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韓國濟州島山房山腳下為幾位選擇去台灣的志願軍戰俘舉行葬禮（1952年，美軍憲兵拍攝）編者按：1950年10月，中國軍隊以志願軍的名義，「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參加歷時三年的韓戰。65年過去了，美國之音《解密時刻》特別推出《志願軍戰俘》電視系列紀錄片，以塵封的史料、戰場拍攝的鏡頭和太平洋兩岸進行的採訪，為您再現當年戰爭的殘酷，揭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等亮麗光環背後的真實，再現兩萬多中國戰俘這個被遺忘的特殊群體在那場被遺忘戰爭中的無奈與坎坷的人生。
電影片段:「為了勝利，向我開炮！」（王成摘掉步話機，在陣地上孤身抵抗美軍，最後拉開爆破筒引信，與衝上山頂的美軍同歸於盡）。
解說：1964年電影《英雄兒女》上映後，中國觀眾心中又增添了一位「保家衛國」的英雄。《英雄讚歌》插曲廣為傳唱，志願軍的形象再次飆升。
2011年冬天，遼寧錦州大嶺村的一個鄉鎮集市上，一位練攤的老人冒著嚴寒，在推銷老伴兒親手縫製的鞋墊，一雙一塊錢，這樣的生活延續了十幾年。
沒有人知道，這位老人就是英雄王成最早的原型蔣慶泉。他在喊完「向我開炮」之後，並沒有像電影中的王成那樣與敵人同歸於盡，而是成了俘虜。在韓戰結束後的幾十年裡，他生活在被俘的陰影下而不是英雄的光環中。
1953年3月，從福建調入朝鮮的志願軍23軍向三八線附近美軍陣地石硯洞北山——美軍稱豬排山（Pork Chop Hill）——發動攻擊，陣地幾次易手，志願軍傷亡慘重。
盧洪（前志願軍23軍戰地記者，筆名洪爐）：「我們中國靠的是人，美國靠的是鋼鐵，我們是拿生命跟你們鋼鐵較量。就那個豬排山，我後來也上去了，那個死人不是光是鋪了一層，是人疊人，人疊人，鋪了幾層，都是死屍啊。」
解說：4月17日第三次戰鬥，蔣慶泉所在的志願軍67師一個連守衛山頂陣地時只剩下一名步話機員和幾個傷員。美軍再次衝鋒，接近山頂，蔣慶泉不顧生命危險，高喊：「向我開炮」，志願軍的炮彈卻在此時剛好打完，美軍衝上了陣地，遼瀋戰役投降後成為解放軍的前國軍士兵蔣慶泉這次成了美軍的俘虜。
蔣慶泉（前志願軍23軍67師步話機員、王成最早的原型）：「打到白熱化了，我身體上都是死屍。你說碎屍的整屍的啥都有。臉上的中國人的血有，美國人的血也有。身上都是血，乾脆，打得美國人上來了，實在沒辦法了，我才喊得『向我開炮』。那時我的心裡特別難過。我說我的祖國，如果能有美國一半（彈藥），三八線他都不能出彎。」
解說：蔣慶泉被炮彈震昏，醒來發現周圍全是美國人，意識到自己可能被俘，巨大的羞辱感竟然讓他再次昏了過去。
蔣慶泉：「當然我被俘了（我）啥也不知道，是美國人把我，頭一次死了，給戰場上當死屍硬把我給拽醒了。我一看不好樣了，我看周圍都是美國了，心裡這一著急，我說被俘了嗎？一著急又死了。死了把我扔到車上去了，人家當死屍拉去了。等等完我又活了，美國人把我撿出來了。」
解說：醒來後，蔣慶泉被送進了戰俘營。戰俘營，對於絕大多數志願軍被俘人員來說都是一個陌生的名詞。他們中許多人在國共內戰中有過被俘的經驗，但是卻馬上被解放軍收編，換了軍服、轉過槍口去打仗，對按照《日內瓦公約》的規定建立的戰俘營完全沒有概念。
