是立場表達,真正的行動就是示威的之上的暴力問題,非暴力之上的暴力問題。

暴力與非暴力之選擇,除了與現實約束性條件約束沒法干外,幾乎全都是屁股決定腦袋,有了或者幻想自己有體制內外的優越位置,就要溫和姿態,並且指控別人激進要顛覆。要把立場表達之洪水以及下面內部背後對社會的帶動,就像泥石流一樣,利用起來,我認為能夠把立場表達作為一種行動的,也就是光是喊個口號,穿個國旗衫就有鮮明的政治意義的,施密特說政治就是劃分敵我,聯合與分裂,穿個國旗衫就足以震撼人心,你們是共黨對立面的,就與大陸49後體制內外一切體制因素斷裂開來。因此,就是一種審美,一種娛樂,一種時尚,他就是有最強度政治性的,就是行動。49秩序之內的立場表達,包括反對它的,都不夠成行動,因為在一個去政治化的時代里,恐懼焦慮支配的時代里,支持共黨和反對共黨的,都是微弱的,除了表達,註定不讓你行動達到你的目的,絕大部分人和主流意見是不支持也不反對維持現狀,也是害怕退迴文革與前進到革命模式,與台灣人的維持現狀一樣。那麼有著維持現狀的偽裝,不干涉不介入當下政治權力格局,而且作為高於頭頂的星空,民國立場的表達,就是一種行動,填補了大部分人只能立場表達而沒法行動的缺陷。這是滿足行動渴望最低最小成本,消除在中共體制下身份承認的精神危機的方便法門:你做不了人上人,你就做民國人。

我自己所做的或者促成的行動,沒有抵達暴力的高度,在楊佳的陰影之下。能有突破性的行動,就是拿自己生命去冒險,換取血酬的自由。拿著生命去冒險,科耶夫說這是人超越動物,基於身份承認的歷史內涵。不敢賭命的,不把自己人頭掛在褲腰帶的,基於自我保存的行動,最後都被吸納入立場表達之洪水中,為了自我保存,依附或者逃離於某種既定秩序。尼采說,行動有著它自己的思想。既然是行動,致力於改變人與人的關係,是撕裂還是聯合,那麼一定是在特定的社會關係當中,受社會關係的制約還是突破,形成脫胎於舊社會關係中的新社會關係。既然我們沒法有真正的行動,那麼就去發現我們之外的好了,尤其帶有群體性的(群體性就意味著群眾暴力,人少就溫和,人一多就自動靠近暴力,這也是個體維權好收割,而群體性維權不好收割的原因)和暴力抗爭的,這兩種抗爭是如何締造塑造新的社會關係的,把它發現出來。如把楊佳之刀之內在偉大思想給發現出來,發掘出來,呈現出來,讓他匯入河流,並且成為主幹道。不是我們創造了行動,而是行動主動找我們,遭遇我們,行動之於我們就像天降瑪哪於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我們需要乾的是清晨走出帳篷去領取。教條化的,沒有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人,就不是凌晨中新生的乾乾淨淨的人,也就沒法走出帳篷去領取。發現行動基於自我批判,帶著有色眼鏡即使在行動的海洋裡面,你都找不到一滴水。光有批判沒有自我批判,就像以色列人光痛恨埃及人的奴役,沒有自我懺悔是沒有瑪哪吃的。

基於行動的左翼自由主義

袁世凱說過:清廷如千年老樹,必須不斷左右動搖,最後才能連根拔起。同理,只往右邊推,不往左邊推,不是拔樹之道。過去往右邊推得很過,如今再往左邊推,也許就能連根拔起。

左翼自由主義的譜系是一直在的,而且比右翼自由主義更原始一些,兩手抓,一手抓自由,一手抓平等。2005年我在網路上為抗日風潮鼓吹為憲政愛國主義,有人在凱迪貓眼看人論壇跟帖說我和徐友漁被王滬寧寫入思潮報告了,後來我看到一份王滬寧寫的報告,沒我什麼事,但是把徐友漁和秦暉列為新左派。自由右翼的新左派,大概就是左翼自由主義。已過世的陳子明也非常注重毛派,也有左右兼顧的意味,有一次在烏有之鄉我們開完會,范亞峰請客,陳子明還說他自己在兼顧左右的努力和效果。左翼自由主義不過就是不夠顯赫,而被人無視。

