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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激辯江青 上書毛澤東開設少年班

1972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秦惠君歸返闊別了近三十年的中國。那時,中國處在“文革”時期,李政道參觀了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發現教學和科研院所的工作秩序很不正常,基礎科學研究被嚴重忽視,科學人才培養的路子不對頭。他對此頗為憂慮。1974年5月再次回國時,李政道就中國科學研究的現狀上書毛澤東,但卻因此與江青發生了激烈的辯論,也正如在場的老科學所說的那樣“你是美國人,又是應邀來訪的貴賓,頂了江青沒事”,李政道再次上書毛澤東,儘管有毛澤東的支持,然而李政道的建議直到1978年才最終施行,這一年中國科技大學首次招收少年班。本文選自《炎黃春秋》2008年第5期,作者施寶華。

1974年5月30日毛澤東會見歸國探親的李政道

發現·憂慮·建議

1972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秦惠君歸返闊別了近三十年的祖國。那時,祖國處在“文革”時期,李政道參觀了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發現教學和科研院所的工作秩序很不正常,基礎科學研究被嚴重忽視,科學人才培養的路子不對頭。他對此頗為憂慮。

1974年5月,李政道夫婦再次踏上祖國故土,他看到祖國各科研院所、高校的基礎科學研究和科學人才培養的狀況比兩年前看到的情況更令人不安了。他在上海復旦大學參觀時,發現學校的科研活動實際上處於停滯狀況,物理系唯一的“研究”活動是測量一種電燈泡的性能。絕大多數師生都被下放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了,留校的少數“工農兵學員”,雖然政治熱情很高,可是,他們的科學基本常識都十分欠缺,有的近乎是“科盲”。

李政道的心情十分沉重。但在參觀、座談等交流活動或與各級領導會見時,礙於自己的身份、情面,不能把看到的問題向領導、同行直抒己見,只能從正面提出希望重視基礎科學研究、重視基礎科學人才的培養。作為一個深深熱愛祖國,希望祖國強盛的科學家,如果不把自己發現的問題和改進的建議提出來,真是於心難安啊。幾經考慮,他決定趁這次回國的機會,向中央領導人寫封信,鄭重建議祖國要大力加強基礎科學研究和基礎科學人才的培養工作。

李政道白天忙於參加各種會見、參觀和進行講學,晚上回到住地提筆就趕寫建議。在寫建議的過程中,李政道提出一個觀點:基礎科學研究人才培養應從娃娃抓起,要從十二三歲的少年中選拔優秀學生進行重點培養。為了闡述這個觀點,李政道希望找到一些例證,最好是國內已有的例證來說明。但是,他一時苦於不了解國內的情況,無法找到合適的例子。

這時,一心關注李政道事業的夫人秦惠君女士想起了一件往事:1972年,李政道夫婦首次歸國訪問時,周恩來總理曾設宴款待李政道夫婦。當時,秦惠君女士與江青相鄰而坐。她記得,在席間,江青曾向她誇耀上海芭蕾舞學校培養年輕演員的成功經驗,說他們在十來歲的少年中選拔有培養前途的孩子,到芭蕾舞學校既學文化,又學芭蕾舞技藝。並說這是一條很成功的經驗,云云。秦惠君把這件事說給了李政道聽,李政道興奮不已,並向接待部門提出,今天不去觀看上海芭蕾舞團演出了,希望能安排去上海芭蕾舞學校參觀,看看他們是如何培養芭蕾舞演員的。

5月中旬的一天,李政道夫婦來到上海芭蕾舞學校。他們仔細向學校領導和教師、學生詢問了學員選拔的標準、程序,教學安排、學生專長、成才情況,觀摩了芭蕾舞教學,看了學生們表演的節目。李政道興緻極高,他認為,芭蕾舞學校,在少年中選拔尖子培養芭蕾舞演員的做法很好,培養基礎科學人才也可以參照芭蕾舞學校選拔、培養芭蕾舞演員的做法。

