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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苗:讓維權成為革命的預備的「對物革命」

陳永苗:讓維權成為革命的預備的「對物革命」

陳永苗在青島參與占房運動(本刊資料)

革命的對象有人和物,對物的革命,一樣最後改變人與人的關係,不一定需要施加暴力於他人身上。黑格爾認為人對物的關係,還是人對人的關係。那麼對物革命,也能改造人際關係,也是對人革命。

我2004年在天涯社區關天茶社論壇發表《保守主義的寫作》和《這一年的自由寫作》,提出民國版的歷史終結論:辛亥革命後人民主權已經實現,政治革命已經完成,而能暴力革命的,只能是財產權再分配的革命。因此只要土地改革和“資產再分配改革”就行,不需要殺人。因此我認為二十世紀的“土改”是正當的,但是“土改”中的殺人是不正當的,將來的“資產再分配改革”也必須避免殺人。

爭論需不需要革命,水平是幼稚園的,我十幾年早就把知識的細節和預備行動推到“怎麼革命”層次。根據馬克思革命理論,革命分為自發階段和自覺階段。我自己總結出來的分法是忠誠於原教旨目標的復辟迴轉式階段,和革命之暴力偶像崇拜階段。對物革命,是一種弱者的抵抗無疑,是自發和復辟階段的。盧森堡與列寧有個爭論,列寧要求有組織化自覺暴力革命,而盧森堡擔心革命的異化和在革命過程中目標的失落,要求凝固在自發階段。對物革命是維權與革命的交叉重疊部分,把對物革命做大做強,可以讓維權是革命的預備,這是我在2006年“改革已死”判決文提出的,也是2012年《興起一次新的辛亥革命》中提出的,把現階段的抵抗提前納入革命的範圍內,探索當代革命的新內涵與外延。需要暴力革命爆發之前的當下每一個抵抗行動和實踐,構成先例,有“判例法”效力,才能為將來廣場革命和更後的暴力革命立法,為其避免革命失敗和目標失落進行路徑鎖定。

“改革已死”判決文,設定的是一場類似辛亥革命那樣,不流血或者少流血的保守主義革命,人命關天,儘可能限定於對物革命。而辛亥革命之後,政治革命已經終結,人民主權以間接或者扭曲異化方式實現,而財產權再革命上升到首要位置,也就是民國以來的民生問題為首要性。新的辛亥革命,所針對的主要對象,是中共體制中被膨脹無限放大的私人慾望,也就是中共體制所造成的民生問題,同時也點中改革開放後中共體制中官員的“終極目標”和蛇的“七寸”,陞官為的是發財,直接在其目標上進行剝奪,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就像和玪貪污受賄一輩子,不外乎是乾隆留給嘉慶的一個產業。甩開障礙直撲主題,對中共體制內的人打擊最大,為誰辛苦為誰忙,最後發現自己鏡花水月一場。革命的目的是為了改造社會關係,而暴力與殺人是手段,如果非暴力不殺人就達到目標,那更好。