像格瓦拉變為商業符號一樣。結出來的果子是消費主義,不管是誰幹的,什麼動機。老百姓對習近平的崇拜,其實也是消費主義,沒有政治崇拜的含義。所以過渡闡釋的還是對其批判的公知和右派知識分子,過渡的批判才賦予其政治崇拜的假象,延續了其專制合法性,就像一塊快裂開的鐵片,蠻鐵漢一錘打下去鐵片縫隙更小了,他們應該另想辦法,而不是路徑依賴拎鎚子敲下,傻逼卻以為自己牛逼,很有良知。我對公知和右派知識分子招式過老造成的危害深惡痛絕。我們在沉沒的船上想跑掉,這一些人卻拉住我們強迫我們和他們一起罵,最後害得我們一起淹死。有個故事說,有個資深自由主義“馬列主義老太太”對一個九零後中學生嚴肅的教育道,你們不要受共黨教科書謊言的灌輸,中學生說我們考完就全忘了。壓根就沒記住沒進入生命記憶,可是這一些“馬列主義老太太”是不幹的,一定要在這些小孩身上刻上醜陋的假“裝吐狼奶”痕迹,本來就是乾淨的,還要塗鴉一下。

對習近平的宣傳,就像包子事件,結出來的果子是消費主義的,不管是誰幹的,什麼動機。習對此很失望,因此召開文藝座談會,說文藝不要被市場俘虜。習近平至少希望對其是文化政治崇拜,硬度硬一些,但文化政治經不起消費主義捆綁軟化,就成了幾乎沒有權威價值的商業符號。種下龍種,收穫跳蚤,這種結果的出軌,毛澤東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也碰過。

我曾接受法國《世界報雜誌》的採訪,談到中紀委披露官員通姦問題,我說中紀委這幾年沒法發動民眾鬧運動的文革,只能劍走偏鋒,利用民眾的性饑渴宅男的性妒忌,設置官員的性權力腐敗議題,例如抓一個大貪官,不管有沒有先說一大批女星被他睡了,例如二奶反腐,沒法讓民眾搞政治,就搞色情,色情與政治是網站點擊量最高掛頂的。色情文革的做法,也是消費主義的,最後中紀委的反腐敗政治目的,被消費為各種日本A片,因此是雙刃劍。

習近平與體制身子的左邊有著分崩離析。改革時期我們對體制左翼異常痛恨,寄希望於右翼的發展造成體制內部瓦解奔潰,以及右翼延伸於社會,來做大社會基礎,可是與狼共舞成了狼小妾二奶。左翼就像中共的大老婆,用家法控制我們,於是我們找知識分子和市場改變中共,結果成為小妾二奶,用軟性的更加無形的政治經濟手段控制我們,例如房奴。

中共把自己的床搬到小妾二奶房裡,這時候大老婆很憤怒很生氣,就要找麻煩,找麻煩就會出亂子,這就是我所說的從黨內文革到民國革命的路徑。

體制的右邊分崩離析的可能性已經結束,改革已死多年,改革的受益者早就是黨的人了,有的人期待成為受益者,遲早都是黨的人,很多改革的受害者已經從右翼移到左翼,中左中右聯合收縮,與極左極右斷裂開來,官民矛盾成為主軸。當改革成為專制基礎,體制的左邊身子就分崩離析,文革或者與文革相仿的路數如法西斯主義就成為體制的自我拯救,就像當年改革是體制的自我拯救,左右分崩離析都是在自我拯救中出現。

習近平的登台正是如此背景,其試圖挽救黨,給左翼帶來了粉紅色希望,這希望加上這希望今後幾年沒實現變成的絕望,會加大震蕩,體現為黨內文革,給右翼帶來灰黑色絕望。就像做大當年的改革希望以加大分崩離析,當下必須從右線撤離主力軍,加入左翼,分析觀察左邊是如何變化的。而以民國立場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絕處逢生,以吸納右翼的灰黑色絕望。