被俘以及之後被關進戰俘營，讓他們普遍感到羞辱。這種羞辱感是志願軍被俘人員的普遍感受。1951年進行的第五次戰役，因指揮失當，志願軍60軍180師全師陷入重圍。「分散突圍」失敗，數千志願軍基層官兵成了聯軍俘虜。失望與悔恨交加，令很多人抱怨自己為什麼沒有戰死沙場。
張達(志願軍180師539團見習參謀，回國戰俘)：「當然我被俘了，我覺得是很可恥的。我是很光榮的參軍的，就覺得背了個包袱，那時候還真想過，怎麼回去見什麼毛主席？能見嗎？被俘以後，我一個最大的心理障礙就是很悲觀，覺得完了，前途什麼的都完了。」
解說：入朝前，志願軍普遍進行了氣節教育，嚴格戰場紀律。美軍繳獲的志願軍第九兵團1951《戰時軍法紀律暫行規定》明確，「臨陣投敵」,「攜械潛逃」、「投降敵人報告軍情」，可判處死刑或者10年有期徒刑。為了嚴肅軍紀，有些部隊不惜拿自己的人祭旗開刀，殺一儆百。
劉純儉（志願軍180師540團戰士，赴台戰俘）：「因為我在解放軍幹了一年多，我就發現，解放軍有個很特殊的一個（現象），就是在軍隊出發以前，一定要槍斃一個人，就像古時候軍隊出發要殺一個人祭旗，就像那種狀況。」
解說：在這種氣節教育之下，志願軍被俘後普遍消沉，很多人雖然想要回家和親人團聚，卻又擔心回國不會有好結果，因為在中共的教育中，被俘等同於變節。
韓戰開始時，中國剛剛經歷了三年殘酷的國共內戰，軍隊和平民的死傷人數以千萬計。在國民黨被消滅的八百萬軍隊中，有一百七十多萬投降後被編入解放軍。轉眼之間，他們中許多人又被送到了朝鮮。在戰場上成為俘虜後，有的人一進聯軍戰俘營，就堅定了不回中國大陸的決心。很多人對解放區的中共土改記憶猶新，有人還是受害者，他們知道如果回國，自己遲早也會成為清算的對象。
劉純儉:「我是堅決不會回大陸去的，因為我老家，就是46年，共產黨就占了，那個清算鬥爭是很恐怖的。一到那兒，就把我家的家產分掉了，房子也分掉了，土地也分掉了。鬥爭大會的時候，它寫那個標語更恐怖，說『窮人要翻身，抓住地主老財挖苗斷根』。那就是說，不管老少，只要你是地主家的，一律都給你打死。那時還不用槍斃，槍斃他還捨不得那一顆子彈，就讓村子人拿石頭打死。」
解說：這種土地改革1949年後在新的解放區照樣進行，中共並在農村劃分階級，鼓勵農民對地主進行殘酷鬥爭。中共同時在全國範圍內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很多為抗日做出貢獻的前國軍人員都成了鬥爭對象。統計表明，從1950年到1953年，共有幾百萬被劃為地主和反革命的人被中共處決。
儘管土改和鎮反只是中共無數政治運動的開始，其後果已經讓許多前國軍人員不寒而慄。他們投降解放軍後，發現自己也不受共產黨的信任，不少人於是伺機重新投奔國民黨，韓戰被俘，就成為天賜良機。
張澤石（前志願軍60軍180師宣傳幹事，回大陸戰俘）：「他們從自身的家庭，或者自身的個人，是受到了共產黨的迫害。比如說打土豪，分田地，他是一個地主，家裡被掃地出門了，財產被分了，或者他的父兄是國名黨軍人在這個國共內戰裡面被打死了，或者重傷了，他內心對共產黨是有仇恨的。這一部分人，而且正好到戰場上，可以通過戰線去跨過這個戰線去回到所謂的自由世界，脫離共產黨，這是個很好的機會，所以他們投誠了。」
