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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苗:中國大陸淪陷區民國行動的主體性

陳永苗:中國大陸淪陷區民國行動的主體性

俗語道,昨天的太陽曬不幹今天的衣服。民國當歸能否徹底或者當下就很大力解決大陸淪陷區的總體危機,我是不敢“擔保或中保”的,它提出可能性,具體發生解決效應,不在於方案本身,而在於當下和未來的行動。對方案的擔保與中保來迴避具體現實與目標之間的差距,這是極權主義敵基督的權柄,把行動以及行動者遮蔽在信仰這種方案的立場中。

我基於二十世紀的政治歷史經驗和在淪陷區的生命體驗,確認這麼一個公理:共黨是黑洞,越靠近的越沒出路,越遠離的希望越大。我們不能擔保我們找到的遠離辦法是一定能行的,能實現目標與手段統一的,但是對於我們這一些身處淪陷區,有著專制原罪的人而言,在黨國體制內或者邊緣磁場中政治反對,同樣是一種深陷,遠不如在曠野與被共黨所黑暗的地方築城,扶持或加入共黨的對立力量。至於我們與這一些的關係如何,敵人的敵人是朋友,還就是自己,這需要依靠行動來回答,也就是行動出來的共識。如果不基於“怎麼辦”和行動本身,政治反對,脫支,帶路黨等等,都還是共黨磁場裡面的,也無法回答“到底行不行,能解決問題嗎?”的質疑。一旦遭遇這個,就暴露出專制的面目。

國旗運動

我們不可能活到民國史中去,渴望活在民國的當下,能生活在民國的未來。周鴻凌說,對我們重要的是回到民國,而不是過去民國如何。

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作為民國認同的政治符號出現在大陸街頭,是赤裸裸得要求民國在大陸當下和未來實現憲政,有著當下性,並不是把我們大陸淪陷區的政治渴望投射在民國歷史和對岸的台灣。民國歷史畢竟已經過去,人活在當下,歷史只有在當下活著才影響當下,遠不如民國在台灣的當下性對大陸影響大,後者構成直接鮮活的引誘和引導,甚至幫助。以民國認同而非國民黨認同,國旗認同而非三民主義孫蔣認同出現,意味著民國當歸併不是歷史主義的,而是現實中的街頭群眾運動,至少要實現在台灣之民國憲政水準。

大陸民間政治之最前沿,是街頭表達政治立場,千呼萬喚不如街頭一站。民國國旗街拍運動,又同有政治權利之街頭運動的高度,又有社交文化審美之外延,精英與民眾皆宜,政治敏感性弱,安全,風險小,門檻低,簡易,就像佛教簡易為禪宗頓悟。若從49秩序內政治訴求出發談反體制,則落入49秩序之生活世界之內,很熟悉,日日操練程序化,屬於日常生活,容易被贊成與反對,則受中共統治之恐懼與利益分贓之原則影響。民國降臨的敘述,超越日常性,處於先驗,自高空而下,大陸人只能接受,無從逃避,剩下的就是時間和機緣問題。

國旗街拍運動,在現實地緣政治格局之內,有著城市游擊隊和帶路黨的作用。晚清以來尤其是49後,地緣政治決定了中國大陸政體之方向,如前三十年親蘇采蘇聯體制,後三十年親美靠近美國體制,我認為民主化後格局也是如此,大陸民主化命運是國際地緣政治的產物,民國當歸也在美國二戰後兩個中國此消彼長的長遠計劃內。美國對華研究學者如沈大偉已經發表了中國奔潰論,意味著美國必須扶持民國重新治理大陸,以作為後手。

而近期以來以雙橡園升國旗為開端,美國政要如克里表態等等,已經證實美國已經重新扶持民國是唯一中國,中共逐漸要失去美國的歡心。對於淪陷區城外之大軍而言,淪陷區之城內有否有游擊隊或者帶路黨很重要,雖然弱小但可以鼓舞城外大軍士氣,可以說民國街拍運動有著一定程度上反饋改變現實地緣政治格局之能量。

淪陷區的主體性

誰支持我們,至少是我們敵人的敵人,我們才考慮支持它。我們淪陷區人民不要把情感投射到藍綠上,我們不需要把自己假裝為台灣人,來維護國民黨或民進黨。至於有人基於歷史,維護國民黨,這是非政治的。管藍綠他們是美女丑女,那是台灣人的。民國是我們的國家,政黨卻不見得是我們的。要有淪陷區主體性。

民間獨立學者邢正傑論說,我一直是個積極的悲觀主義者,基於路徑的嘗試、論爭、站隊、言說,在大數據時代,人力、物力、財力、信息的嚴重不對稱情勢下,基本都會被湮沒遺忘,除非土共喪失自我糾錯功能而坍塌,所以我更傾向於基於人權、維權之類的目標性,大敘事上我認同民國當歸也是基於這點,無論顛覆的革命還是曖昧的改良,只要能確保這種目標性和回歸性,都有收割他們的機會。