體制的左邊分化,就像在陰影里,為自己沐浴在陽光下的人們看不到。而我看到的頗多。2003年後與官僚左派不同的底層毛主義的興起;工人運動採取憲法權利框架;官僚左派採取憲法語言維權和捍衛共黨如鞏獻田;在市場經濟的改變下,整個左派開始在三十年後接著右翼的尾巴承認市場經濟,主張社會主義憲政,開始遠離專政的說法。右翼向左,左翼向右,位置互調。因為左翼思潮還是左翼知識分子官僚集團的,他自己沒有行動與決斷上,必須由黨來,即使嘴巴上說為了民眾,其實與民眾之間的距離與右翼一樣遠。因為左翼比右翼更忠誠於專制體制,當左翼有右翼的變化時,意味著這個體制已經走到了盡頭,更具有標誌性和臨界點意味。習近平的上台,力圖以毛主義凍結左翼的變化,會加大體制的變化,例如減小三公消費的措施會加大體制底層官員的怨氣,我看他們上街的慾望都蠢蠢欲動了。

另外一個談女權的“一路向左”。我把男權之當下自我主張當做對女權運動之自我批判,自我批判是內部的,在不否定的前提下要求調整或者反對,批判本來的含義就是促成完善,而不是摧毀,自我批判更是完成這一目標,就像《天龍八部》之掃地僧用佛經划去少林武功之戾氣。批判尤其是道德批判,本來致力於維護統一性,卻對手段是否達到這個目的不加以自我審查,還有因為批判把批判者自己帶進場的影響因素,沒有加以審查,總是棒打別人而自己燈下黑,因此批判者需要自我批判和別人的反對提醒。自我批判依託於女權運動之行動,其批判者不需要自己身體在場和行動。而批判則需要。當政治反對本來是對八十年代知識分子身份建構的自我批判,卻“激進”搞成批判,這時候就會被要求政治反對要求別人所做的:行動(革命)。

一路向左,不斷向底層靠攏,這是自我批判的一種簡便方式。本來女權主義運動就是激進左翼運動,可是在中國只要打開市場有了較大影響力,就像固話在右翼。固定在右翼,不斷擴張不斷在場就會顯示其與專制之間的曖昧性。以無政府主義激情為發動機的小市民小資產階級權利運動無不如此,例如經濟自由,如言論自由。成為專制二奶與底層婦女,這是底層民間發展的宿命性空間,如官場經濟與市場經濟在中國混合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這時候強調市場經濟的原教旨面目的知識解決,是沒用的。正如強調女權運動的原教旨,無助於解決城裡精英女性與鄉村底層女性的女權之間差異。政治問題從來不是知識問題,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也不會因為強調原教旨而沒了主導的官場經濟。如果要捍衛市場經濟,就要一路向左向底層靠攏,正如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顯示,底層更需要真正公平的市場經濟。我相信底層鄉村婦女更需要真正的女權運動。

權利運動就是對自己權利的主張,首先要的就是能跳出私域,走上公共舞台。由於國內殖民和政治賤民的規定,以及中共體制的吸納分贓機制,底層鄉村婦女是走不上舞台的,沒有話語權的,流氓燕找不到幾個,所推動的得不到較大關注,相反正是依附於毛澤東時代開始的婦女解放的政治空間,小市民小資產階級的女權運動很有市場,並與國際社會接軌,擁有較大的話語權和公共舞台。這種女權運動有著好大的嫌疑,是依附於體制和男權的女權,是固定在右翼的。這是維權運動發生在中國的通病,需要不斷一路向左向底層靠攏,不斷激進化左翼化,方能達到自我批判和超越。

朋友圈一交流女權話題,大家都是女權主義者,以捍衛女權和女性尊嚴為榮,可是酒一多,就開始控訴自己在現實中飽受“女權”之壓迫,再喝下去就要抱在一起失聲痛哭。自由在英文中本為特許,在政治自由的政體中因政治自由,特許權獲得普遍性變為自由,在專制中的自由,永遠是特許。鳥瞰世界歷史,男權之暴虐女權之弱本是事實,女權需解放,可是社會改造如果借籍政治手段,如毛的女權解放,其結果就是人工贗品,是花瓶。