解說：與前幾次戰役相比，參加第五次戰役的前國軍人員顯著增加，剛剛在四川與國民黨95軍合併的志願軍60軍尤其如此，很多人被俘後不願回大陸，而且持這種想法的人隨著在戰俘營中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
馬國正（台灣研究學者）：「180師的話，他當時有很大一部分被俘虜了。那他裡面的成分有許多都是國軍舊部，或者說有些共產黨的背景並沒有那麼鮮明。所以當這批人大量到了戰俘營里之後，他對整個戰俘營裡面戰俘的成分，戰俘的組成成分，產生很大影響。等於說有國軍背景的人突然暴增。暴增之後呢，在這個權力鬥爭方面，產生了很深刻和關鍵的影響。」
解說：前國軍人員如此，那些深受中共信任的志願軍軍官們的表現又如何呢？一個普遍現象是，他們沒有像中共教育的那樣，在任何時候都挺身而出，為士兵以身作則，而是極力掩飾自己的幹部身份。熟悉中共教育的軍官們知道，在共產黨的眼裡，被俘就是犯罪，而且幹部、特別是政工幹部，要比普通士兵承擔更大的罪責；部隊入朝前的教育宣稱，如果幹部被俘，肯定會被美國人處死。
鍾俊華（志願軍180師538團衛生員，回大陸戰俘）：「結果下來就碰到我們團的一個指導員，他也被俘了。他被俘了，我看他穿的這個幹部服。我那陣小嘛，我想得比較單純。我想他們對老百姓、小兵可能要好點哦，對幹部是不是就要殺哦，或者是怎麼樣。我就給他說，你把你的幹部服脫來丟了，我這有一件戰士服，我就給了他了。」
解說：俘虜中於是多出了很多的「伙夫」、「文化教員」和「會計」。這些人被送到巨濟島後，除了志願軍20軍60師180團3營教導員孫振冠和60軍180師539團營長馬興旺等在釜山就表明了身份、擔當起管理戰俘責任的少數營級幹部外，多數軍官被送進士兵戰俘大隊。
共產黨幹部們既然隱瞞身份，前國民黨軍隊人員、尤其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軍官們，就按照《日內瓦公約》的規定申報軍官身份，挑起了戰俘營自我管理的大梁。在他們的管理下，最早收容中國戰俘的72戰俘營懸掛的是中華民國國旗，國民黨黨徽不但成了戰俘的帽徽，還被鑲嵌在戰俘營的大門上，難怪180師的官兵一進戰俘營，就以為是到了台灣。
劉純儉（志願軍180師540團戰士，赴台戰俘）：「本來按照《日內瓦公約》，原來你是軍官，對不對？你是軍官你就應該管士兵才對啊。但是進到那裡面以後，所有共產黨的幹部都不敢出頭了，都不敢露臉，都不敢表明他是幹部了。那麼在裡面出頭露臉的，大部分都是原來國軍的軍官，大部分都是，所以他就有相當的號召力和影響力了。」
解說：反共人士當了家，青年反共救國團、國民黨六三支部等組織就相繼在戰俘營成立，管理層利用警備隊進行管理，對親共人士、特別是前志願軍的幹部們嚴密控制。在這種情況下，甚至有人被謀殺。
馬有鈞（志願軍60軍180師538團政治處幹事，回大陸戰俘）：「結果一去以後，那個72戰俘營已經完全遭敵人控制了。他們那個國民黨的六三支部也建立以來了，警備隊也成立起來了，你要是反對的話，他就把你毒打，甚至把你打死，就丟到茅坑裡面，很毒辣的。」
