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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苗:伊斯蘭教和恐怖主義有關係嗎?

極端行動,打著任何信仰旗幟,並不是信仰的錯,就像父親管兒子,兒子要幹壞事,最後都是擋不住的。子不教父之過,不過是從源頭上誅殺,也是把父親當做替罪羊。父親只要不放縱,就無罪。所謂的維護和平反對恐怖主義的輿論,也是一種尋找替罪羊的道德非理性。

對於能在其中安身立命的共同體成員,或者准共同體成員而言,確實只要譴責或者尋找替罪羊,例如把極端行動說成是主義或者信仰的錯誤,已經是其公共參與的方便法門,他們的智商或者智力也僅限於此。但是不能按照他們的診斷和渴望抓藥,否則就中了極端主義者試圖裹挾和捆綁整體旗幟的奸計,如果把責任棒子打在穆斯林教的頭上,反而激化了宗教衝突,也坐實和強化了極端主義的捆綁裹挾詭計。

所以在不摧毀和否定共同體倫理和假裝為很理性的替罪羊心理的基礎上,需要有個政治技藝的行動,例如吸納和法律審判。法律審判,實行信仰與行為,人格與行為的分離原則,不審判信仰與人格,只審判行為之違法性,也就是不問動機和意圖,只問行為之危害結果。

就像伊斯蘭世界之極端行為,本來就是為了加入普世文化不得而怨恨激進起來,如果能吸納,自然由恨轉化為擁護效忠,所謂激進的意識形態主張,只要給予利益進行吸納,就立即土崩瓦解。也就是法治國和福利國家主張是根本解決。以二十世紀的共產革命論,如果國民黨真正土改,加上收買,共黨之禍就消滅於水土,用利益收買之水潑之,用法治國審判其非法行為。沒有法治國和福利國家,只有共同體倫理的強迫,只會加劇恐怖主義。

溫飽足而知禮節,溫飽足就效忠,沒有溫飽給人,只強迫激進之人要保守,純粹火燒加油。要保守,先吃飽。衝突雙方都要區分出來普通成員和首腦首要分子,代表普世文明的一方,要區分出來道德倫理批判的普通人,和執行政治技藝行動的首腦行動者,二者之間需要調和,以對極端集團的戰爭和審判行動來安撫緩普通人倫理道德激進。對於極端集團來說,對首犯首腦必須幹掉,因為他們是利用了普通成員在犯罪,並沒有信仰和意識形態的真誠,不為他們謀福祉,對於普通成員來說,就應該吸納給予生存溫飽。只有當文明共同體的道德倫理倫理,把責任的對象指定為雙方首腦時,才能走出困境,不能指向弱者。促成己方首腦採取行動,促成對方首腦被屠殺法辦。極端集團的普通成員是沒有能力承擔文明價值的倫理責任的,沒法擺脫首腦的恐怖控制。

可悲的是,當文明共同體的倫理道德批判,往往把責任轉嫁到普通成員和弱者身上,弱者只能欺負更弱者,成為普遍規律。而道德倫理的批判,無助於解決這一點。例如拿中國知識分子來說,他們沒法約束統治者,就不斷污衊被統治者。這是敵憲政的。而美國式的政治精神,不管誰的責任,首先找的是政府的麻煩,精英的麻煩,不管是誰的錯,首先是政府的錯,不管三七二十一,板子先打政府一頓。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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