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出生於1952年，與古拉格老炮兒大量獲釋幾乎是同一時期。他成長於俄式大院的叢林社會之中，青年時代頻繁打架鬥毆，而且如前所述，他的桑勃式摔跤教練就是一位黑幫老炮兒。普京的家長也很懂「江湖規矩」，在此等環境中長大的普京，在成為俄羅斯總統後也很喜歡和公眾分享他少年時代打架鬥毆的經驗。2015年10月，在談及敘利亞問題時，他就曾表示：「50年前，列寧格勒的街頭教會了我一件事——如果打架不可避免，那就必須得先動手。」
俄羅斯總統普京
「你學法律幹什麼？想去當雷子、抓人進監獄嗎？」1970年，18歲的列寧格勒青年弗拉基米爾·普京剛剛告訴教練自己的大學志願，便遭到了其劈頭蓋臉的質問。
可想而知，這位列奧尼德·伊奧諾維奇·烏斯維亞佐夫教練不是什麼省油的燈。除了向徒弟們傳授桑勃式摔跤之外，他還是聖彼得堡的黑幫大佬，當時已有過10年的入獄經歷。普京升學後，這位老炮兒還將惹別的事兒再服刑10年。
然而，烏斯維亞佐夫之所以不願自己的徒弟去學法律當警察，還不一定是出於他個人對「雷子（對警察的蔑稱）」的憎惡。作為黑幫老炮兒的徒弟，當警察冒犯的不僅僅是老師，還有蘇聯黑幫老炮兒之間最極端也最僵硬的傳統。
蘇聯老炮兒的誕生
蘇聯存在之前，俄國的職業犯罪活動就豐富多彩。後來成為蘇聯領袖的約瑟夫·史達林，青年時代即是一位高加索老炮兒，在搶銀行劫火車方面經驗豐富，常以其「勞動果實」支援革命，被同志們尊稱為「首席金融家」。
到了革命年代，由於內戰連年不休，很多地方陷入秩序真空，武裝匪幫們便更加茁壯成長起來，在一些地方甚至能控制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不過到20年代布爾什維克站穩腳跟後，這些老一代的犯罪分子還是被秘密警察「契卡」趕盡殺絕。一批批老江湖被裝車送往古拉格，在那裡度過漫長的服刑生涯。
然而，蘇聯政權對老炮兒們的打擊只是看似徹底，實際上遠沒有根除犯罪分子和犯罪現象，而只是改變了紅色帝國的犯罪地圖。一方面，他們做到了「讓你丫鎮莫斯科鎮彼得堡，契卡全鎮」；另一方面，蘇聯的鎮壓卻把老炮兒們集中到了勞改營里，讓他們有了互幫互學、共同提高的良機。
不久之後，這些老炮兒便團結起來，在西伯利亞的冰雪中組成了犯罪團伙「律賊」。作為一幫堪與共產黨比狠的兇徒，他們不但倖存於勞改營里惡劣的生存環境，還「反客為主」，建立了一套對勞改營地下世界的暴政統治，成為了古拉格的「午夜霸主」。
根據「律賊」制訂的地下監規，所有古拉格囚犯都不能承認任何蘇維埃法規，甚至不能使用蘇聯刑法中的名詞術語，否則就要面臨地下法庭的審判，遭到殘酷的毆打。
律賊老炮兒們還有一套約束自己的「律賊法典」，內容更加嚴酷，不亞於共產黨組織在革命時期的內部紀律審查。該法典規定，一個合格的律賊要以犯罪為使命，以號房為故鄉，「監獄之於律賊，正如天國之於天使。」在加入律賊組織時，新科老炮兒還須宣誓，要「為犯罪分子的理想奮鬥終身」。
尤為重要的，是律賊法典中定下的犯罪分子鐵律：在任何情況下，律賊成員都不能與蘇維埃政權有任何合作，除了不能當線人、警察或者軍人之外，連參加居委會組織的活動都不被容許，違者會遭到殘酷的懲罰。
可想而知，在史達林時代，即使是平民百姓也很難堅持此等原則，古拉格里的情況更不難想像。
律賊法典的其它部分也不乏動人之處，比如不得出賣朋友，有機會的時候還要率先替人扛罪；老炮兒們還應言出必行，尤其要堅守對其他罪犯的承諾；律賊甚至不能隱瞞自己的身份，只要被問起「你是律賊嗎」，哪怕對方是警察，也必須回答：是的，我是一名律賊——在蘇聯30年代人人互相舉報以求自保的背景下，律賊這種滅絕人性的誠實和榮譽感，反而表現出某種扭曲而難得的價值觀。
在古拉格歷史上，「律賊法典」的影響極為深刻，尤其是「不可與官方合作」的鐵律，任何違反者都會被定性為「素卡（сука，英語BITCH）」，遭到恐怖的懲罰。普京選擇學法律時遭到的斥責，就可以體現出這條鐵律的影響。