對物革命的觀念為什麼要做大做強,要在此境界階段超越極限,與共黨統治之後對國家性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公共秩序尤其是國家機關的秩序神聖不可侵犯(我看到大陸人非常激動震撼於美國白宮,民國總統府可以隨便參觀)相對應。我在占房運動以及其他維權運動中,深切感受到國人對他人財產權的尊重,實際上並不是尊重,而是不敢入侵,只要沒有共黨的聖旨,國人會過度地歇斯底里地捍衛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要有共黨的授意和動員和保護,就開始惡膽邊生,對公共和他人財產流口水。這不是法律下的尊重私有財產觀念,而是被馴化的結果,應該說是尊重他人私有財產權加上馴化的結果。共黨馴化國人,其目的並不是為了保護其他人的私有財產,而是為了保護共黨對全中國公私財產的佔有和支配,因為他人的私有財產也在共黨隨時的徵收掠奪威脅下。必須打破沒有共黨的同意,就不敢越雷池一步,即使是貪官的財產,貪官的房子,也不敢進行占房運動,即使是自己的房產,被壞人奪走了,也不敢私力救濟,也不敢正當防衛,而只能求共黨的保護,報警於110。生命權是高於財產權的,這是民法基本原理之一,當財產權保護妨礙生命權的時候,是可以破壞財產權的。例如寧德市三都澳鎳合金污染項目,我在討論時提出一種有可能存在這種情況,村民被激怒了,起來搗毀污染工廠,這算不算正當防衛。我記得我在法學院上環保法課時,呂宗梅教授舉了一個武漢污染工廠被村民摧毀的例子。後來大約2001年,行政法泰斗全國最高法院前副院長到福州大學講座,我就問他,這種情況算不算根據民法通則進行的正當防衛。例如工人罷工搗毀工廠生產機器,算不算犯罪,如果算犯罪。罷工自由其實如果按照中共的法律,都算破壞生產經營罪或者妨礙公共秩序罪,所有的罷工,所有的上訪幾乎都是犯罪,沒有被處罰僅僅是因為怕處罰引起民眾暴力給予特赦而已。在49後的對物佔有的法律中,底層實際上是被窒息的,其持有一些財富財產,僅僅是暫時的默認的代為持有使用,沒有持久性,例如對普通家庭而言最大財產的商品房。因此,需要對物革命翻過來解放他們的觀念,例如對污染企業一不小心正當防衛了,是正當防衛,對被搶走的房子自己占回來,是正當合法的,對貪官的多餘房子占回來住,是反貪行動。

主體性建設

回到現象本身,做一個鳥瞰,這三十年來的抵抗理論,不外乎是對被專制體制不斷當做異質性排除拋棄的回應反應,可以簡單說成是單位人的小資產階級意識。也就是被糾纏在與黨媽的愛恨情愁裡面,沒斷奶。如果按照這樣走下去,不外乎是不同階段被拋棄者的怨恨與同情。對黨媽的怨恨,和對自己們作為受害者的同病相憐。手裡要是沒有乾貨,只靠抱團取暖壯膽子,那叫傳銷,基本上不堪一擊。

一個這六十年之內的抗爭,都處在一個不能自足,其意義曖昧不明,極大不確定,懸而未決的境遇中,而且自己沒有賦予自己意義的主體性與能力,而必須由專制來賦予,因而很容易自我摧毀。這樣子一茬一茬的樹立起來,又倒下,儲蓄了一波,又倒下了。最後的結果,有多少能力,有多少牌,有多少主體性,能起多大的作用,真是靠天吃飯。

我基於二十世紀的政治歷史經驗和在淪陷區的生命體驗,確認這麼一個公理:共黨是黑洞,越靠近的越沒出路,越遠離的希望越大。我們不能擔保我們找到的遠離辦法,是一定能行的,能實現目標與手段統一的,但是對於我們這一些身處淪陷區,有著專制原罪的人而言,在黨國體制內或者邊緣磁場中政治反對,同樣是一種深陷,遠不如在曠野與被共黨所黑暗的地方築城,扶持或加入共黨的對立力量。至於我們與這一些的關係如何,敵人的敵人是朋友,還就是自己,這需要依靠行動來回答,也就是行動出來的共識。如果不基於“怎麼辦”和行動本身,政治反對,脫支,帶路黨等等,都還是共黨磁場裡面的,也無法回答“到底行不行能解決問題嗎”的質疑,一旦遭遇這個,就暴露出專制的面目。

我們是需要勝利的,需要目標實現的,因此總是有衝破現有手段和困境的衝動,正視民間主體性和自己所擁有的力量有限或者接近沒有,正視遙遙無期。正是處在手段與目標的張力,迫使我們不斷超越民間的啟蒙,維權的民運化,口炮黨,尋找和運作當下最可能手段與目標相統一的行動。

