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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文人的骨氣

文人的骨氣,是靈魂的骨頭。一個人必先有靈魂,然後才可能有骨氣。那些令人敬慕的文化大師們,已經遠去。那時的他們,有知識,也更有情趣;有性格,也更講人格和品格;教學相長;不獨守三尺講台,更在廣闊的社會舞台上,展示文人獨特的風骨。文人風骨的確應該珍存,絕不能有半點丟失。

蔡元培。(網路圖片)

1.蔡元培: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

蔡元培一生辭職無數次,其中僅在北大校長任上就先後多次辭職。他1917年1月4日到北大就職,7月3日就向黎元洪總統提出辭職,抗議張勳復辟。

1918年5月22日,為抗議"中日防敵軍事協定",又向大總統提出辭呈。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為抗議逮捕學生,於5月8日提交辭呈,9日悄然離京。這次辭職引發廣大師生挽蔡大行動,北京各大專學校校長於5月13日齊上辭呈。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憤而辭職,次日他在《晨報》刊發辭去北大校長職務的聲明:

元培為保持人格起見,不能與主張干涉司法獨立、人權之教育當局再生關係,業已呈請總統辭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之職,自本日起,不再到校辦事,特此聲明。

蔡元培的幾次辭職,誕生了兩篇傑出的宣言:《關於不合作宣言》和《不願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前者為了正義,後者為了自由。1919年6月15日發布的《不願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擲地有聲:

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時代,是世界著名專制國家,他的大學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國,更不必說了。北京大學,向來受舊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進去了,想稍稍開點風氣,請了幾個比較有點新思想的人,提倡點新的學理,發布點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來比較,用我的理想來批評,還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點兒沾沾自喜的,我還覺得好笑。那知道舊的一方面,看了這點半新的,就算“洪水猛獸”一樣了。又不能用正當的辯論法來辯論,鬼鬼祟祟,想藉著強權來干涉。於是教育部來干涉了,國務院來干涉了,甚而什麼參議院也來干涉了,世界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么?還要我去充這種大學的校長么?

2.馬一浮:“我在,但我不見你!”

孫傳芳自認東南五省聯軍統帥,駐紮杭州。有一次,他慕名前來拜訪馬一浮。馬一浮不肯會見。家人鑒於孫傳芳的權勢,覺得不必搞得太僵,便打圓場說:“是不是可以告訴他你不在家?”馬一浮斷然說:“告訴他,人在家,就是不見!”弄得孫傳芳只好悻悻而返。

3.潘光旦:主席的兒子也別想走後門進清華

潘光旦1935年起兼任清華大學教務長,負責全校的教學組織工作。他工作認真負責,不徇私情。

有一次,安徽省主席劉振華想讓他的兩個兒子來清華旁聽。因他的要求有違清華校規,潘光旦回信婉言拒絕,信中說:“承劉主席看得起,但清華之所以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為它按規章制度辦事。如果吧這點給破了,清華不是也不值錢了嗎?”

4.聞一多:我自清貧,絕交官僚

在西南聯大時,聞一多雖然生活艱難,但從無怨言,也不去求得別人的同情和幫助。他有不少朋友在重慶做官,也都似真似假地對他表示過“關懷”,但他從不顯露自己的貧寒。他一個年輕時代的朋友抗戰前就混入官場,已經當到大學校長、教育部次長等要職,多次想拉聞一多去做官。

有一次,他因公到昆明,專門去看望聞一多。眼見聞一多那清貧如洗的處境,他再次提出建議說:“何苦這樣苦自己呢,至少也要去重慶休養一段時間,我負責接待。”

聞一多回答說:“論交情,我們是多年的老朋友,過去不分彼此,你來我往,也是常事。你如不嫌棄簡陋,我願意留你小住,但你那兒我不能去!”

好友問他為什麼?他回答得很簡單:“你那兒和過去不一樣了,那是衙門,那裡有官氣!”

為了不沾這“官氣”,從此以後,聞一多毅然與這位好友斷絕了來往。

5.喬大壯:“如果你能改我的文字,我也改你的作戰計劃,行不行?”

抗戰期間,國民黨政府總參謀在白崇禧聘請著名教授、翻譯家喬大壯當參議,並講明不過問政務,只做些不相干的應酬文字。有一次,白崇禧將喬大壯的文稿改動了幾個字。喬大壯立即面見白崇禧,嚴厲指責:“閣下是總參謀長,我是中央大學文學教授,各人自有一行。如果你能改我的文字,我也改你的作戰計劃,行不行?”

白崇禧無言以對,只得把改過的文字又改了回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吳量 來源:豆瓣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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