情況隨著二戰的到來發生了改變。戰爭開始後，蘇軍減員量巨大，於是在古拉格開放報名，允許囚徒報名參軍以換取減刑。此後幾年裡，共有130多萬勞改犯走上前線。他們也因此被古拉格中的律賊老炮兒們記錄為「素卡」，等待日後有機會時予以嚴懲。
1945年，隨著懲戒營士兵們回到古拉格繼續服刑，一場殘酷的黑幫戰爭打響了。在這場被統稱為「素卡戰爭」的大規模監獄衝突中，律賊和團結起來的素卡展開了可怕的流血鬥爭。由於素卡得到官方的支持，又是經歷過蘇德戰爭「血與火的洗禮」的超級暴徒，律賊老炮兒很快便紛紛吃虧，被迫用舔匕首的方式向素卡老炮兒表示臣服。
律賊遭到了很大的削弱，被迫改變了其法典中許多僵硬而反人性的內容，但從未被真正摧毀。反而是蘇聯古拉格體系，在素卡戰爭的動盪中受到了重創。再加上史達林於1953年去世，勞改營的關閉逐漸成為了必然。
從1953年開始，也就是普京1歲的時候，古拉格開始大量釋放囚犯。老炮兒們如洪流一般湧入社會，僅在1953年春夏便有118萬人獲得自由。
在此之後，蘇聯仍繼續釋放囚犯，同時又有新的囚犯「補充」進來。到蘇聯後期，全國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坐過牢或者有親人坐過牢。這些在素卡戰爭中「經受過考驗」的老炮兒，即將在後極權時代的蘇聯社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後古拉格時代的老炮兒
隨著老炮兒們的獲釋，監獄文化和犯罪文化普及到了蘇聯社會之中。年輕一代人越發好勇鬥狠，打架鬥毆變成家常便飯。人們不願相信政府，喜歡通過私人關係或「地下手段」解決問題。
就連在日常口語中，蘇聯人的語言系統里都多出了大量的監獄詞彙和用法。一直到21世紀，俄羅斯從普京已降的各級官員還是滿口古拉格黑話，以至於有學者公開呼籲，不要用泛濫的監獄語言破壞俄語的純潔。
而在真正的地下世界，走出監獄的律賊們也發展壯大了起來。這些老炮兒紛紛成為黑幫大佬，聚集起昔日的囚徒弟兄，開始在蘇聯各大城市的市場上建立地下秩序，進而將觸角伸向更多的領域，甚至舉辦全國性的罪犯會議。「律賊」一詞也開始演變，逐漸像其他語言中的「教父」、「大佬」一樣，成為了俄羅斯黑幫中對領導人的尊稱。
而「絕不能與國家合作」的律賊鐵律，到蘇聯末期也越來越不受重視了。新一代的黑道分子不再把律賊法典當回事，甚至和政界大佬開始了公開交往。1980年，為了莫斯科奧運會期間的維穩工作，時任蘇聯內務部副部長的勃列日涅夫女婿尤里·丘爾巴諾夫就曾召集過莫斯科各區的黑幫頭目，要求他們保證奧運會期間的社會治安。
蘇聯黑幫和體育運動的關係也不只是負責安保，像普京的教練烏斯維亞佐夫這種身兼教練和黑幫分子雙重身份的情況，在當時十分普遍。在後來的俄羅斯黑幫史上，許多名鎮一方的老炮兒都曾是格鬥項目的運動員，拳擊、桑勃式摔跤是其中的「重災區」。到了90年代，俄語中「體育的」這個形容詞還一度具有了黑幫色彩。
除此之外，在老炮兒們大量獲釋的赫魯雪夫時代，蘇聯到處都蓋起了簡易樓「赫魯曉巴」，結果便出現了居民樓圍成的大院子，從地理格局上來看近於中國的「大院」。在老炮兒們的影響下，這些半封閉大院中的少年兒童生活也變成了「叢林社會」，大孩子充當統治者，欺負年齡小的孩子。
有趣的是，這種大院小混混生態也表現出了古拉格黑幫的影響，比如哪個孩子被欺負後要是找父母撐腰，就會像監獄裡的素卡一樣被大家視為叛徒，從此遭到所有孩子的孤立。
蘇聯的年輕人也對黑幫生活頗為嚮往，老炮兒們的舉手投足都有可能成為青年時尚。比如俄羅斯人對服裝品牌阿迪達斯特別熱衷，就有可能與蘇聯的黑幫文化有關——在晚期蘇聯，該品牌因受到蘇聯奧運代表團的青睞而廣受歡迎，但在社會上只有黑幫大佬們能穿得起，結果使之成為了黑幫地位的象徵。
在弗拉基米爾·普京成長的時代，他所面臨的就是這樣一個黑幫氣氛濃郁的特殊社會。
老炮兒普京