當不能直面“怎麼辦”和訴諸行動本身,就會把達到目標的渴望和在其中自我實現自我滿足的私人性渴望,轉化為惡毒的怨恨,施加於共同體或同類人身上,挑起內鬥和路線鬥爭,在已經是我們的地盤內部,建立基於自己為教主或者使徒的,意識形態為教義的,政教合一的組織,進行內部征服攫取,把達到目標和私人目的的焦慮渴望,轉化入內部,就像聖經中巴別塔的故事。

從此,抵達目標的渴望,就變為在組織體系中身份認同危機的升遷解決。共產主義事業沒了,剩下的就是怎麼當官。在組織體系外的投影磁場里,一樣也是身份危機支配,目的在場“怎麼辦”消失了,在反公知的公知如政治反對,脫支帶路黨,就是為了成為公知而反公知,彼可以取而代之。我在烏坎的收回土地抗爭被扭曲成村民自治的制度建設中,看到革命成了改良,爭取村委會內掌權當官成了唯一目的,而收回土地的目的遙遙無期。改革也是這樣,改革目的的實現,被綁架入改革派胡耀邦汪洋是否上台的黨內權斗中,從而虛無。

改革已死,革命就當立。革命根據對象,可以區分為對人的革命,也就是剝奪對方人權的,和對物的革命,也就是損害對方所有權的。

能否停留在對物革命階段,對革命進行保守主義的自我限定和憲政化,對美國革命精神的繼承。這也是為革命立法(參考我的《為革命立法》的文章)和弱者的武器。

我在《香港魚蛋革命的啟示》中說,我模仿美國佔領華爾街之後,轉而在全國二十六個城市開展占房運動,呼籲當時的香港佔中運動下一步應該把占房運動作為替代品和深入。佔領運動中是有暴力的,但是把暴力的使用限定於對物,而不是針對人。這種限定我在陽台占房時有了清晰認識。財產權低於生命權,如果暴力革命需要文明化,那麼可以把敵人的生命權交給司法審判解決,而將群眾暴力嚴格限制在對物的革命。這是我在煙台占房運動文章中總結出來的。還有運動和革命的中暴力,除非經過政教合一的組織動員和意識形態放縱,總是被動保守,也就是在正當防衛的範疇之內,在正當防衛之內的暴力,以血易血以牙還牙,僅僅為了抵抗對方的侵害。至少在目前,或者不遠的未來,為暴力的正當性行使設置高級法或者自然法理由,是必要的。在沒法軍事對抗暴力革命的時代里,為革命權辯護,要好於為暴力革命的文學渲染。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的挫敗和當下統治之無物之陣都表明,殺人不足以摧毀壞的秩序,那麼佔領運動是革命在當今時代新內涵的探索。殺人不足以摧毀壞的秩序,也說明革命所反對的體制也物化,體制具有“無人性”,體制中的人不同程度的可以從體制中剝離,而革命的對象是一座圍城。

占房運動

我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把大陸的占房運動,香港的佔中和台灣的佔領立法院合併編製起來,指出大陸還沒法是政治運動,而只能是市民社會的社會運動。

相比較於其他街頭啟蒙,占房運動是對底層民眾有高度輻射和極大動員,它是民生革命,或者社會分配矯正正義的一大部分,通過利益佔有捍衛自我保存來實現民生革命,附帶完成政治革命。如果說廣場革命的同時或者其後,就有一場財產再分配的”打房豪分房子”,那麼我們現在就將它提前,在革命爆發之前就開始解決或者預備解決革命所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

馬克思說,解決問題的辦法和問題本身是一起出現的。改革時期的房地產政經結構,就像強大無比的金鐘罩鐵布衫,加以解決也要從房地產入手,占房就是點了死穴罩門。在改革時期隨著房改,居者有其房的理念鋪天蓋地,占房運動的渴望就像地下的洪流,它遭到合法性的封鎖,其實在現實中已經有非常多的占房,但是浮不到水面,地下偷偷摸摸的既成事實,所以我們就要從空而降,以正當性的背書,塑造新的合法性去替代舊的合法性,成為一場合法的民眾運動,法律之下的革命。