可以說女權解放至少在東亞與憲政自由,並沒有統計學上的關聯,專制中的中國,女人的地位比民主的韓國日本台灣更高,甚至高過美國。在專制下的特權,服從於統治階級的需要,往往會比民主國家的自由程度更高。就從社會結構的內在關聯而言,女權的畸形解放,是一種整體的不幸,少數人的虛無,於女權整體之自由進程,未必是最前面的火車頭,就像中國之經濟自由未必牽引民主化進程。鑲嵌於專制之內的當下女權運動,與任何一種小市民小資產階級的權利運動一樣,缺乏這種徹底的自我反思,它基於自我保存之必需性和恐懼,就像弱者窮人攫取財富保障安全一樣,而且無止境地攫取才能讓他們有安全感,因此就可以把無限攫取和擴張當做自我保存,為了自我保存當然可以不擇手段,不顧別人自由之邊界,馬基雅維利主義之勢利成為其人生哲學。

當在暴力和恐懼支配的領域,女人是當然的弱者,這時候法律不管男人的個別正義,保護女人,如強姦罪,如果女人完全抵抗強姦是毫無可能的,因此可以說沒有女人不同意的強姦,之所以違背女性意志是強行的推定,是因為在暴力與恐懼支配的領域,必須保護女人作為違背自然邏輯的規定。可是暴力與恐懼支配的領域,經過文明的馴化,已經縮小了很多,在中國城市裡,已經有女性的“性交支配權”佔了上風,這時候女權還那麼弱嗎。我倒是認為需要保護的是底層農村女性的女權,城市裡白領精英的女權哼哼就算了吧。

在廣州與師兄“重估一切價值”交流,他說他自己立場是個懷疑者,但是支持民國當歸派的行動。我認識到立場與行動的分離,行動本身才是連接民間政治的共同紐帶。我不同意你,但我捍衛你說話的權利,也是這樣的結構。

跳出自己的立場,以與他人的交織在一起的共通感來構建共識:行動。我一直是支持烏有之鄉毛派的行動的,也支持國企工人的行動,如認為銀行斷友上街的行動,與我們才有共同紐帶,他們的立場我是保持有“偏見”,對“女權”也是如此。立場總帶著偏見,很難通約有共識。和而不同是建立在行動上,街頭上廣場上,而不是書齋里,微博上微信上。脫離立場挑到行動上,會有很大的共識。對當下女權運動而言,我不認為其針對的男權,是與專制還接軌的,因為已經從制度變為社會結構,沒有國家強制力作為支撐,甚至有沒有大多人的道德暴政作為支撐,就我生活的經驗來看,女性掌握著性交支配權,而男人已經被壓迫的好厲害,很大程度上性騷擾,是男人對女性的性交支配權的反抗,而且改革開放中的女人性交支配權,與權力與資本已經同構,反而需要的是男權的解放,女權已經解放得中國男人成了宅男成了蒼井空老師的粉絲,如果說有大多數人的道德暴政,中國男人尤其城市裡的,才是受害者。我不熟悉權貴階層的男女關係,然而權貴以下的,還是有些觀察的,而且這才是“中國”的。女權運動帶有娜拉出走的面相,把男人父親等本來是親人作為抵抗的敵人。然而娜拉出走後的結果,不外乎成為專制或資本的性奴,不管事民國初的娜拉出走,還是改革時期的。簡單的說,我以男人的偏見,不是太喜歡女權運動的立場和生活方式,但支持其公開行動。

女權運動的基於自我批判之行動指向,以行動派自我認同,這個是個好現象,也可能為維權運動之行動建立在自我批判而不是批判專制上,做出貢獻。然而如女權運動自我反思的,她們的戰場從對專制的戰爭退回到對男人的戰爭,從政治矛盾退回到社會衝突,從消極自由退回到積極自由,正如哈維爾說的生活的在真實中也會有政治性,女權主義者對男人的戰爭,去政治化地碰觸社會事務一樣會被專制政治化,行動者去政治化,專制結構追上來政治化之,確實影響力很大,比自己政治化要大很多,然而效果卻如何呢,一個對社會本身是不是更大的撕裂,男女之間是不是更大的衝突,另外一個是不是反而遮蔽了專制才是女性解放之障礙的主要矛盾。這方面缺乏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相反活在社會影響的“自我感動”中。維權運動也是這樣,只有社會影響沒有實際性推動的效果就是自我感動,不過維權有法定權利做外衣做載體,有微薄利益的獲得和捍衛為結果,就會讓“自我感動”積攢在公民社會中。

