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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苗:中國大陸「美麗島律師」李和平的失蹤

堅持在前線戰鬥長達十餘年的著名維權律師李和平,也捲入「709」律師大圍剿漩渦。

不把自己暴露在風頭浪尖上,而堅持在前線戰鬥長達十餘年的著名維權律師李和平,也捲入「709」律師大圍剿漩渦,失蹤在天津河西區看守所。其弟弟李春富律師為其呼籲,也同樣失蹤在天津河西區看守所。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嶺律師,為救援呼籲,也被拘留逮捕所威脅,然而不改其志,堅持尋找失蹤的李和平。每次前往天津,均得到回答:雲深不知處,因為上意高難問。

我更想把李和平律師從「709」律師大圍剿漩渦,捲起的維權律師政治化輿論中拔出來,點出他的另外一種失蹤:作為去政治化維權律師和基督教維權律師標籤的失蹤。美國自由女神像,抱著兩本書,一本是律法書,一本是聖經。李和平曾經有的這兩個符號標籤,我認為更需要從失蹤狀態中解救出來。而民國在台灣的民主轉型過程中,律師的法律化運動和基督教長老會的支撐起了很大的作用。

更加重要的角色符號在燈下的黑,這就是在維權運動和輿論關注中的失蹤。正如日常生活中我們夜裡只能在路燈下找鑰匙,而爭奪鑰匙的對手也是一樣,而往往都沒法找到。而路燈照不到的地方,更可能是鑰匙藏匿之處。

說李和平的失蹤維度或者被掩蓋的維度,不僅在於把這一些維度重新帶入維權運動,而且必須凸現出來,這是更加重要的,更加堅固和有生長空間的,維權運動從目前的維權民運化跳出,應該回到源頭,進行重心轉移和範式變遷。那一些被廣泛符號化和關注消費的民運化維權標籤,會如同絢爛煙花那樣就綻放就消失,只留下一地煙塵和廢紙。

李和平曾被《亞洲周刊》評為二零零五年亞洲風雲人物,被當作大陸的美麗島律師。

他十二年前給「新青年案」四君子之一楊子立辯護,稍讓莫少平律師二十五年前給廣場四君子劉曉波辯護。他還做過「三班僕人案件」等教案辯護,還有給法輪功案件辯護結果遭遇黑頭套折磨毆打,獲過海外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的獎。李和平一貫是法律化維權,也出軌越位過,參加過維權運動第一波政治化高智晟的維權絕食。政治化在民間政治領域顯現出大名,然後就去政治化用自己的名氣繼續服務於當事人或者受害者。

我在《別在黨媽肚裡裝宮外孕》中批評維權律師的政治化。雖然我作為第一個被停了執照的維權律師,可我覺得我與後來出現的維權律師,大多隔膜,其原因在於律師本來就是當事人與法官之間的緩衝,十來年來我一直強調非政治化,並不是「美麗島當事人」,而是「美麗島律師」出現在台灣民眾面前,以緩衝中立的律師身份為其背書,獲得更大結果。公眾無法直接面對「善待」政治化。美麗島律師的中立面目,使民間從邊緣靠近主流。

大多大陸維權律師以「美麗島律師」自認,卻不知自己所行之事如「美麗島當事人」。維權律師本來應該帶來新鮮元素,更新改造新陳代謝,一進入過去民運所設定的場域被染缸染了。維權律師本來應該給政治領域帶來契約關係,祛除代表性,結果還是民意代表者自認。

李和平作為維權律師和基督徒合一象徵色彩的失蹤,讓我更遺憾。二零零五年維權運動第一波維權政治化維權絕食的爭議中,我在《議報》發表文章《他們眼中沒有人民》,評丁子霖和高智晟的爭議,裡面第一次點名維權律師與基督教之間的咬合親緣關係,就以李和平律師為代表。後來陳奎德先生做了專門的演講,鋪陳這個議題。范亞峰博士更是曾經建設了一以維權律師為主體的基督教家庭教會,李和平律師也是重要參與者。

十多年來我一直寫文章堅持維權運動和基督教的咬合,甚至提出維權運動就是一個基督教教會。2015年7月美國律師協會全球化與法律中心的Terence C.Halliday教授訪談我的時候,同樣提到維權律師和基督教的咬合關係。後來他讓我推薦維權律師,我提了李和平和唐吉田。

作為堅固弱者之強手,維權律師對於法治,就像基督徒對於信仰。基督教有教主(耶穌基督),使徒和平信徒。法治教,也應該有教主(上帝),使徒(維權律師)和民眾。

維權律師譜寫的應該是以法治為主角的行動敘事,而不應該是以自己為主角的行動敘事,就像一個基督徒應該以耶穌為主角救贖他的見證,而不是寫他自己為主角去追尋耶穌的見證。

政治和法律的關係,民國的,叫法政,中共的,叫政法。法是永恆的普遍的,而政治則是變動不居的,因為橋接不同特殊群體的意見與訴求。民國把法放在政治之上,是為法政。

1949年之後,讓法成為階級鬥爭的工具。在極權主義運動之中,把絕對的法律,下降為相對主義的,而將相對的特殊群體,也就是先鋒隊組織,變為絕對的,它也承認政治的變動不居,但利用民眾對變動不居的恐懼和無能,和信息不對稱,將政治決斷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模仿基督要求信徒的絕對相信那樣,提供了敵基督的「中保」,以強制要求民眾絕對相信,把民眾對法律的普遍性信仰,搶奪過來,把法律內置於自己之中,服從於自己的政治決斷,是為政法。

美麗島律師在政治犯與民眾之間隔了一層,是一種典範。就像49年前民國為政治犯辯護的大律師一樣,都是典範。維權律師可以穿越新舊秩序,從威權時期到憲政時期,從政法到法政。

維權律師在辦案過程發生中與體制發生衝突,很容易反客為主,把自己和體制衝突變為焦點,而掩蓋案件本身保護當事人權益之法律關係。所以我認為律師身份在抗爭中在場,而律師的身體最好遁去。

我不贊同死磕律師成為標籤,可以死磕但不要標籤化為死磕律師,從維權律師變為死磕律師,甚至變為維權律師街頭運動,是我不贊同的。

當然維權律師的政治化,街頭化是打壓的必然結果,也無從改變,所以我希望更多中立性,注重技術性,高扛法律性旗幟的律師,衝進維權律師隊伍,對被污染的部分進行稀釋沖淡。少數人政治化成為維權律師中的政治犯准政治犯,而大多數人去政治化,如此源源不斷生生不息。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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