從時間長上來說,思想與學說總是落後於現實,所謂先知先覺,不外乎把事實上在民眾中間已經很強大但處於輿論和政治領域邊緣的東西,發揮其生長性,成為另外一種中心。

占房運動包括三個部分一個盟友。三個部分是打房豪分房子佔領貪官房子,斷供占房,破70年大限的占房,盟友是退房運動。是個“四人幫”。

占房運動找貪官的房子入手,可以顯著降低風險,一個貪官沒法舉報,一舉報自己暴露了。第二個有著反腐敗的大旗保護和鼓動,個人利益與民眾參與反腐敗事業共振。第三個降低小市民的反感警惕,擴大統一戰線。

斷供占房的占房運動包括有兩種房奴,一種是沒錢了沒法供,被銀行起訴,所以只能起來抗爭,佔著房子不走,這是自我救濟。另外一種是對改革時期的房地產權貴主義框架,主動發起進攻,斷供占房,以打垮房地產金融體系,催促金融風險加劇。

2013年5月12號,大陸央行副行長劉士余主持召開〝住房金融服務〞專題座談會。會議透露出的信息就包括:為防止購房者因為房價下跌而斷供,央行要求銀行優先確保住房貸款。季燕江說,斷供占房,是將來百分七八十房奴都會幹的占房運動。占房運動中,斷供占房的正當性比占貪官房子更大一些,前者佔領屬於自己的房子,後者佔領似乎屬於他人房子。

獨孤求助提出的以占房運動解決土地70年大限問題也很重要。固然這尚未發生,但是大部分人為此”杞人憂天”,不僅是一個將來的問題,而且是會逼迫當下影響當下,具有當下性的問題。所以鼓吹土地使用權70年滿了,房主以占房保衛土地,土地法的原則是地隨房走房隨地走,佔住房子就保住土地。

佘禎韜提出以倡議退房運動來響應支持占房運動。占房運動和退房運動有著共同的自然法基礎:中國房地產是專制體制的體現,其買賣合同根本是顯失公平的,買主需要支付市場外的專製成本,而且占很大比例。陳洪焱說理論上,房價如果60%_80%被政府佔有,那麼,交納40%_20%的房款後,就可以斷供了,差款由政府去解決。所有購買商品房的國民,應該選擇這樣的道路:支持中國可能出現的斷供占房運動。

二十世紀革命或運動中代表權或政治領導權問題給目標實現帶來很大阻礙和煩惱。我認為選舉,政黨輪替可以通過對立互相消解。吳強提出代表權在革命後退場。我這次歪打正著,挑了一個玩具烏龜“烏龜弟”作為房奴作為房奴的代言人,與我們一起在占房中在場,就讓我們自己免於代表房奴,在運動的當下,就用卡通娛樂的辦法,促成代表權的退場。房奴形象代言人烏龜弟,是占房運動為房奴代言的代表權卡通化,非人化。這很像電影《V字仇殺隊》,用V字面具代表發動者和代表人物在場。代表權的物化和非人格化,也同樣在民國國旗衫上街運動中體現,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在場,可以將參與者對領袖和政治領導權的渴望,降到最低。就像計算機的程序軟體,它固化格式化在硬體上,最大公約數是不言自明的,不需要訴諸於吵架和討論。代表權或政治領導權的爭奪,只會擾亂最大公約數。

塗全鑫說,人人可以在現場,被代表的需求越來越小。只需要聯合就是了。領袖,有時,就是個玩偶,或者玩偶就夠了。烏龜弟作為房奴代表物化非人格化,讓我想起美國革命,其功勞榮耀上帝與憲法,搖搖筆杆子寫個《獨立宣言》,軍功比戰場上廝殺獲取勝利大多了。軍事衝突對立會造成離不開領袖崇拜和。即使是軍事衝突對立的處境,也可以將代表權物化人格化,而其執行力並不差到那裡去。拿劉邦做例子,劉邦是精神領袖,而其執行力很少,在蕭何韓信那裡。將精神領袖與執行力分離,與物化非人格化道理一樣。美國小鎮可以選狗做市長,因為其制度和執行機構就足矣。英國虛君立憲也大致如此。

