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之後，中共政壇進入了新一輪省部級的人事調整。對於目前中國官場現狀，觀察家們普遍有一種擔憂，那就是目前在龐大的官僚系統中，新生代的政治新星仍然毫無蹤影。當胡春華與孫政才已經被叫了近10年的「政治新星」後，被視為實行精英選拔的中共政治制度，忽然陷入了「後繼無人」的尷尬。
今天談起中共用人，很多組織系統內的官員通常會談起30多年前胡耀邦所力推的「第三梯隊」計劃。當時中共決定，用最快的速度建立省部級後備幹部名單，時任中組部長胡耀邦形象地稱之為「第三梯隊名單」。如今，當年的「第三梯隊」名單開花結果：包括習近平、李克強等在內的諸多中共十七、十八屆政治局常委，除兩人之外，皆在名單之中。
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於此前諸多政治新星們的能遭遇的越級提拔，如今的「65後」官員鮮有越級提拔的機遇。另一方面，中組部也並未透露出系統的官場人才培養信號。而這無疑引起了人們對於中共接班梯隊斷層風險的擔憂。
「60後」雄踞政壇「65後」增勢緩慢
資料顯示，現在中國的省部級高官里僅有4名有望成為第六代接班梯隊的「60」後官員。分別是1963年出生的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1963年出生的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1960年出生的貴州省委書記陳敏爾，以及1962年出生的陝西省長胡和平。而生於1967年的政治孤星陸昊，則是中國政壇中僅有的十八屆「65後」中央委員及「封疆大吏」。
目前，身為「65後」的地方（副）省部級大員不足20人。其中最年輕的是江西省副省長謝茹，她生於1968年7月，其次是生於1967年8月的西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鄧小剛。另有5位市委書記分別是廣州市委書記任學鋒、福州市委書記楊岳、西寧市委書記王曉、貴陽市委書記陳剛和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委書記張安順。其中，任學鋒和楊岳還是「65後」官員中為數不多的兩位中央候補委員。
除了數量不足外，地方「65後」少壯派官員還處於一種比較尷尬的發展境地，並未成為接班梯隊的核心力量。如果對比「60後」的越級提拔現象可以發現，「65後」官員的越級提拔可謂鳳毛麟角。他們當中除了不到36歲就成為北京市副市長、41歲刷新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低齡記錄的陸昊，以及於2013年3月由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委、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調任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的秦宜智外，尚難發現較為突出的破格錄用案例。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60後」官員破格錄用的普遍情況。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劉俊生教授指出，「60後」晉升到副部級的最短年限是14年，晉升到正部級領導幹部的最短年限為22年。破格次數占職務晉升次數的24.7%，幾乎每位「60後」省部級官員都有破格經歷。比如「60後」官員中的佼佼者孫政才，38歲就當選北京市委常委，胡春華38歲成為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委，破格經歷明顯吃重。
此外，2008年，45歲的胡春華成為河北省省長，2009年，46歲的孫政才成為吉林省省委書記。而在今天，即使是最年輕的黑龍江省長陸昊，也已經49歲，而目前各地的省委書記，也更是多為「50後」。故外界並沒有看到除陸昊以外的「65後」官員主政一方的景象，「65後」官員整體也並未跟上接班的梯隊規模，這不免引起人們對中共「人才計劃」的擔憂。
