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毛澤東、周恩來致函宋慶齡，邀請她北上共商建國大計。9月，受中共中央邀請，到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10月1日，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但在此前的1949年2月6日，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與米高揚一起商談未來政府的組成。提到宋慶齡時，把她列入非「自己人」之中。周恩來說：「如果毛澤東不當主席團主席，人民就會想不通。還有，對孫中山遺孀已安排了嚴密監控，擔心國民黨把她拉走。」宋慶齡後來當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但「嚴密監控」持續了到何時，尚未見大陸公開的檔案材料可以考證。本文摘自2014年第2期《炎黃春秋》，作者李玉貞，原題為《毛澤東同米高揚談建國藍圖》。
1956年10月，張聞天、毛澤東、宋慶齡、周恩來、陳毅（從左至右）在北京中南海（圖源：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1949年1月8日至14日，1月30日至2月6日這短短的兩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共的歷史上，中共與聯共（布）、中國同蘇聯關係上留下了深深的時代烙印，是一段很有特色的日子。所謂特色，指的是史達林作為蘇聯國家和執政黨的領袖，同事實上還處於在野地位的政黨--中共的領袖毛澤東，就如何結束蔣介石代表的國民政府統治而進行的筆談即頻繁地交換函電。二人從切磋到達成對待蔣介石和談的一致方針，到1月14日中共發表與國民黨和談的八項條件，發生在第一個七天裡。這個期間，毛澤東曾經向聯共（布）特使傑列賓表示願意往蘇聯一行，就即將建立的新中國內政外交政策，直接向「大老闆」史達林請教。有趣的是毛澤東像聯共（布）領導層一樣也使用「大老闆」一詞來稱呼史達林。
但是史達林認為當時毛澤東應坐陣中國，就許多重大問題做出決策，毛澤東未能成行。
半個月後，聯共（布）派遣了政治局委員А.И.米高揚（Микоян）到西柏坡。他在那裡逗留八日，從1949年1月30日至2月6日，又是一個七天。這段時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朱德在西柏坡與米高揚進行了十多次談話，其中毛澤東本人與米高揚進行了七次會談。
過去這些情況鮮為人知。查國內已經出版的三卷本《毛澤東年譜》、《毛澤東傳》（上下冊）以及其他毛澤東本人的文章，對於這個情況的介紹十分簡略，《毛澤東年譜》中僅僅有幾百字提到會談情況。2005年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學者、俄羅斯檔案專家從俄羅斯總統檔案和俄羅斯聯邦外交部檔案館挖掘出極其珍貴的材料，編輯成《二十世紀俄中關係》第5卷（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отношения本文下用CKO）上下冊，書中文件使讀者對這十幾天裡重大決策的醞釀情況豁然開朗。通觀這兩周毛澤東同史達林和聯共（布）領導人的函電往來，有一些十分引人注目的亮點。
史達林深深介入中共政治生活
在國共決戰的關鍵時刻，史達林為中共出謀劃策，與之聯合對付美國。國民政府1949年1月8日發出致英美法蘇四國政府的照會，請它們居間調停國共關係。如何回答國民政府，直接涉及大國在中國的利益，但是鑑於國共內戰，蘇聯在兩黨間的選擇十分清楚，史達林親自出馬與毛澤東協調。
史達林建議毛澤東取虛與委蛇的手法同國民黨和談。他們二人都反對美國介入調停，都主張不允許已經被中共宣布為戰爭罪犯的人參與和談。史達林的具體建議是，讓國民黨先亮出底牌，共產黨後發制人，繼而提出讓國民黨無法接受的條件，把和平旗幟搶過來。史達林和毛澤東「期望國民黨拒絕按照中共提出的條件和談。其結局將是，中共同意和談，因而不會受到繼續內戰的指責。這樣一來，國民黨就是破壞和談的罪人，國民黨和美國的和談手腕也因此被拆招」，而中共則可以把戰爭進行到底。
1949年1月14日史達林就中共如何回復國民黨國共和談建議的事致毛澤東密電。他提出了兩個招數，一是拒絕和談，二是虛與委蛇。史達林解釋其意圖說，「如果對手是誠實的人，直截了當毫不掩飾地回答固然好。可如果你的對手是像南京政府那樣的政治騙子，那麼直截了當毫不掩飾地回答，就要冒風險了」。（CKO，第5卷，下冊，第21頁）所以他電告毛澤東：即使國民黨接受共產黨提出的苛刻條件，那麼在政府組成問題上共產黨也務必牢牢握住權柄：到那時候，我們第一，不停戰，按下述比例建立起聯合的中央政府機構：共產黨人在政治協商會議中約占到五分之三，在政府中占三分之二的席位，剩餘的席位在其他民主黨派和國民黨人中分配。總理，武裝力量總司令，如果可能，主席職位均由共產黨人擔任。這樣便能夠保證中共在未來政府和軍隊中的絕對領導。第二，總理，總司令，如果可能，主席職位儘可能由共產黨人擔任。第三，由政治協商會議宣布這樣建立的聯合政府是中國唯一的政府，宣布任何一個覬覦政府大權的政府為謀反者和僭權者，當予取締。最後，由聯合政府向國共兩黨軍隊下發命令，讓他們宣誓效忠聯合政府；並命令他們立即停止針對宣誓接受收編的部隊的軍事行動。對於拒絕宣誓接受收編的部隊，將繼續軍事行動。史達林估計「國民黨未必接受這些舉措。如果拒絕，那處境會更加惡劣，他們會遭到全殲。沒有國民黨，這些舉措也將得到實施」。（CKO，第5卷，下冊，第22頁）