前一陣子把電影《V字仇殺隊》看了一遍,其中V搞得革命模式,很吻合我對將來革命的預測:威權時代的人心條件,去領袖化,廣場革命,針對象徵物進行暴力,有限殺傷,大規模聚集就足以革命。

我比較推崇占房運動等民生革命,個人從市場獲取好處就等於是民主政治革命,個人利益與革命整體利益相統一。而且我們在過去改革市場內,對權貴資本所蘊含那套市場倫理,例如契約即使不公平,也覺得自己抵抗是錯的,罷工是錯的,占不是自己的房子,就是錯的。今天和未來,我們要覺得我們基於我們生存,我們良心做的抵抗就是對的。例如對銀行斷供占房,就是對的,我們被這一套不公平特權的市場經濟壓迫太久了,需要顛覆其體系了。

維權抗爭方式的轉軌:自己動手

2014年6月1日,在陝西省靖邊縣楊虎台西溝村,部分村民強行進入並分配了當地土豪劣紳王治華家族長期霸佔的3860畝土地。村民們把自己的行動稱為“打土豪,分田地”。消息傳開後,一時陝北震動。

自己動手,不再依賴於黨媽的同意與許可。河南三農民自己搞政府,就是有啟發的。這樣不需要為了降低風險,而把合法性進貢給體制,自己行動賦予自己合法性和正當性。三農民雖然被判刑,但是正當性足以讓其合法性成為微不足道的小問題,被判刑卻廣受表揚,這是一種非暴力的革命行動。

網友“群戀大地”說,自己為自己的行為賦予合法性,從根本上否定非法惡制,從13億個源頭來重塑法之應有之合理性與普適性。這是國人應該具有的基本覺悟,其實歐美人士多能如此,在思想與行動中往往通過維護自身的天然權利,而突破與廢除不合人情人性的法案法例,從而推動法治的進程,拓展普適的人權保障。

長期以來民間抗爭陷在一種“向黨媽訴求”陷阱裡面,主張權利轉化為等待恩賜,公民轉化為奴才。2003年維權的命名,我等有意承接於建嶸,李質英向抗爭的底層學習抗爭經驗和政治精神的傳統,在其後十年的維權運動中注入,避免民間抗爭以知識分子為主體那種林妹妹式的格式化哀憐,從而獲取同情的無效性。

民間抗爭應該從祥林嫂式的話語泡沫,獲取黨內良知和世界人士的同情,轉軌為有效性的,苛求結果在場的。從改良立場叛變,皈依革命立場,有著怨恨中共和民間主體性的曖昧雙性,後者是渴望自己力量強大,足以主宰歷史進程,因此在革命中投射。是一張在革命的想像中完成自我實現的遠期支票。

向“黨媽”要奶吃與祥林嫂般悲情獲取全社會同情,是過去抗爭維權的主導模式,占巨大比例。與此不同的是,各種佔領運動的出現,它顯示自己的人數規模以及沒有站出來社會基礎,保持即將出擊的狀態,就像把拳頭伸到當權者鼻樑,下一步就會打破。它克服了要奶吃和索要同情的種種弱者倫理。

我們民間需要從體制的受害者形象,以及呼籲受害者團結起來的呼籲等受害-反抗模式中扭轉出來,進入一種進行於加害體制,主動進攻的模式,即使面對強大無比的網格化維穩,做一個塞進病毒,進行網路關節攻擊的弱小行動,也是主動進攻的黑客。發動占房運動,就是一場對以房地產為基礎的經濟政治體系網路節點摧毀的網路性革命。在中國占房的慾望很強大,只要把它釋放出來,就是天大的事情。

佔領華爾街,佔領立法院,佔領中環,占房運動,是行動和姿勢是佔領,是對物的暴力革命,對人的非暴力革命。革命的暴力,指向了物,而止於人,通過介入人和物之間的關係,從而調整人與人的關係,不再需要依賴於流血和頭顱,就像諸葛亮用饅頭替代人頭祭祀,算政治文明的進步。