先知是在民眾中間的,具有民間主體性的,以以色列歷史來看,先知是從知識分子陣營叛變出來,身體在民眾中間的。鮑曼的《立法者與闡釋者》所顯示的那樣。而哲人是高高在上的,知識分子是高高在上,革命的公知也是。沒有民間主體性的,可以說巫師,不是先知,巫師是刺激各種慾望激情的,如“光暴”“口炮”。

是否有民間主體性,很大程度上在於勇於承認自己的無力感,在於對自己和小圈子所佔有真理感的擺脫,和”代表權在我們”的擺脫。不對自己的立場和認識有著道義優越感,而是從自己獻身的目標如民國處,以及自己的行動處獲得道義優越感。也就是不自我為義,而是因憑民國稱義。這是模仿基督教的政治經驗。

民國當歸的當下性和在當下努力,在大陸現體制之外的曠野上築城,正好吻合了《聖經》中那句話“有聲音在曠野呼喊:預備主的路,修直主的路”。促成民國歷史憲政化,促成當下民國進一步憲政化,算修直主的路。

很多德國大哲回到原始基督教中為德國奠基找回政治精神原則。我意願中的”民國當歸”也是如此,把民國和美國恢復為美國~民國命運共同體,因為民國一成立,美國就發現了民國是世界上最像美國的國家,是晚出世的孿生國家。民國以來對美國的關係,很嚴重影響美國的自我認知。正是靠著美國~民國命運共同體關係,才好在民國奠基時刻看到奠基的基督教精神,當下再恢復之。原始基督教會並不在教徒與社會民眾之間劃開鴻溝,民國當歸也拆除自己作為政治派別的標籤,以最低門檻出現,只要民國認同就行,甚至反對民國的,也算為民國認同做工。當遭遇來自大陸思潮中自以為是政治派別的批評時,就會被標籤化,好像是大陸政體轉型中的一個派別,這時候就會自動拆除被標籤化,如果要被計入大陸思潮,那麼民國當歸就是無關於大陸政體轉型的,因為它預設於“改革已死”之上,根本不可能轉型。

簡單的說,就是做民國人,從民國出發思考問題,不從大陸政體轉型出發。如此,民國在大陸只剩下國體,那麼民國當歸“只問國體,不問政體”。這裡的“改革已死”也否定奔潰革命轉型路徑,因為大陸社會要遭遇政體奔潰導致社會陪葬的風險,奔潰革命也沒有導致轉型的可能,奔潰了就是一直奔潰下去。也就是堅守“我們的國不在大陸此地”。我認為原始基督教之信徒聚會(耶穌說的)所以變為保羅的基督教會,就在於必須入魔與其他宗教,與羅馬和猶太的政治社會同在。換成民國當歸,就是自動調整為大陸政體轉型思潮的一個派別。當被其他思潮批評,總會被當做他們同類,不勝其煩。

民間抗爭能幹的事情都差不多,啟蒙與弱行動。各種政治立場所爭議的是,這一些事情的意義生產,指向哪一個地方:改良,革命還是民國,及其效果。民國當歸對於大陸人而言,是一種出世之法來入世。大陸政體已經接近終結瓦解,而民國在大陸只有國體,沒有政體,所以民國當歸與梁啟超之《異哉所謂國體問題》相反,“只問國體不問政體”,為人民之革命權進行捍衛辯護,革命權是“問國體”的法權形式,有辦法革命時自然支持革命,而革命權與革命正是“只問政體不問國體”加以排除的。既然能幹的事情都差不多,那麼追求效果最大化。如果不沉迷於自我欺騙,就會發現,干這一些的效果,當下就只能在於逃離極權,即使是想改良也是想逃離過去或當下還在的極權,維權也是保護住自己不被極權捕獲,那麼逃離的更快一些更徹底就是急迫的要求,由不得慢悠悠的來,慢悠悠就被後面趕來的極權給抓住了。

逃離者沒有迦南地作為目標,且有不斷勝利不斷靠近來維持士氣,就會出現出埃及之回望埃及之回歸者。索多瑪是罪惡之城,羅得夫婦在逃離過程中,妻子回頭一望就變為鹽柱,羅得還是必須在曠野築自己的城。罪惡之城註定要毀滅,沒法有變好的希望,摧毀了就不在了,並不是會變成新城。上帝曾許諾城裡有義人就不毀滅,看來世間一個義人都沒有。羅得妻子回頭,羅得回頭的慾望有沒有,肯定有,但不敢。回頭的慾望在於羅得敢不敢自以為義。如果還想倒逼政改,或者通過奔潰而轉型,也就是想回頭回到索多瑪城裡或者城門前,那麼徹底的逃離就會給尚未毀滅的城中人帶來最大的壓力。這是最後的一絲奢望。

