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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媽」時代:父親繼續缺席,母親加重焦慮

‌‌“下得了菜場,上得了課堂,做得了蛋糕,講得了故事,教得了奧數,講得了語法,改得了作文,做得了小報,懂得了琴棋,會得了書畫,搜得了攻略,找得了景點,提得了行李,拍得了照片,想得出創意,搞得了活動,掙得了學費,付得了消費。最重要的是,扛得住情緒崩潰,熬得過歲月滄桑!‌‌”

——流傳於網路的一則‌‌“時下當媽標準‌‌”

當今,教育‌‌“拼媽‌‌”已成為中國都市的一個普遍現象。許多家有學童的媽媽,都得把大量時間精力花在‌‌“陪讀‌‌”、課程輔導、搜集各種有關教育信息以及和學校老師保持良好互動之上。但教育‌‌“拼媽‌‌”會帶來兩個直接後果,一是教育母職化和父親缺席,二是母親教育焦慮症的蔓延。

教育焦慮來自對優質教育資源的爭奪,而這種競爭受到了市場的操控,所以,家長們的焦慮來自對非公平性競爭下‌‌“輸掉‌‌”教育的擔憂,也是對向上流動機會稀少和不公的擔憂。而母親的焦慮還來自母職意識壓迫性力量造成的認知失調。理想化的母親為了孩子需要消解自我,包括為了孩子而改變、重新規劃人生,為孩子做出犧牲。身為母親還想保有追求育兒之外的個人發展意願,都是與這種‌‌“犧牲自我‌‌”的期待相悖的,因此她們不得不在持續的自我反思和由此而來的負疚感中掙扎,這是母親們教育焦慮症的根源所在。

既要‌‌“拼爹‌‌”,也要‌‌“拼媽‌‌”

其實,‌‌“拼媽‌‌”的背後仍然是‌‌“拼爹‌‌”——家庭用於教育的投入不僅僅是母親的精力和智力,也還是家庭間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的競爭。

迄今為止,中國學界對待教育‌‌“拼媽‌‌”現象並無分析批判,最多批評個體相互攀比等非理性成分。在國際上,批判教育社會學已經對西方發達國家以市場主導在教育領域推行私有化重建的趨勢提出了尖銳批評,指出:儘管迄今為止教育尚未能做到為所有階層的子弟提供同樣多的向上流動機會,但起碼在未曾開啟教育市場化之前,平等受教育權作為兒童的一項基本權利是得到普遍認同的,教育公平亦為各國教育改革的普遍訴求。但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憑藉教育必須提升本國‌‌“全球競爭力‌‌”的話語,以個體選擇自由、家長自主擇校、家長介入、家校聯合的教育民主化等說辭,把教育變成了一個依家長的財富和能力而非學生的能力和努力的體系。結果所有社會階級的教育投資都增加了,但只有‌‌“有能力的家長‌‌”能為孩子購買有優勢競爭力的教育產品。‌‌“家長主義‌‌”(Parentocracy)取代‌‌“能力主義‌‌”(meritocracy)。

批判教育社會學對‌‌“家長主義‌‌”複製社會不平等的批判是深刻的,但獨缺性別的視角。我們應該看到,在市場化導向性下,把教育變成一項家庭投資,由家庭購買教育產品的事業,深刻地改變了家庭的性別分工和性別關係,並重構了社會對母職的想像和規範。

母親主責教育背後是職場歧視

當教育職責向家庭延伸之時,家務勞動的內涵和性質也發生了一系列變化。家長大量介入教育的要求,使得管理輔導孩子的課業、與學校老師的溝通交流,也都進入了家務勞動的範疇。儘管介入教育、課業管理勞動的智力成分要比照顧性勞動高,但同樣是難以估算其價值的勞動。

儘管現代家庭的男性越來越多地分擔了家務勞動,但只要女性仍然被視為家庭事務的主要責任者,母親承擔比拼教育的主責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我們的實證研究顯示:男人們不喜歡為他們認為耗時又不重要的事浪費時間,他們認為有價值的事情是能夠產生市場價值的工作和應酬。認為男人應該保持男性氣質,也是他們不願意在媽媽扎堆的家長委員會、家長QQ群和培訓班現身的理由。但是男性對孩子教育也不是不關心、不介入,他們往往要在關鍵時候出馬,比如擇校、升學填報志願的時候。

這樣,當教育變成一種家庭投資為主的行為時,家庭內形成了一種新的性別分工模式:父親大多處於教育投資的決策者地位,而把需要大量耗時費力的教育介入和課業管理統統交給了母親。這種性別分工規則背後,是基於男性在職場通常比女性有更好的收益和晉陞前景的性別差異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爾用投入產出比較解釋家庭中的兩性分工形成的緣由。他認為,‌‌“婦女的時間價值可能是較低的‌‌”,但是貝克爾沒有指出,如果說女性時間價值較低是一個嚴酷的事實的話,也是職場存在性別歧視所致;說婦女更願意將時間投資於家庭部門,不如說是因為她們難以在市場部門得到更好的回報。

當時間成為今天最稀缺資源的時候,家庭中對享有發展和休閑時間資源的爭奪變得激烈。夫妻之間如何分配勞動和休閑時間,體現了兩性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當女性發展時間被照顧孩子和課業管理大量吞噬的時候,顯然對她們的職業成就會會產生不利影響,致使她們的時間價值變得更低。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林億 來源:中國婦女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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