普京出生於1952年，與古拉格老炮兒大量獲釋幾乎是同一時期。他成長於俄式大院的叢林社會之中，青年時代頻繁打架鬥毆，而且如前所述，他的桑勃式摔跤教練就是一位黑幫老炮兒。
普京的家長也很懂「江湖規矩」。在兒童普京遭到大孩子欺負時，普京那位打過二戰後來當了工人的父親只為他出過一次頭，然後就硬邦邦地扔下一句：「以後這種事別找我，自己擺平！」
後來，在普京決定學法律並被教練批評後，他的父母也曾對他的選擇表示反對，其中或許也有同樣的文化內涵。值得一提的是，在1970年的那次和教練的談話中，18歲的普京本人也堅定地答道：怎麼可能！我才不會去當雷子！
普京所在的大院兒也堪稱是非之地。據他的玩伴們說，他們的院子有一個很隱蔽的後門，很多不良青年在被警察追的時候都往這裡跑，利用熟悉地形的優勢擺脫警察。當時還有一位名叫尤拉·西多羅夫的少年，是大院「青少年地下世界」的統治者，後來加入黑幫，入獄後杳無音信。
在此等環境中長大的普京，在成為俄羅斯總統後也很喜歡和公眾分享他少年時代打架鬥毆的經驗。2015年10月，在談及敘利亞問題時，他就曾表示：「50年前，列寧格勒的街頭教會了我一件事——如果打架不可避免，那就必須得先動手。」
普京的街頭哲學還不止於此，「不能隨便惹事，但事來了不能怕」、「一定要讓自己足夠強，才能在受到侵犯時馬上回擊」之類的言論都被他掛在嘴邊。他還公開表示，這些東西都得之於「街頭大學」。
普京也是一位監獄黑話的忠實使用者。他曾說要「抓住薩卡什維利的蛋」，將俄羅斯反對派諷刺為「猴民」（監獄裡不願跟別人接觸的犯人），以及在1999年，他公開揚言「把恐怖分子溺死在廁所里」——這句話的背景太「古拉格」了，連普京自己說完都有些後悔。
很多古拉格營地里沒有廁所，囚徒們在山丘上挖個大坑就在裡面方便。在素卡戰爭，這個地方就成了殺人的好地方——把人扔進去活活溺死，屍體很快就凍住，化凍時才能找到。「把人溺死在廁所」里便作為一句老炮兒黑話流傳了下來。
普京的那位黑幫教練，在日常表現上也頗具老炮兒做派。據普京回憶，烏斯維亞佐夫曾因為其他教練占用體育館過久，從其身後進行突襲，將其勒到不省人事。後來成為總統的普京，講述此事不乏讚美的口吻。
就是在這樣的時代和環境中，普京成長了起來。從古拉格到犯罪文化對俄社會的傳染，從大院到街頭，從俄羅斯黑幫到體育運動的"黑化"，普京實際上是後極權時代的蘇聯社會的一個縮影。他那些從街頭和大院裡學到的哲學，黑幫分子烏斯維亞佐夫那種強硬性格的影響，或多或少地都體現在了普京日後的執政生涯里。普京滿口的黑話更是直接的體現。
中國也有過類似的時代。70年代末，隨著知青大量返城，年輕人就像剛剛還鄉的古拉格老炮兒們一樣，「經濟困難，思想苦悶，悲觀失望。」在他們的努力下，80年代初中國的治安狀況足以令中老年人汗毛倒豎，終於在1983年開始了席捲全國的「嚴打」運動。不過在幾輪運動之後，中國年輕人便再也難振雄風，只能以「嚴打沒打著」的挑釁口號自我標榜。
相比之下，蘇聯面臨老炮兒危機時的國家領導人已較為「年輕」，對布爾什維克的老辦法不熟悉，也就沒能選擇「嚴打」的方法，只能承受老炮兒重返社會帶來的文化和社會震盪。
而普京與50年代以來成長的一代代俄羅斯老炮兒的不同之處就在於，他沒有聽從教練的教誨，毅然選擇了學法律、當克格勃的人生道路。拜他這個年輕時的夥伴所賜，普京一起學摔跤的朋友們也選擇了類似的人生，包括頂級富豪兼普京心腹阿爾卡季·羅滕伯格，以及後來成為杜馬議員的瓦西里·舍斯塔科夫。
至於普京的教練、真正的俄羅斯老炮兒烏斯維亞佐夫，則慢慢地消失在了人們的記憶之中。當人們談到普京學習桑勃式摔跤的經歷時，提到的總是他的早期教練阿納托利·拉赫林，而不太提起這位與普京關係密切得多、但是身份見不得人的黑幫師傅。
1994年，烏斯維亞佐夫被人槍殺身亡。他一生從未留下過一張清晰的照片，只留下了一尊彰顯老炮兒氣質的墓碑：我雖死去，幫會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