中組部「青干局」夭折人才計劃「擱置」？
提到「人才計劃」，不得不提30多年前，在陳雲的努力下，中共中央中組部成立的「青年幹部局」，負責選拔、培養青年幹部。這是當時中國政壇「人才計劃」的雛形。
當時，中組部掌握的省部級後備幹部1,054人，各省組織部、各部委人事司管理的地廳級後備幹部18,000人此後，大規模的青年幹部越級提拔現象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而自胡耀邦之後，「青干局」也已從中組部的「內設機構」中消失。根據官方的定義，中組部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重要職能部門，主要負責黨的組織建設、幹部隊伍建設和人才隊伍建設等方面的工作。所以，中組部負擔著中共領導層換屆之時領導班子培養的「重任」。
作為管理中國8,000多萬黨員、60萬黨政領導幹部的重要人事機構，中組部應當是中國「人才計劃」制定的核心單位。從2008年就開始運行「青年千人計劃」，作為中組部主導的人才庫計劃，內容針對科技和技術領域的人才庫培養。去年11月，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陳希在人民日報刊文《加快建設人才強國》即是針對於此，但現在中組部並沒有一套完備的政治領域的「人才計劃」對外公布。
中組部2014年下發的《2014—2018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對班子年齡結構配備也指明了方向：要堅持老中青相結合的梯次配備，但不再簡單以年齡劃線，不搞領導班子成員任職年齡層層遞減和「一刀切」。有分析認為，由於中組部在最新的「領導班子建設文件」中，對傳統的幹部年輕化思想進行了弱化。所以，針對新「人才計劃」培養的重視程度，很難與30多年前同日而語。
「百優縣官」和團派能否擔當重任？
自2015年6月的百名優秀縣委書記表彰大會後，已經有近20人得到提拔，晉升局級崗位。例如去年10月，北京西城區原書記王寧獲晉北京市副市長一職，官拜副部級，而此據其獲選全國優秀縣委書記只有4個月的時間。值得一提的是，與王寧同時入選百優縣委書記的「朝陽書記」程連元，在跨省調任昆明市委書記兩月之後再獲新職，成為9月剛剛獲批成立的國家級新區雲南滇中新區首任掌門。但此類情況畢竟屬於幹部提拔中的少數。
有人相信，「百優縣官」或許正是習近平親力推薦的「人才計劃」。但是也有評論人士認為，百優縣官傾向於「運動化」。並非長期性的「人才庫」建設，有相關擔憂稱，「百優縣官」雖然在短期內使一些官員仕途變得明朗，該「稱謂」在官員升遷中有所吃重。但是，並不是一種常態化的有效人才培養機制。
另一方面，作為傳統高官搖籃的共青團系統「地位」正在悄然發生變化。從胡耀邦到胡錦濤，梯隊式的接班讓共青團出身的高官在中國政治光譜上占據了重要位置。近幾屆團中高層多已履新地方或中央，共青團一度成為中共治理系統的中流砥柱。
但去年8月10日，大陸官媒發布消息《正廳級團干「降格」使用釋放什麼信號？》，文中直言共青團幹部「爬得快，根不深」，缺少基層歷練的問題。有分析認為，共青團系統雖然升遷快，年齡門檻低，轉職同級部門後有優勢。但共青團出身官員大多缺乏基層歷練，並且共青團在一些地方成為了貪腐官員升遷的通道。2014年山西官場的「塌方式腐敗」中，中國科協黨組原書記申維辰、河北省委原組織部長梁濱、山西省原統戰部長白雲……均是從共青團系統走向官場又因貪腐落馬的典型。而官至中辦主任的令計劃的落馬，更是給已經沉寂的共青團塗上濃重的負面色彩。
況且，如今共青團系統中，28位團省委書記均為「70後」，一是由於缺乏相應的基層經驗和資歷，二是根據目前中共官場的規矩，越級提拔出場的機會甚少出場。例如，四川省委組織部長范銳平在入川前，在湖北先後擔任過鄂州和襄陽的市委書記兼省委常委。從湖北調川至今，其副省部級的官職等級未有變動。這些人從團中央出來到地方後，擔任的第一個職務往往是副省長或省委秘書長進行「回爐」。因此，團派缺乏相應的基層經驗，是中共高層一直較為存有顧慮的硬傷。
從總體表現上看，中國幹部的年輕化速度明顯放緩。而缺乏「人才計劃」的中共，其接班斷層的風險或隨時存在。如今，中共亟需對「人才計劃」進行重新梳理並設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