太平天國以來的每一次試圖終結王朝政治治亂循環的暴力革命,都很難逃脫加入更大的治亂循環,而每一次克服這種危險而迴避革命和行動,尤其是在沒法行動的當下,看起來就是一種避世和宗教超脫,意圖上美好,結果上同樣半推半就加入更大的治亂循環。如同走第三條道路的二十世紀知識分子。當現實中毫無作為,被壓抑的抵抗心理,需要將來更大的報復和攫取來補償。如果當下就能占房能居住,將來就不會殺人和搶更多的房子。

何為魯迅的無物之陣,革命之傳統內涵,受制於王朝政治之治亂循環,不管你是革命還是告別革命之宗教超脫,都是為王朝政治做工,怎麼跑都最後為其服務。

馬克思所鍾愛的斯巴達克斯羅馬奴隸起義,同樣是羅馬是命運之神,就是人間自由和幸福的化身,奴隸與神靈決鬥,回野蠻自由的故鄉,不是已經羅馬化的起義奴隸的出路,推翻羅馬就等於與自己的命運之神為敵,人怎麼戰勝神靈。

過去中國革命給我們留下的精神空間幾乎就是華山一線天,正如在基督和凱撒關係所探索的,吻合於基督教精神的抗爭,以美國革命為成功例子,我們也必須探索革命的新內涵,實現範式跳躍,擺脫無物之陣的泥潭。承接東歐轉型之基督教精神的維權運動,不以敵基督中共以歷史主體來裁決自己的合法性。

承接東歐轉型之基督教精神的維權運動,不以敵基督中共以歷史主體來裁決自己的合法性,不靠恩賜求諸於自己,是這樣一種革命新內涵的探索,是美國革命的大陸淪陷區新版本。占房運動是革命暴力施加於物,不施加於人,也是新的探索。

這幾十年以房產為主導的經濟政治框架,留下了一個巨大的膿包,只要挑破,就足以造成一命嗚呼,而占房就是這根刺。改革讓小市民為主體的個體追求與極權主義的統治和諧,但也給自己留下規模巨大的掘墓人,維穩不過是讓掘墓人不能抱團成氣候。

掘墓人就是渴望加入小市民而不得,或者說渴望擴大並加入但被拋出小市民秩序的人。這樣的人會反對改革,直面改革帶來的巨大例外狀態問題,而不會痛罵文革,相反會繼承文革的革命精神。所以我們把文革期間佔領北京四合院而居住的人們,當做占房運動的先驅。發動占房運動,就是一場對以房地產為基礎的經濟政治體系網路節點摧毀的網路性革命。在中國占房的慾望很強大,只要把它釋放出來,就是天大的事情。

吳強博士說:打破治理邏輯是判斷是否反抗的根由。所謂治理邏輯,也就是統治的藝術,指個人追求與統治目標的和諧,比如住房問題,改革問題···占房就是要破壞這種治理的邏輯。

公共性越強規模越大,其主張就會趨近於最重大的,而且受國際大氣候和世界民主潮流的推動。非洲效果的部落革命,同樣有趨於自由世界價值的結果。所以將來的廣場革命,即使打著左派或者民族主義立場開始,隨著人數增多,就會趨於自由憲政,五四運動就是從愛國開始的。在此之前,多少人持有自由憲政立場並不重要,當廣場發生,什麼立場加入都會被定性,重新塑造一番。所以我不相信啟蒙,不相信立場相同的重要性,要多推動可能上廣場的其他立場和訴求。在2003年之前,民眾維權的處於邊緣,啟蒙處於中心地帶,我們致力於把維權推上中心位置。

同時發掘有潛力但不為人所重視的民眾維權方式,如幾年前我和李質英搞的黑龍江等四省農民土地獨立運動,把這一些邊緣的推動中心,顯現為重要的分支,多一條分支,將來首義率先進入廣場的可能性就多一分。不管任何我們之外立場的,首先進入都行,不一定要持自由憲政立場的。多一個朋友,多一個門路。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民主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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