李政道在以《參觀復旦大學後的感想》為題的建議書中,闡述了這樣幾個觀點:祖國應從現在起就重視基礎科學研究和基礎科學人才的培養。要培養建立一支少而精的基礎科學隊伍,這支隊伍只要佔人口的千分之一或萬分之一的比例即可。如果現在不抓基礎科學的建設,十年以後將出現嚴重後果甚至是危險。許多國家的經驗證明,沒有基礎科學就不可能有科學創造。李政道提出,完全可以參照選拔培養芭蕾舞演員的辦法來培養基礎科學人才。李政道說,選拔十三四歲的孩子集中培養,到十九歲就能達到獨立進行科學研究工作的水平。當然這些孩子必須具備:(1)有極高的理解能力;(2)敢於提出問題,敢於懷疑已有結論,富於鬥爭精神;(3)有過人的記憶力。李政道說,這些選拔出來的少年在六年的學習生活里要接受嚴格的訓練。學生既要學習數、理、化,也要學語文、外文、歷史、體育,並適當參加勞動。這種培養尖子人才的學校,應當配備優秀的師資和適用的教材和教學設備。李政道最後說,他考慮中國的社會制度有條件這樣做,所以才下決心提出這個建議。

建議書寫好後,他並沒有馬上送給中國有關部門。5月下旬,他到達北京後,特地找了老朋友、著名醫學家黃宛教授,請他看看行不行?黃宛教授看了認為,李政道先生提出建議是很好的,意見是中肯的,建議的思路是值得研究的。

黃宛的看法使李政道很受鼓舞。當晚,他在北京飯店的住處,又用中文認真眷寫了建議書,並寫了一封給周恩來總理的信。在信中,講述了寫建議書的動因和醞釀經過,並希望周恩來總理閱後如認為“有可取之處”,敬請轉呈毛澤東主席,請他批評指正。

第二天,即1974年5月22日,李政道就把自己在西南聯大的老學長、一同赴美國留學的朱光亞先生請來。把建議書和致周恩來的信一併交給他,請他呈報給周總理。朱光亞時任國防科工委副主任,是中國方面指定接待李政道的官員之一。

人民大會堂西廳的“爭論”

周恩來總理很快看到了李政道的信和建議。他極為重視,在5月24日晚,他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就主持了對李政道夫婦的高規格大型會見。

參加會見的有剛剛復出的鄧小平、郭沫若以及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

陪同會見的有著名科學家吳有訓、周培源、錢學森、朱光亞、王淦昌、張文裕、周光召以及黃宛等近20人,還有遲群、謝靜宜,以及王海容、唐聞生等。

周恩來主持會見。他首先告訴李政道,你寫的信和建議書已經呈報給毛主席了。“今天,還是請您先講講你的想法好不好?”

李政道聽說他寫的建議和信已呈報給毛澤東主席,感到很高興。

他遵照周總理的要求開講了。他從什麼是基礎科學,什麼是應用科學,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的關係,基礎科學與國家、社會、科學發展的關係講起,又介紹了他在參觀上海復旦大學和上海芭蕾舞學校的觀感,還闡述了他提出的從少年中選拔、培養基礎科學人才的建議內容。

在李政道闡述自己觀點時,在座的江青就顯得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她對李政道講話本能地顯出反感、抵觸和不耐煩,忍不住想“批判”他幾句。

當李政道提出可以像上海芭蕾舞學校那樣在十三四歲的少年中,選拔培養基礎科學人才時,江青反問說:“五十歲就不行了?”李政道當即回敬:“舞蹈人才不是從小開始訓練的嗎?”江青見李政道“頂”了過來,馬上又打斷李政道的話:“舞蹈,是有持續性的。”李政道迅即針鋒相對頂了一句:“基礎科學也有持續性。研究效率最高也是在年輕時候。所以,也應該在年輕時開始訓練,也許在十三四歲,或更早一些。”