立場有著准信仰的樣子,尤其在行動或者被行動攫取身心時。我認為各種立場到了最後其實是不可通約的,也是沒法改變的,除非被高於自己的重大情勢變更所攫取或者拋擲。這有點像我自己的基督教信仰狀態,我就是耶穌所說的需要神跡才能信靠交付的人。

即使最為親密無間的愛人之間,個體靈魂之孤獨是絕對的,沒法完全交付給對方的,只是愛與行動,責任會讓絕對性緩和轉化為相對性,不會時時都在統治整個人的心靈,而是隱藏成為暗中的王。如果沒有愛與行動與責任,那麼個體靈魂之孤獨就會絕對起來,不愛人如己,就如此,人對人是地獄。光有立場,沒有行動,就會同立場與同立場的因為利益情感而擁抱成一團,與不同立場和差異的相殺,試圖相愛而相殺,為了一致而加劇衝突。有了維權之行動,民間政治之內戰局面有所緩和,而也有了安置部分身心的地方,不再完全受焦慮的控制。

對不同立場的批判,如對當下女權運動的,我是從可能性結果和其所預設的前提條件是否與現實和解出發,可以交互於行動或互相行動,然而立場相同之強化要求,就會要求對方完全交付自己。這便有統治關係之產生,基於崇拜,利益或強力征服,造成沒有群己分界。專制與立場一致這種要求,分離不開。在行動或共同上追求一致,這裡有自由產生。極端一點說,城市裡的女人的身體,性已經嚴重商品化,成為市場交易的要素,即使愛情的旗幟被他們高舉,也是用來進一步掏空男人的,就像專制用美好的理想來掠奪征服壓迫民眾一樣。精神審美的已經很少。怎麼可能還不是權力與資本的同盟。

女權運動的無政府主義,是絕對自私自利,絕對自我中心的當有個強大無所不包的專製作為敵人,並且在其“庇護”下,才不容易出現越界越軌失衡,就像一個強大父親庇護下胡作非為的小太妹。無政府主義與專制是命運之雙生子,有著共同維繫。當男權失去國家強制力,失去大多數人的暴政支撐,甚至失去財力資本的支撐,女權運動的無政府主義,就是一種很危險結果很不確定的東西,她有反抗專制的意圖,結果卻成了專制的延伸和組成部分,用來轉嫁專制帶來的負面作用,這也是社會為專制買單的體現。無政府主義與專制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抵抗立場娜拉出走就能理清的,女權之道德倫理並不能幫助無政府主義自我批判,把社會問題倫理道德化抗爭,還是稀里糊塗的。

今天中國男女格局如下,高等男人徵用高等女人,高等女人(包括想成為的)壓迫低等男人,低等男人壓迫低等女人。女權運動並不能好清晰地為低等女人代言,因為是女性小資產小市民的利益擴張,想成為高等女人,因此對低等男人有著追殺的壓迫感,本來低等男人就是體制的拋棄物和受害者。

反審判力

這裡需要基於一個判斷,體制已經不長了,添一分力量不見得是增長壽命,也許是縮短,一個癌症晚期的病人,打個強心劑,也許就死了,體制已經罪惡如同太平洋,多一條長江黃河注入又如何。只要計算我們民間政治的增長就行了,我們的增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魔高一丈對於體制罪惡沒有實質性,多之一分不多少之一分不少。但對於我們來說,道高一尺就意味著質變。這裡不是此消彼長的過程,而是我們自己為城,中共按照自己的政治經濟邏輯奔潰瓦解,前者建立好了,後者奔潰了,就剩下我們這座在荒野中吶喊的孤城。

憲政學者莫千里說,屠夫這個案子,不僅要為屠夫辯護聲援,還要對構陷者個體進行審判。說的對,如果從未來審判角度進行當下建構,民國是最大的當下建構。其他的也有,如良知哦,只是曖昧不明或有或無。將來的報復可能性,要有當下看得見或者經過努力促手可及。

反審判,要有威脅力,不能訴諸於良知。即使訴諸於良知,也是喚起內心恐懼和對未來清算的恐懼。所以要有現實可以看見的不遠的,沒法迴避的報復。否則普通人和對方把你當一個蔥。

那麼在行動設計的時候,就要給出一個邀請:預計有多大的政治化效果。來自體制的鎮壓就應該成為傳播的途徑和增長點。如何在去政治化增加被捕獲難度時,又能彰顯一種高度出來:我們是利用了你們政府。