於榮福（前志願軍60軍士兵，戰俘營警備隊員，赴台戰俘）：「就在你住的屋裡，把你勒死，或者憋死，頭蒙起來，蒙死。我們那期間住的不是床，就是土堆起來的，土堆起來的一個像床一樣，就睡在那上面。趕緊就把那裡挖挖挖起來，把你埋下。」
解說：韓戰爆發後，美軍主動尋求台灣方面的幫助。1950年7月底，剛剛擔任聯合國軍總司令的麥克阿瑟就訪問了台灣，與蔣介石舉行會談。1951年初，中華民國陸續派出大批人員，以翻譯、教師等身份加入美軍，協助志願軍戰俘的審訊工作。
周秀環（中華民國國史館研究員）：「他們在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二號，台灣的廣播電台『自由中國之聲』每天八點都會向戰俘營去廣播，宣揚台灣的情況，心戰喊話。一九五一年的時候，聯軍又要求台灣派了73位譯員，翻譯的人員到大邱去從事情報工作，還有就是一九五一年的六、七月的時候，美國聯合國民眾新聞教育處(CIE)在戰俘營里設立有二十三位指導員，是從台灣去的。」
解說：1951年7月，開城和談的消息傳入營內。反共戰俘決定宣誓反共立場，公開要求去台灣。巨濟島72戰俘營率先開始在身上刻刺反共字樣的運動，一開始是自願參加，後來規模不斷擴大，刺字也由最初的自願發展為強迫，甚至還出現了英文字樣。
蔣鴻慶（前志願軍15軍45師134團士兵，赴台戰俘）：「『反共抗俄』，『打倒共產黨』，『殺朱拔毛』。現在我弄掉了，（原來）這地方都刺了字，當時刺了這些字，我們也不敢說回大陸啊。」
高福昇（前志願軍某部士兵，赴台戰俘）：「不刺字不行，因為不刺字他說你思想有問題。但戰俘營裡面就是無法無天哪，誰拳頭大誰就有力量啊。那時候我就親自看到，我們一起來的人哪，他就堅持說他要回家，堅持回家，旁邊有警衛隊，警衛隊就說『好吧，你來吧』，結果警衛隊就挖個坑，就把他推到坑裡面去，他就掙扎，然后土就給他埋，就給他活埋掉了。這是我親自看到的。」
李高志（前志願軍60軍180師540團衛生員、赴台戰俘）：「我們旁邊有一個張萬成（音），因為他是老共產黨，老共匪，他這個地方有四個字『誓死滅共』，背後『殺朱拔毛』，你敢回去嗎？他有一個更可惡的，他那裡面可能有匪諜。我們裡面有個黃梅士（音），他扎到這個地方（眉毛上方）『反共抗俄』；還有你看，『殺朱拔毛』它扎到這裡。這就是蔣介石派去的間諜搞的，哪有這麼殘忍的？你看看，你像這樣你敢回去嗎？」
解說：擴大刺字範圍的一個關鍵用意，就是斷了更多人返回中國的念想，但部分主動刺字的戰俘對當時的脅迫手段並不贊同。
高文俊（志願軍180師538團炮兵見習參謀，赴台戰俘）:「我反對。在那時候我說，我們是被迫來打仗的，很多人他有他的想法，那時候還不懂得自由民主的大道理呢，就是我們不應該威脅他。我說應當提倡自由，所以我們軍官隊沒有打什麼的。」
解說：刺字運動後來傳到了南邊的86戰俘營，這裡的8千多戰俘多是第五次戰役被俘的。儘管前國軍軍官依然掌權，這裡的政治色彩卻相對淡薄。一個重要原因，是營內有勢力的組織既不是反共的，也不由親共人士掌控。前川軍95軍老兵戴玉書在營內成立了「兄弟會」，周圍聚集了幾百名四川袍哥，他們的口號是「扶困濟貧，仗義助弱」，用集體的拳頭維持秩序，平時受欺負的弱者在他們的保護下也能吃上滿碗飯。
鍾駿驊（回大陸戰俘）：「他那兩句話你可以這樣記，絕對是這樣的。『患難相處，不忘祖宗』，這個就很明顯了。」
