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一名澳大利亞的律師John Want在英國買了一艘帆船，準備僱人將它開回澳大利亞，從南安普頓到雪梨，沿路發現更大的世界。
船上有四個人，包括一名17歲的小打雜，Richard Parker，John Want並不在船上。
大家都能料到，在這個回答里准不會有什麼好事。
給您說著了——啟航一個多月後，1884年7月5日友誼的小船在好望角附近遭遇風浪沉沒。
一船人大難不死，爬上了4米來長的一條救生艇，艇上存了幾罐乾糧，可並沒有淡水。
船長Dudley用漂浮物做了一個「錨」，將救身艇穩定住，開始了這場註定載入法學歷史的漂流。
第一天，他們合力用船槳擊退了鯊魚。
第三天，他們實在挨不住餓，開始吃罐裝的乾糧。
第五天，他們抓到了一隻海龜，每人大概分到了三斤海龜肉，還喝光了海龜血來補充水分。
第八天，他們開始喝自己的尿。
第十天，海龜殼上的最後一點肉絲也給啃乾淨了。
第十五天，Richard Parkers首先扛不住，病倒了。
第十六天，他們開始討論，要不要把Richard Parker吃掉。
第十九天，Richard Parkers陷入昏迷，人事不省。
第二十天，船長Dudley向其他幾個人做了個眼神，大家心領神會，有人按住了Richard Parkers的腿，有人默默轉過頭去。
Dudley用一把小刀劃開了Richard Parkers的頸靜脈，
大家分吃了他的肉。
三天以後，當他們正在吃早餐的時候，一艘路過的船發現了救生艇，他們得救了。
回到英國，迎接他們的是謀殺罪指控。
別忘了，船主是一名律師，他為一船人提出的辯護邏輯是這樣的：
假設兩個落水的人，為了活命，在爭奪同一塊木板。木板只能保證一個人不沉入水中，一個人將另一個人推入水中，自己活了下來。對於社會來說，如果一個人和另一個人生命的價值是一樣的，一個人的死換來另一個人的活，並沒有「危害」社會。
刑法所要懲罰的，難道不是危害社會的行為嗎？更何況，我們是用一個人的死來救了更多的人，悠悠何危害可言？
法官不買帳：
「愛惜自己的生命，誠然，是一種責任，但還有一種更高的責任，就是（自我）犧牲。」
「To preserve one『s life is generally speaking a duty，but it may be the plainest and the highest duty to sacrifice it.」
為了什麼而犧牲呢？
為了道德，為了「禮義」，ethics.
不得剝奪他人的生命，這就是禮義，
法官質問道：
「誰又能評判你們的做法是不是』必要『的？如何去衡量生命的相對價值？是力量還是智慧？是不是他（17歲的Richard Parkers）的死，就比一個成年人更為』必要』？！」
「Who is to be the judge of this sort of necessity？By what measure is the comparative value of lives to be measured？Is it to be strength，or intellect，or what？...Was it more necessary to kill him than one of the grown men？」
罪名成立，這就是Regina v. Dudley案。
經常能看到一些討論，「一列失控的火車前面有五個小朋友，你可以扳道岔讓他撞上廢棄鐵軌上的一個小朋友...」「假如一個人的死可以拯救一千萬人...」
別忘了，在英美法體系中，Regina v. Dudley的判決到今天也沒有被推翻，
殺人就是殺人，和能「拯救」多少人無關。
對於一般犯罪指控而言，「必要性」（necessity）都是一種有效的辯護。
必要，簡單來說就是「兩害相權取其輕」。一個經典例子：為了撲滅森林大火，燒掉他人的田野作為防火隔離帶，並不算犯罪；
但此處權衡取捨的天平，不可以兩邊都放著生命，「一命換X命」的比較，不可以作為謀殺罪的辯護。
為什麼我覺得震驚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裡面那隻老虎的名字，就叫做理察帕克，Richard Park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