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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苗:民國當歸:要麼青天白日,要麼霧霾中國

要麼青天白日,要麼霧霾中國,二者必選一,沒有第三條旁路斜逸。回到百年歷史當中,當中共誕生之日,「要麼民國,要麼共黨」二選一的選擇題就橫於國人面前。從1921到1949,乃至到今天,無不如此。回到歷史的縱深處,若非青天白日的民國在大陸被戰勝,焉有後來的霧霾中國?所以,要麼青天白日,要麼霧霾,任君選擇。

若非青天白日的民國在大陸被戰勝,焉有後來的霧霾中國?

要麼青天白日,要麼霧霾中國,二者必選一,沒有第三條旁路斜逸。回到百年歷史當中,當中共誕生之日,“要麼民國,要麼共黨”二選一的選擇題就橫於國人面前。從1921到1949,乃至到今天,無不如此。回到歷史的縱深處,若非青天白日的民國在大陸被戰勝,焉有後來的霧霾中國?所以,要麼青天白日,要麼霧霾,任君選擇。

前兩三年有宋庄詩人王藏,今有著名藝術家高氏兄弟,以及民國派活動家樊震義,肖恩等以民國青天白日旗要素來“抗霾”。青天白日VS霧霾這個話題,每次都是蜻蜓點水而過,有點漣漪。

霧霾中國需要政治總體解決,污染解決需要政改為前提才能良性好轉,那麼就有兩種寄託希望的路徑:

第一種如柴靜霧霾調查穹頂之下為代表與體制互動,期待體制改善。

第二種路徑得出結論:對現體制寄託希望是和拉皮條的龜公或者媽咪,只有變天才行,例如政治反對和民國青天白日歸來。

青天白日與霧霾中國是截然相反的,越往南走的省份,越多民國要素,空氣越好。越往北,越聚集在中共的中心地帶,霧霾越重。民國就是青天白日朗朗晴空,中共的中國就是霧霾區,二者涇渭分明。

前一種就像以行政體制改革替代政改一樣,是期待行政體制完成,並且不觸動政治體制,屬於技術派,因為他們沒法相信政改和變天。後一種看到前一種註定成為行政擴權的騙局,註定是一個婊子充任的拉皮條媽咪,但自己只能提示出深刻的政治體制總體原因,除了吶喊之外,沒法藉著任何一方的力量來推動。吶喊只能說明民間無政治能力的困境。

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和改革派,就是“霧霾”。要西伯利亞冷風或者太平洋季風才能吹散。像柴靜這樣的霧霾調查紀錄片模式,就是一種新“霧霾”,原初意圖是為了化解霧霾問題,然而由於行動的方式鑲嵌在現體制的邊緣,也成為新“霧霾”。改革派為推動政改而將就於體制,被黑洞吸納,也成為一種改革陷阱。為解決霧霾問題會產生更多衍生“霧霾”,參與者也成為新“霧霾”不足為奇。例如為解決霧霾,要花費財政巨款,就有了部門地方利益,這個部門地方利益就是新的“霧霾”,是舊霧霾的延伸和擴大。所以我說柴靜霧霾調查之模式,是一種新“霧霾”,是有依據的。

由於黨內民主派與民間交織在一起,犬牙交錯,那麼與黨內民主派切割開來,就是清晰地與中共體制切割開來。與共黨左派的切割打五毛反而讓自己的主體性不清晰,立場上的劃分敵我,發生在拉鋸的內部最好,拎起剪刀把拔河的繩子中間剪斷就成了,就像我的“改革已死,民國當歸”。

所謂的中間立場,看起來就特別搞笑,站在懸崖上,說自己要和對面懸崖上的手拉手。黨內民主派認為民間僅僅是他們所謂的推動變革的幫手,打下手的。而民間從八十年代到八九是這麼自認的,因為八十年代改革還是在動。九十年代後,民間就與黨內改革派漸行漸遠漸無書,而逐漸有了主體性要求,黨內性成為恥辱的標誌和批判的對象,在黨內和被容忍擁有話語權,可以用“然並卵”一詞形容,隨著“改革之死”和奔潰之焦慮深入骨髓,民間要求主體性的自我獨立的氛圍越強大。例如微博上公知,逐漸成為日後未來話語主角的邊緣知識分子的批判對象。

民間越來越不甘於作為黨內民主派的幫手,自己想成為主角,並且毀滅黨內民主派的權威性。黨內民主派為了止損,就把改革變為宗教性信仰,教條化,抽象為對革命的反對,和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恐懼。改革之政治正確,成為一種導師捍衛權威的販賣虛假希望之道德壓迫,他們同時燃燒身份作為溫度,因為他們不提供也沒法提供現實的政治改革措施作為證據,只能強詞奪理。

此時,如果民間想說服他們放棄改革之信仰,他們就會覺得自己被冒犯,真理被冒犯,尊嚴被冒犯,就會激烈反彈。我覺得民間應該不說服他們,要麼和他們說,賭不賭,賭一下如何,他們就啞口無言了;要麼就舉證責任倒置,你們支持改革,就就拿出政改好了,否則你們就犯了販賣虛假希望罪。

我在2006《給改革一個死刑判決》中其中一段就說,吳敬璉,拿出一個真市場經濟、真政改給我看,不然閉嘴滾蛋。這時候就有主體性,並且逼迫他們背水一戰,否則斷他們後路,讓他們淹死在摸石頭的歷史之河裡。

他們中間也許有好的,我們不知道,也沒義務知道。舉證責任導致,讓他們自己舉證抗明。總之我們要有主體性,就需要他們去證明,是體制之霧霾的例外。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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