常成（韓戰研究學者）：「因為當時在戰俘營裡面，誰的拳頭大，誰就是大哥，誰就吃得比較多，所以當大隊長的，吃大碗飯，中隊長吃中碗飯，小隊長吃小碗飯，一般人就吃半碗飯。所以有各種各樣的情況，這些袍哥隊的觀點就是說，我們要有飯大家吃，就是保持一個同鄉會，袍哥會。但是這個組織，他是保護了一些共產黨員，或者他是直接和間接的幫助過一些共產黨員。當然，他們甄別之後，共產主義團結會成立以後，這些袍哥組織就自動的解散了，不讓他們去在共產黨的組織下活動。」
解說：「雙十節」前夕，86營內的反共戰俘準備升起一面青天白日旗，與72戰俘營一樣，慶祝中華民國成立40周年。以「兄弟會」為主的親共人士向戰俘營營部和警備隊發動突襲，雙方打成一團，「兄弟會」很快占了上風。
鍾駿驊：「嗯，打架。那都是隔的遠，就用石頭，隔近了當然就用棍棒了。最後美國人在那開進了坦克，實際上就給那些壞蛋助威，把我們抓了過後那就是棍棒打。當天天黑了，只死了一個人，叫王邵清。」
解說：美軍干預後，81名參與打鬥的人受到清理，營區被反共戰俘徹底接管。營區的面目也隨之有了很大的改變。各大隊此後實施正規化管理，國父孫中山畫像高懸，「反共抗俄」招牌四處可見，中華民國國旗在大門頂端迎風招展。戰俘們佩戴國民黨帽徽每天定時集合操練。86戰俘營還經常進行籃球和拳擊等體育比賽，戰俘們苦中作樂，登上舞台，表演傳統劇目。
至此，72和86這兩個中國戰俘最集中的戰俘營成為巨濟島管理的典範，72戰俘營率先實施的國民黨新生活運動的三化原則——生活藝術化、生活生產化、生活軍事化，接近美軍對戰俘營管理的要求。1951年「雙十節」前夕，戰俘營張燈結彩，四處掛滿紀念國慶的橫幅和戰俘提前製作的花燈。10月10日，中華民國國旗在戰俘營升起，戰俘們集體向國旗致敬。
中國戰俘同時引發聯軍方面的高度重視。1951年9月13日，美第八集團軍司令范弗里特視察中線第九軍時，與幾名中國戰俘進行了交談。12月29日，巨濟島戰俘管理司令官、美軍上校菲茨傑拉德（Fitzgerald）陪同紐約紅衣主教斯佩爾曼（Spellman）視察了巨濟島72模範戰俘營，受到熱烈歡迎，戰俘代表再次向美方遞交了請願書，希望擺脫中共統治，要求去台灣。
美軍之前已經注意到眾多中國戰俘拒絕返回大陸的訴求。美國陸軍心理戰部主任羅伯特·麥克魯爾將軍（Gen. Robert McClure）1951年7月份就提議，允許不願返回大陸的志願軍戰俘根據自己的意願前往台灣。這個建議的人道考慮與反共宣傳作用均十分明顯，很受華盛頓方面的賞識，可有人擔心，這會影響韓戰美軍被俘人員的順利遣返，而且違反《日內瓦公約》，國務卿艾奇遜就公開反對志願遣返。
美國總統杜魯門最後力排眾議，支持志願遣返。學者指出，這主要是吸取了二戰蘇聯戰俘回國的教訓。
常成：「這裡對他影響很大的一個人是叫查爾斯·伯倫，後來成為駐蘇俄的大使。他就曾經在二戰時期處理過蘇聯戰俘的問題，因為當初有很多蘇聯被德國人控制的戰俘，後來戰後被美國人解放了，他們不願意回到蘇聯，但是按照當初的協議，就把他們所有人送回蘇聯。他們送回蘇聯之後，做過投降的，或者叛徒的，回到蘇聯後，受到很多的迫害。所以後來查爾斯·伯倫就說服杜魯門總統，堅決不能重複以前的錯誤，把中共這些反共的戰俘也送回去。所以杜魯門總統後來的傾向就是，給他們志願的選擇」
解說：1952年初，聯軍板門店談判代表團接納了由杜魯門總統拍板的戰俘志願遣返原則，同意對戰俘進行甄別。中朝方面最初堅決反對，後來勉強接受。