與政治反對相比,去政治化的,倒是拉開了距離,反而有這種可能性。宋庄的行為藝術家,其行為藝術如果把政府的鎮壓也納入行為藝術的一個部分,就代表著利用政府的成功,主體性的勝利。應該是這樣:行動者自己去政治化,而專制體制會追著給行動政治化。抵抗性在於增加被消滅的難度,如正規軍對付游擊隊的時候。游擊隊的逃跑,如教科書吹牛中紅軍長征,算不算對抗?只要敵人想消滅你,逃跑就是對抗,讓對方意圖落空,消耗。

首先遭遇政治是必然的,遭遇之後是去政治化,還是加大政治化。其實政治化還是被政治化,喊著極埠號體制不搭理你,壓根就沒法政治化,因為是被動的意義塑造客體。政治化沒有主體性,倒是在去政治化運動有。逃跑隱匿都是有主體性的,在於自我保存的努力當中。

最近讀到湯因比的《歷史研究》第二卷說,革命被阻擋,才有暴力。看來我們要做的,是讓暴力以何種方式出場,民眾以何種方式出場,總之,是突破對革命效果的阻擋,突破馬克馬洪防線。

1815年亞當斯給傑弗遜寫信說,當我們說到“美國革命”的時候,我們指的是什麼?是那場獨立戰爭嗎?不,戰爭不是“革命的一部分”,它只是革命的一種效應或者結果。“革命”發生在人們的精神世界,在1760年到1775年這15年的時間裡,也就是說,在戰爭中的第一滴血染紅來剋星頓的土地之前,“革命”就已經完成了。

有了網路,也可以如亞當斯革命已經完成了,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讓其效果誕生出來。十月懷胎已經沒問題,而且已經懷了三年如哪吒三太子,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生出來。

我2011辛亥百年寫過《興起一場新辛亥革命》,其中就把維權納入革命範疇之內,提前完成革命,剩下的就是結果誕生問題,一場新辛亥或者廣場來最後掃蕩一下。辛亥革命前也很多維權運動,與今天一樣,帶動了革命。例如林森在九江把受英國領事欺負的官司打到了倫敦高等法院。然而當維權納入革命範疇時,就要堅決拋棄來自共黨提供合法性的保護色,也就是需要合法性依據上的蛇蛻重生。

我認為這就是我說的從維權運動到民國當歸。維權運動作為小資產階級小市民的權利運動或者渴望成為小資產階級小市民的人的權利運動,它是從受迫害感出發的,就像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護的對象,是明顯地或者潛在地受大多數人暴政,以政治強迫的方式如立法和行政,迫害的人。那麼維權運動就有個天生的弱者心態,需要被保護或者邀請青天大老爺庇護或者強者加進來保護的心態。作為少數人的自我認同埋在心底,並且對外擴張聯繫其他少數人,以共同受迫害感編製網路共識。但是他們同時又主張,個人爭權利就是為國家爭民主,具有普遍性或者普遍性剩餘價值,我為人人,人人為我。

就像今天的同性戀成為整個社會同情的對象和政治正確,但絕大部分人不會成為同性戀,同情和自己行動參與本來就是兩碼事,二者之間鴻溝巨大。所謂的權利,本來就是給少數不正確的人預留的,而不是給社會主流預留的。從異端基本人權的不可剝奪,到其言論結社等政治自由,乃至反對黨運動,都基於這一些人是少數人,鬧一鬧沒事。至於要成為大多數,那是神意,沒有幾百上千年沒法顯現。也許那一天同性戀成為主流,哦,那也是幾萬年幾十萬年之後的事,用不著杞人憂天。

在公共領域展示受迫害激起同情的維權運動,在當下被排斥的少數人處境,和未來成為主流成為大多數人的政治正確,甚至隱約掌握政治暴力的虛無縹緲希望中矛盾,這是一種類似基督教信仰的政治體驗。少數人受迫害處境是當下真實的,於是極多放大爭取同情,就沒法去想這種爭取同情的手段,與後者要成為主流要掌握政治暴力就需要成為強者之間的矛盾,當下手段排斥了阻擋了拖延了未來的目的。