如果自甘淪陷,當做大陸政體轉型的一種思潮,民國當歸為最激進的保守,最保守的激進。改革已死後,要麼選擇革命,要麼選擇民國。也就是如果要比較的話,就只能比較革命與民國當歸哪樣更可行一些,獲取勝利的概率更大一些。在這方面的比較,都有利於澄清,並且為行動擴大影響做努力。這種比較,是民間主體性的自我批判,而不是對共黨的批判,打個比喻,你有多少本錢,在這種市場條件下,你怎麼投資,會收益多少。

對共黨的批判,往往讓自己陷入迷失,要麼一味用輿論意識形態征戰打一場不可能打贏的戰役,要麼不斷暗示自己可以取而代之,從而意圖將共黨道統正統合一的政治領導權轉移給自己們,反對黨的身份幻覺與在野政治常委的幻覺合二為一,在微博上指點江山如同“皇帝批閱”。批判就意味著自己極有可能陷入巫術,看得清對手,卻看不清自己,批判會燈下黑。而且身體還站在中共之城的城門前叫罵,久而久之就成為附屬物。

用巫術打贏一場戰爭,歷史上是有的,但時間很長,沒有在此基礎上的自覺和自我批判,沒有民間主體性,就沒有加速度,沒有急迫感,或者急迫感沒法找到合適的理論表達或者行動表達,一部分人不再焦慮與現實和解,另外一部分人焦慮得要麼遁出空門,要麼進了精神病院,要麼話語暴力。當革命與民國可以互相替換時,就會徘徊往返,也因此可以為民國立場觀察改革時期提供可能,改革初期,是革命的,立即實現憲政的革命渴望被改革替代物所轉移所緩和,改革是革命的替代物,革命是第一性的,改革僅僅是特定時期的替代物,來吸納轉化。

八九後改革已死同樣出現革命渴望,又被鄧小平放開市場經濟轉移所緩和。如我所說改革是民國國體危機之最深重,這一些改革背後的革命性從未穿上民國的法衣,作為民國的還魂。但是從今往後,革命與民國的交錯,會逐漸替改革背後的革命性穿上:就是沒有民國立場,改革才被專制利用成延續專制的手段。

下一步與未來性

地位越往上面的人,越重視自己選擇以外的其他可能,就是你胡說八道,他也能從中得到其他可能的啟示,而且他不巴求你言說給他帶來希望。地位越往下面的,一旦選擇了就會標籤化死死捍衛,排斥其他可能性,而且把言論當做巫術。例如組建新國民黨的路徑,或者計較將來藍綠在大陸的政黨認同,這明顯是未來中共奔潰之後的事。左右派以前爭論,有人就以大雁打下來再說怎麼吃來勸他們。毫無疑問,任何當下大規模政治行動已無可能,也就是未來性已經被阻卻。

對將來有把握渴望的,只能訴諸於啟蒙說服和弱行動手段之立場聯合,在“合眾為一”中把握未來性,民國當歸也是如此。在當下就想把未來實現,這就是當下的下一步。當下的下一步,是當下能做的事,有主體性的行動,不僅僅是對未來的期盼。下一步是政治現實性的可能,與未來性相比,是保守主義的,現實能做的,為未來性預備的,其制度表達形式為反對黨。

那麼當下的下一步,急於抵達未來性,就會產生馬基雅維利主義的誘惑,利用大多數人的道德暴政強迫別人,不擇手段或者建立政教合一的教主崇拜以及極權主義組織,要麼屈服於強者從而“利用”強者。民國是目標,而政黨認同是手段,此時手段就成為目的,為了“合一”而產生的種種危害就出現了。當下的下一步,是知識權力政治的,還是反對黨的,決定了其成敗。

“下一步”有著反對黨精神。“民國當歸”有著永不停止的做大推廣下一條“支流”的渴望。就像長江水域,每一條支流注入後,都認為自己是主幹道,以前的主幹道和支流都是自己的支流,這樣的權力意志當然是驅動力所在。民國當歸從49年開始,一直存在而且很強大,即使沒浮出地表上奔騰東去,後面的努力都是注入的支流,沒有人可以肯定自己是主幹道,因為入海口回歸那天不知何夕。每條支流其水流量都是有限的,所以需要更多的支流,更大的支流,永遠需要下一條更大的支流,並且能拓寬主幹道。

下一條支流是上一條的“反對黨”,可以從旁支而出但必須反對上一條的種種限制條件,從而開拓新河道。對於民國當歸思潮而言,下一條支流就是民進黨,台獨與民國之融合。依託於民進黨在台灣與民國之融合,大陸民國當歸思潮從泛藍跳到泛綠,天會再藍從政黨認同變為國家認同,泛綠基於反對黨精神和政黨輪替而支援民進黨,也就是讓民國認同擺脫政黨認同的專制病毒。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民主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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