那次甄別將堅決要求歸中國的戰俘從72和86戰俘營中清除出去。這些正在定期聚會的老兵都親身經歷了那次甄別。他們當時選擇去了台灣，現在台北安度晚年，可60多年前那個恐怖的夜晚，依然讓他們不寒而慄。在多名戰俘的回憶中，李大安這個名字一再出現。在許多戰俘眼裡，這位72營的副聯隊長是個惡魔般的人物。
元學田（前志願軍60軍士兵、赴台戰俘）：「訓話以後，他抓了一把東西：『看看，這是什麼東西？』我們講：『不知道』。『告訴你，這是人肉，我告訴你們，你們誰要再背叛我，小心我這一刀』，就從馬靴中拔一把刀出來。」
唐肅成（前志願軍60軍士兵、赴台戰俘）：「有的刺了字了，他要回大陸，結果我們就拿刀子它割掉。我講個笑話給你聽，這個割一塊下來，這麼一小塊，我就把它吃掉，我就說恨哪，我就要吃你的肉！」
平占芳（前志願軍60軍180師士兵、赴台戰俘）：「我們那兒有一個小隊有一個，怎麼跟他講，他都不聽，他不吭氣，他們就用棒子打死。」
解說：美軍資料和照片顯示，72戰俘營當晚有4名志願軍戰俘被打死，第二天甄別時，戰俘可以看到丟棄路旁的屍體。
甄別的結果，72戰俘營要求去台灣的比例超過了90%，86戰俘營將近80%；71戰俘營幾百名親共戰俘沒有經過甄別，由領導人說了算，全部回大陸；海邊專門從事裝卸的70戰俘營的一千五百名戰俘選擇回國的超過了85%。也就是說，在2萬1千名中國戰俘中，1萬4千多選擇去台灣，回國的只有5千多人。這個結果，不但中方無法接受，也大大出乎美軍的預料。有人將此稱為反共和親共戰俘的大分家。
馬國正（台灣志願軍戰俘研究學者）：「以不願歸國來說，在我之前也提到，甚至有些人只是想求生存，所謂求生存是說，我要選擇一個對我來說比較有把握的地方，我過去。因為他很清楚，我可能回到大陸去，我的背景不好，那我可能將來我的生活也過得不好，那我乾脆就是離開這個地方，選擇到另外一個地方去。所以他們的這個選擇並不是單純親共跟反共而已，他們有很多的念想。」
解說：甄別過後，5千多回國戰俘被送到巨濟島的602戰俘營集中關押。沒有了反共戰俘的壓制和干擾，親共成立了「共產主義團結會」，平常縮頭縮腦的共產黨員們此時站了出來，擔任各種職務。他們要求大家割去身上的刺字，很多人後來回大陸時，身上都有刀痕傷疤。
根據美軍「分散行動」（Operation Spreadout）的安排，1萬4千多選擇去台灣的志願軍戰俘4月19日起分批被送到遠離韓國本土的濟州島。為了打消顧慮，在戰俘營傳教、中文流利的美軍牧師伍伯理（Earle Woodberry）陪同戰俘們乘船前往。
戰俘剛剛抵達濟州島西南沿海的慕瑟浦，就有人死亡，沒來得及安頓的志願軍官兵們聚集在山房山腳下，用軍禮送別剛剛逝去的戰友。
由於時間倉促，美軍只是設置營帳，再用鐵絲網圈圍起來，稱作第三戰俘營。赴台戰俘高文俊在《韓戰憶往》中回憶，他們抵達的第二天，風暴就將帳篷吹翻，只好露天而宿。新的營帳運到後，戰俘們重新建設營區，並用雙手將關押自己的鐵絲網替美國人加高、加固。
生活恢復正常，反共戰俘中的領導人卻不敢放鬆警惕。月初的甄別告訴他們，信誓旦旦，刺字紋身，都難以代表真心，於是加緊了對戰俘們的控制與觀察。沒過多久，一些反共信念不夠堅定的人就被揪了出來，處罰相當嚴厲。