李政道接著就選拔培養基礎科學人員少年的標準作了解釋,提出了三個標準:一個是要有較高的理解力,二是要有鬥爭性,敢於提出問題,敢於懷疑,三是記憶力。……這時,江青回敬說:“你講的選拔標準有一條叫要有‘持續鬥爭性’,這有點道理。就是要有持續鬥爭性!理解是一個條件,但持續鬥爭性應該放在前面。如果沒有持續鬥爭性,什麼都幹不成。當然,更重要的是社會制度和主席思想領導的黨。”

李政道對江青的說法未必同意,但考慮這不是原則問題就沒有反駁。不料江青突然又拔高嗓門嚷起來了:“意識形態的問題很複雜,我就不相信科學比意識形態更難!在座的都是搞科學的,都是二三十歲才出來的,十六年寒窗啊!”江青顯然反對要用培養芭蕾舞演員的辦法培養基礎科學人才,反對從少年中選拔培養基礎科學人員。江青看看會場上沒人響應她,也發現自己失態和太霸氣,於是,她故作輕鬆地問:“是不是在這個問題上頂了牛啦!小謝,你講啊!”

謝靜宜受寵若驚應聲上陣,一本正經地說:“我認為首先要解決為誰服務的問題。”李政道不知道這位“小謝”是何許人也,便直言與之相辯:“為人民服務,這不錯。問題是用什麼、怎樣為人民服務?怎樣才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沒有基礎科學,就沒有將來的應用科學,也就不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謝靜宜辯解:“這和社會制度有很大關係,科學要為社會制度服務。主席講過,學問再多,方向不對,等於無用。”

謝靜宜這種牛頭不對馬嘴的辯解,連江青都聽不過了,對謝靜宜說,“你領會錯了,他(指李政道)講的是只有在我們這個國家才做得到。”江青的指斥,使謝靜宜低下了頭。

主持會見的周恩來總理也許覺得一個會見華裔美國科學家活動的談話氛圍弄得如此緊張有失大國風範,他出來講話希望調整一下談話氣氛,他說,“毛主席在一次黨的會議上曾講到,一機部搞過一個41個科學家、發明家的小傳。這些科學家、發明家中有些是社會地位很低的,不少都是窮苦的工人。它告訴我們(對人才問題)要破除迷信。”他接著對坐在第一排的幾位科學家們說:“你們有什麼意見?(李政道的建議)可不可以試驗一下?”

在場的科學院負責人周榮鑫見沒有人說話,便表態:“可以研究、探討。”周恩來總理打斷他的話說:“讓他們(科學家)先說。”

在江青面前,科學家們知道要是吭了氣必將大難臨頭,他們又看到江青對來自美國的世界聞名的大科學家李政道都如此驕橫霸氣。他們哪還敢吭氣。周恩來點科學院副院長、著名物理學家吳有訓的名:“吳老先說說吧。”吳有訓不吭氣。

在扯了一些與李政道建議無關的話題後,周恩來正式表態了,他對李政道說:“你的建議我們要研究,重視,方法可以不同。”周恩來還沒說完,江青又強調“我們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言外之意仍是不同意李政道在少年中選拔尖子培養基礎科學人才的路子。周恩來則進一步明確對李政道說:“你說的完全可以試驗一下,只是千分之一嘛!”

周恩來看江青一而再的“頂”李政道的建議,但又不好再跟江青“頂”起來,他很機智地問李政道:“(從少年中選拔培養基礎科學人才)這個問題你看有沒有阻力?”李政道很理解周恩來問他這個問題的含義。今天會見中江青等“頂牛”不是充分說明了阻力的存在嘛。所以,李政道也會意地回答說:“我想阻力是會有的。”