隨著社會總矛盾的爆發,維權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讓人憂心的是,維權運動總是低水平重複浪費原地踏步,沒法完成革命交代給它的任務,而且拔苗助長也無濟於事。如勞工運動如何往前走,如何與民運結合,幾乎是無解的問題。

民運的消耗性

共黨對民心中抵抗性的消除,比死亡更可怕,寧可自殺,也很少人與之偕亡。橫豎一死,國人往往就自焚。不是處決死刑的境界,已經到達株連九族凌遲處死的境界。歷代王朝帝王沒做的,共黨做到了。

最近大陸民運爆發對國民黨洪秀柱的支撐潮。我認為這是對民國熱的一次消費和耗散。國民黨熱的每一次發光,都讓自己耗費掉能量,每一次都是迴光返照,趨於消亡,國民黨熱越熱,它就越接近灰燼。激起一次希望,然後開始大規模怨恨和絕望。例如馬英九就是這樣過來的。現在恨死馬英九了。

民國熱與啟蒙運動一樣,被高度打壓但在去政治化的幾十年時間內逐漸升溫反彈,是一個溫水煮青蛙的積累。國民黨熱與民國當歸(當下可以簡單說成民進黨熱)是在民國熱之中的兩股潮流。國民黨熱所接住的政治符號,政治神話,情感關係都是落後於民國憲政河流的進程的,也就是它是上游的舊東西被帶入民國憲政河流攢起來的,因為政治運動總是依賴於舊秩序提供的身份認同以及眾所周知的歷史符號,他們是石塊泥土或者木頭,被裹挾進入民國憲政河流,也成為河流的一個部分,例如孫中山講從堯舜以來的道統或者傳統文化。

這一些東西的進入河流,對河水的流動,起阻礙還是促進作用,呈現偶然不確定性,例如國民黨熱對民國熱也可能有促進作用,但也極大可能有害有毒。它容易形成堰塞湖,就像國民黨在民國憲政歷史中起的獨裁專制結果一樣,堰塞湖最後自己沒有主動分流,就會決堤禍害千里。國民黨熱的政治構建是落後的,陳舊的,有毒氣的,於當下只能臨時住一個晚上趕緊跑。它是對長期積累的民國熱的一次消費與耗散,至於它自己有沒有製造出民國熱,或許有或許沒有,也許收入不如耗散。而民國當歸熱是立足於當下和未來的,以台灣現有的憲政為起點,而且是積累的,與民進黨的民國熱同步。

與啟蒙運動的激進化從而是耗散消費的部分民運相比,維權運動是積累型的,民國當歸是積累型的,因此有維權運動與民國當歸的勾連。民運有著消費共黨製造的民眾苦難的本性,消費同情,有著高高在上等待摘桃子的本能。民運聲勢的膨脹,一定意味著中國人無邊苦難的進一步增加和顯現。在此成正比,也因此是耗散性。

國民黨熱也是因為國人在共黨的淫威下,開始懷念國民黨,是一種不著邊際的心理。它是非政治,文化的立場的,內心的,一旦進入政治,只能依附於幻覺中的國民黨,歷史中的國民黨,而這都沒法有在大陸的當下性。從立場進入政治運作,一定是耗費性的,因此爭鬥的,有毒的,依附於國共兩黨“二人轉”。國民黨在共黨之下扮演花瓶虛擬的反對黨,與大陸知識分子自己認為反對派一樣的虛幻,都是對大陸人民苦難的消費,消費同情與民間政治能量的耗散。

六四紀念同樣具有耗散性。香港的學生,通過不參加六四紀念來去中國化,說明六四還是可以中共的,對中共的抵抗還是被吸納入中共的。對最可能貼近香港抗爭的中國事物的斷裂,來去中國化,也就是拋棄大陸的民主戰友同盟來去中國化,是最徹底的。正如民國派對八九六四的斷裂和拋棄。最靠近的敵人內部事物都能拋棄,那麼整個敵人都被拋棄了。正如我說,我們通過批判中共體系中的還有點灰色的公知,把他抹殺成黑色的,那麼整個中共體系都是黑色的。與香港大陸相反,台灣綠營通過紀念六四來強調對大陸的關注。然而會步香港大陸的後塵,沒消費六四時,六四好像可以作為民間紐帶,一消費就圖窮橋斷。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民主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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