李高志（前志願軍60軍180師士兵，赴台戰俘）：「就是幹掉啊。那一個戰俘營都一兩千人，就是大號你怎麼解決呢？就是挖這個，向這個地下挖，挖兩尺深，大概一人多寬的樣子，圓鍬向上扔，挖很長很長的。你要是小便大便就要匯報，你要跟班長、小隊長講你才能出來。你要是有問題就把你叫出來，跟優待一樣。晚上啊，出來，你不曉得，叫出來，到這就把你推到裡面去，那都是大便和尿啊，你爬爬不上去，那下面是空的啊，是軟的，都是大便和尿啊，吃不上力。這個手一離開那個岸邊，抓不住，就慢慢沉下去了。」
李高志：「美軍就把我們這些戰俘帶出去，到海邊洗澡，假如你哪一個有問題，他有那個刮鬍子的刀，你要是有問題，就光光地到你面前，刮鬍子的刀就照這個肚皮上一划，一蹬，都沒有抵抗力，順勢而下。這個都是真實的，那裡面很殘忍的。」
解說：各戰俘營同時擴大刺字範圍，宣誓效忠蔣介石，堅定反共抗俄的信念。中華民國駐韓國大使王東原在《爭取反共義士歸國記》中回憶，慕瑟浦三個聯隊「營地到處國旗高豎，門前大書標語二聯曰：『一條命滅共匪』，『一顆心回台灣』。十月十日國慶，三十一日蔣總統誕辰及元旦等日，各營均舉行隆重慶祝，並排演話劇，暴露共匪在大陸之罪行。」
選擇回大陸的五千多人6月30日起分兩批被運到濟州島，在北部濟州市的第八戰俘營紮寨，與慕瑟浦第三戰俘營南北相望。
逃離了巨濟島上的控制，親共領導人迅速在10個分營（又稱網，每網500人）建立了甄別後才成立的「共團會」分支，在營內恢復了共產黨的組織生活。領導層並策劃暴動，奪取武器，用行動洗刷被俘的恥辱。
馬有鈞（回大陸戰俘）：「我當時因為是回國人員中最早恢復組織生活的，了解很多情況。當時有個想法，就和南朝鮮地下黨溝通，聯繫起來準備暴動，渡過海灣，就爬上南韓本土，到他的智異山去。」
解說：美軍很快得到消息，將組織暴動的親共領導人單獨關押。共團會於是將矛頭對準了向美軍通風報信的叛徒，通過各個分營的保衛委員清除異己，手段包括暗殺、活埋。
林模叢（志願軍180師文藝兵，回大陸戰俘）：「就翻鐵絲網出去，準備又要去台灣了，美國人只是把他們集中到小帳篷里，大概幾十個人嘛，這些人幹什麼呢，就是提供情報，然後到各個鐵絲網，就遠遠地指認，這可能是地下黨的領導，把他抓出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動手的。」
解說：1952年10月1日清晨，回國戰俘公然違背禁令，在10個分營同時升起了9面五星旗和一面朝鮮國旗。美軍包圍了第七分營。
維吉爾：「我們進入了戰俘營。其中一個戰俘營里的戰俘不顧禁令，集合起來，唱愛國歌曲，標語四處飛揚。我們命令他們散去，他們拒絕。因此我們奉命開槍。」
張昌輝（志願軍12軍31師後勤處會計，回中國戰俘）：「我們也相當危險的，敵人機關槍也架起的，四周啊也有衛兵，拿著槍，隨時準備著開火。當時主要是集中打7號。當時有坦克，有飛機，都在天上，坦克在每個集中營都那個的。」
解說：警告無效後，美軍25步兵師35團的兩個排強行進入第七分營降旗，門外還有一個連警戒。戰俘用事先準備好的滾燙開水和石塊開始攻擊，美軍開槍還擊，導致60人死亡，96人受傷。
帕特·維吉爾（美25步兵師35團士兵）：「開火，把他們打散！。所以我們別無選擇，只有開火。很多人會說我只是執行命令。是的，朝人群開槍的的確有我。」