會見結束,李政道一行回到北京飯店住處後,他發現人們對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的概念、範疇以及它們相互關係的知識了解太少,這也許是一些人對他的建議不理解或不置可否的原因吧。為此,李政道取消了原定當晚去天安門漫步觀賞的安排,用中文寫了一份《關於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的補充說明》。這份說明用通俗、簡練的文字闡明什麼是基礎科學、應用科學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

李政道說:“什麼是基礎科學?就物理來講吧,宇宙間自然界中一些事物的演變都有它們的規律。星球、星雲的變化過程是有一定規律的,原子分子間的相互作用是有一定規律的。核和基本核子的構造反應,也是有它們的規律的。可是,這些不同事物的規律又基於一組共同的基本規律。要了解和掌握這組共同的基本規律就要去研究基礎科學。

“掌握了自然界的基本規律,就可以將這些規律反覆地、螺旋式地循環應用,這就產生了應用科學。今日的應用科學是基於過去的基礎科學的成就。現在覺得有用的應用科學項目,如激光、電子計算機、核反應堆,在二三十年前是沒有的,它們的產生是由於我們過去在電動力學、量子力學等基礎科學上的成就,而目前有用的應用科學不見得在二三十年以後,還都有同樣的用處。

“要有將來的應用科學,就得有今日的基礎科學。所以,培養基礎科學人才的問題恐怕是不能忽略的。”

李政道用了一個晚上撰寫這份《補充說明》。他第二天一早就把《補充說明》呈報給周恩來,同時,給參加5月24日會見的所有人員都印發了一份。他想把道理盡量說清楚,讓中共領導人更理解他希望祖國科學和基礎科學教育迅速健康發展,使祖國早日更強盛起來的真誠心愿。

毛澤東當“裁判”

在北京逗留的幾天中,他雖然忙於各種參觀、座談、講學活動,但心中時時記掛著他這次回國為振興祖國科學教育提出的第一個建議的命運,能否被中國政府接受並付諸實施?

5月30日,也就是李政道夫婦擬結束北京訪問的那天早晨6點鐘,李政道還未起床,就接到一個令他意外的通知:毛澤東主席即將接見他和他的夫人一行。

不到8點,李政道一行來到中南海毛澤東主席的書房,毛澤東已坐在沙發上,看到李政道一行來了,就起立與李政道握手。落座後,毛主席知道李政道在上海長大,就幽默地問:“有上海,有沒有下海?”李政道雖說在上海長大,但從未聽說過下海,便回答說:“不知道。”毛澤東說:“有上海就有下海,不然就不對稱了。下海是一個鎮子。”李政道對毛澤東知識淵博而深感欽佩。

毛澤東很快切入了正題:“你提的培養人才的建議我是贊成的。但是,你的那個理論沒有講清楚。”

李政道聽毛澤東說贊成他提出的培養基礎科學人才的建議非常高興,擔慮多天的建議能否被採納的問題有了最權威的答案。但是,毛澤東又說“理論沒講清楚”又使他心中泛起不安。

毛澤東接著說:“理論從哪裡來的呢?就是從應用科學來的,然後又指導應用科學。”李政道聽了斷定,毛澤東沒有看到他的《補充說明》。由於自己在建議書中,對基礎科學、應用科學及其相互關係問題的闡釋不夠充分清楚,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同科學上的闡述是有差異的。

於是,李政道向毛澤東闡釋了自己對基礎科學、應用科學以及它們相互關係的觀點。李政道說,從科學上看,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不是一個簡單的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基礎科學有自己的理論與實踐的體系,應用科學也有自己的理論與實踐體系。基礎科學研究的對象是自然界的基本規律,應用科學是以基本規律為指導進行創造發明。基礎科學的研究成果可以啟示或為應用科學的理論和實踐提供理論依據或規律性指導。

同毛澤東這次的會面和交流,使李政道深受鼓舞。他知道,毛澤東對他提出的從少年中選拔培養基礎科學人才建議的肯定,不僅對發生在人民大會堂的與江青的爭論作了結論,也為中國政府採納實施這項建議注入了強大的動力。在當時的中國,有了毛澤東主席的“最高指示”,那是必定會得到貫徹實施的。

在周恩來主持人民大會堂西廳的接見時,郭沫若、吳有訓、周培源等老科學家對他的建議不吱聲,李政道當時也困惑不解。因為,這些老科學家都深知基礎科學的重要和培養基礎科學人才的重要和急迫,但是為什麼不表態呢?

接見以後,李政道和夫人秦惠君(竹下加君)先後從老朋友和在祖國的親屬交談中,他們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尤其是在江青等人面前,科學家都屬“臭老九”,都是要被揪出來的“反動權威”鬥倒斗臭的。僅僅因為中央的保護才免遭批鬥。“你是美國人,又是應邀來訪的貴賓,頂了江青沒事,那些老科學家要是像您這樣同江青‘對陣’,早就被揪出來‘鬥倒、斗臭’了,弄不好還得坐班房呢。”

李政道夫婦聽了,連連“呃,呃”若有所悟,他們很理解這些老科學家的處境和心情。

後來,他們還知道,就在周恩來主持接見他們的時候,國內正在開展批林批孔運動,“四人幫”蓄意將矛頭指向周恩來。周恩來是在承受巨大政治壓力的困境中,對他的培養基礎科學人才的建議表示支持,提出“完全可以試一下”是冒了政治風險的,是很不容易的。幸好毛澤東也表示“贊成”,才算以“建議被接受”而告終,要不,不知會生出什麼風波來。

李政道聽了驚愕咋舌,感到不可思議。

最後還要交代:由於有了毛澤東的“最高指示”,李政道提出的從少年中選拔培養基礎科學人才的建議終於得到貫徹,但是,也拖了近四年時間,其間遇到的困難與阻力可謂“山重水複”。直到1978年,經過撥亂反正,在方毅同志擔任副總理、主持科學教育方面的工作後,貫徹落實李政道的建議的工作才放到了議事日程。這年三月,在中國科技大學開設了“少年班”,這是我國開闢的“第一個少年大學生集中培養基地”,第一期招收了21名學生,平均年齡14歲,最小的是11歲。

在美國的李政道得到消息後欣喜不已,他特地發來賀電:“人才代出,創新當少年;桃李天下,教育數科大。”

少年班從1978年開辦以來情況相當好,到2002年已經招生26期共999名少年大學生,畢業767人。1985年,在“少年班”的基礎上又開辦了“教學改革試點班”,到2002年已招收18屆共727人,畢業432人,據統計,在“少年班”畢業的學生中,80%考取了國內外的碩士研究生,其中三分之一的碩士研究生攻讀了博士學位。許多人成為科技領域的拔尖人才和各種科學獎項的得主。

長期在李政道身邊工作的季承先生對我說,李政道教授提出在少年中培養基礎科學人才的建議,是在“文革”動亂的特殊時期,那時,他先後於1972年、1974年來到中國訪問,親眼看到中國教育事業在“文化大革命”中陷入了被破壞的困境,教學陷於停頓,教師被打倒靠邊,優秀學生去“接受再教育”了,基礎科學和基礎科學人才培養被否定、受歧視。科學事業,特別基礎科學面臨人才斷檔、後繼無人的危境。李政道先生建議是希望經過他的呼籲能拯救中國基礎科學事業和基礎科學人才的培養工作,衝擊“極左”派對基礎科學事業和基礎科學人才培養的破壞。而不是僅僅強調從少年中選拔培養基礎科學人才。看來,李政道教授的這個目的是達到了的。事實上,後來,特別是粉碎“四人幫”以後,李政道教授再次歸國訪問時,他一再強調要重視和振興基礎科學,應採取多種途徑培養基礎科學人才,特別是他主張派優秀青年到美國名牌大學去深造,倡導並親自參與“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項目(CUSPEA)”培養中國基礎科學人才的活動,在十年中培養了千名中國科技精英。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劉詩雨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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