解說：維吉爾當時持有M-1卡賓槍，32發子彈打完後，又換了一個彈夾。他回憶說，有些戰俘並沒有攻擊美軍，而是在室內躲避或試圖逃跑時被擊斃的。
維吉爾：「一些戰俘跑到石頭房子裡躲起來，但是有個美軍士兵帶著自動步槍進去，把他們都打死了。當時那些戰俘只是想躲避子彈。有一群戰俘向鐵絲網跑去。我們不知道他們要做什麼。所以，向他們開火。」
解說：7號分營的地勢最高，其他分營的戰俘都目睹了當天的事件。
鍾俊華（回大陸戰俘）：「他是對準7號（網），當場就打死56人，打傷100多人,殺中國人殺得最多的可能就是那一次。」
解說：美軍隨後在戰俘營中搜出了多種自製武器，國際紅十字會也派代表對事件進行了調查。但親共戰俘的抵抗行動並沒有因此停止。美軍文件顯示，親共戰俘侯瑞新（Hoo, Sui Sin）10月28日攻擊聯軍人員，被當場擊斃。戰俘們儘管對升旗導致的死亡事件義憤填膺，可有人事後回想，認為這實在是無謂的犧牲。
張澤石（志願軍180師538團宣教幹事，回大陸戰俘）：「美軍已經告訴我們如果你們要升旗，你們就是有意來挑戰。因為在日內瓦公約裡面講，不允許你們，你們可以有信仰自由，但是不可以對這個管理當局進行挑釁。所以你們要升旗，對不起我們就要鎮壓。那鎮壓，我們也要升。意思就是我們要為自己的祖國流血啊，來證明我們對自己國家的忠誠。戰爭馬上就要結束了，而且已經在戰俘營里，沒有戰鬥任務了，非得要去不可。這種觀念，這種對生命的不尊重，他不單是一個封建戰俘觀的問題，這也包含了對人道、人的生存權利的非常愚昧的封建文化的東西沉澱的結果。」
解說：北部親共的第八戰俘營硝煙瀰漫，南部要求去台灣戰俘組成的第三戰俘營卻是忙著營建。應美軍要求，反共戰俘們開始從海邊和山崗採集石料，自己動手搭建營房，鋪設道路，準備迎接濟州島的寒冬。短短几個月，一棟棟石料營房在山房山腳下建成，營區公路相間，並設有外形別致的野戰醫院和基督教堂，一萬四千多戰俘攜帶各種物品，從三個聯隊的數百頂營帳中集體遷往新的營區，就連崗亭也用人抬肩扛運到。
美軍在慕瑟浦特別修建了機場，增加補給，並派出工兵，排除戰俘營附近日軍二戰時期埋下的地雷。戰俘們同時執行很多後勤公差使命，美軍運送物資的兵艦一到，戰俘們就幫助裝卸，用手將大量的汽油桶向倉庫滾動。
巨濟島的甄別工作結束後，大部分不滿16歲的志願軍少年戰俘被送到濟州島。美軍文件記錄，截至1952年10月1日，慕瑟浦第三戰俘營就有63位未成年戰俘，其中四人是1939年出生，也就是說，1951年參加韓戰時，他們只有12歲。
高文俊：「叫我教兒童隊嘛。老共嘛，抗美援朝最小那時才13歲，送到韓戰去，有一百五十人到兩百人。……就叫我教他們筆順、識字。」
解說：隨著時間的推移，慕瑟浦營中的戰俘堅決要求前往中華民國的訴求引起國際社會的更多關注，台灣方面加緊與聯軍合作，爭取更多的志願軍戰俘前往台灣。
60年過去了，歷經滄海的高文俊對那場遠去的戰爭依然難以釋懷。年近9旬的他在瀕臨太平洋的舊金山家中，時常透過淡淡的薄霧向海灣眺望，海面的一葉孤舟會讓他陷入沉思。那是停戰前的1953年，也是一個春天，他和戰友們在濟州島上無可奈何地被捲入歷史的浪潮，不知最終會飄向何方。等待這些年輕人的究竟是什麼樣的命運？請繼續關注美國之音系列紀錄片《志願軍戰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