毛澤東決策外交--新中國向蘇聯「一邊倒」
這是毛澤東一個戰略性的決策，它涵蓋了未來國家的內政外交政策、中共黨的建設和意識形態諸問題。毛澤東1947年底談到戰後蘇美英關係時，就明確要與蘇聯大做生意。他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首次使用蘇聯日丹諾夫關於世界已經劃分為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提法，明確未來中國要同全世界人民一道努力奮鬥，打敗帝國主義的奴役計劃。向蘇聯一邊倒的思想已然萌芽。在世界兩大陣營的冷戰氣氛中，蘇聯考慮到本國在遠東特別是中國東北的利益，也急於爭取在世界範圍內處於中間地帶的中國。
1949年1月間，毛澤東與米高揚討論中共的對外政策問題時，清楚地闡述了中共立場。在對待外國在華各種具體問題上，毛澤東談了以下幾個方面。
中共「打算限制駐中國的外國通訊社和出版方面的權利。禁止各通訊社的獨立活動，外國報章雜誌也不得自由出版。現有的外國出版物必須到政府登記」。
因為「這些限制也觸及到蘇聯在華出版物的利益」，毛澤東告訴米高揚，他想出了一個變通的辦法：「派中國人當蘇方出版物的負責人，這是虛名，主事的仍是蘇聯人。」
對待外國企業，毛澤東強調，此事的處理「一定要謹慎，因為外國資本和中國人的利益緊密相關。他指出，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了沒收外國資本和財產的決議，這個決議現在仍然有效，但做起來要採取靈活的方式」。
關於外國人在中國使用電台，毛澤東說，「絕對禁止外國人使用電台，只有個別情況才可例外」。對於這個例外，他舉了天津美國領事館的例子，說中共知道它的密碼，禁止使用這個電台對中共不利。
關於新中國如何對待外國承認，「毛澤東說，一拿下南京，就會出現外國列強承認新政府的問題。將要面臨的情況是：立即接受外國承認，或許至少推遲一年才予接受。這兩個辦法各有利弊。推遲對我們有利，我們可以放手處理同一些國家的關係，更有利於我們穩紮穩打；而接受外國承認，則有利於揭穿美、英對我們的破壞活動。為今之計，我們可推遲接受美、英的承認，以贏得時間」。
關於外國能否承認新政府，基於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毛澤東進一步闡述他的想法：「這個問題也擺在蘇聯和新民主主義國家面前。」他據已有情報說，「美國打算承認我們，英國也必然緊隨其後。對於這些國家來說，承認我們，就是反對我們、同我們進行貿易必不可少的。這樣承認了有什麼好處呢？這可以打開我們聯絡其他國家和進入聯合國之路。儘管如此，我們還是願意取第一條路，也就是說，不忙著建立外交關係，而是拖著他們，鞏固自己。」（CKO，第5卷，下冊，第42-43頁）
在對外貿易方面，毛澤東與蘇聯一樣，置入意識形態因素，他說，「我們打算與蘇聯和各新民主主義國家簽訂條約」。米高揚表示同意，說「這個願望是對的」，「我們必須在經濟上互相幫助。過去沒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我們不願讓人說我們干預各民主國家的事務。結果，各民主國家在市場上彼此掣肘，後來才向我們提出通過互相簽約的途徑，來調整貿易關係」。（CKO，第5卷，下冊，第42頁）米高揚向毛澤東簡短介紹了莫斯科六國會議的成果。
毛澤東知道「中國的資產階級不希望看到對外貿易被壟斷，但我們還是要實行」。他強調：「首先就是要和蘇聯及各人民民主國家進行貿易，僅僅把這些國家不需要的東西向資本主義國家出口。」（CKO，第5卷，下冊，第42頁）
毛澤東的既定政策進一步表明其一邊倒的立場，同時也把未來的中國帶入世界範圍內的冷戰。米高揚說的莫斯科六國會議，指的是蘇聯同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各國在1947年舉行的會議。它針對的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劍指二戰結束後美國提出的馬歇爾計劃。社會主義陣營的執牛耳者蘇聯，認定該計劃的目的是要組建反蘇的西方集團和侵蝕蘇聯的勢力範圍，於是同年決定從兩個方面反擊，即：實施莫洛托夫計劃和建立共產黨情報局。莫洛托夫計劃，旨在鞏固蘇聯對東歐的影響，這一計劃的實施為經互會的成立打下了基礎，加強了蘇聯與東歐國家的經濟聯繫。1949年1月5日至8日，蘇聯、保加利亞、匈牙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東德、羅馬尼亞等國政府代表在莫斯科舉行會議，經過磋商，宣布成立經互會。它預防了東歐國家的離蘇傾向，阻隔了這些國家與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往來的餘地，最終形成的是蘇聯東歐經濟圈。
中共的建黨和指導思想
中共曾是共產國際的支部，1943年共產國際的解散並沒有改變中共外交上的蘇聯取向。毛澤東說，「1921年中共是在十月革命和蘇聯的直接影響下，由聯共（布）幫助成立的。如果說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於1903年在倫敦代表大會上得以確立，那麼我們布爾什維克黨的形成就要晚的多，也就是說，到1921年才辦到。我們立即採行布爾什維克和民主集中制的綱領。自1921到1927年，我們同國民黨合作，共同北伐。這一時期得到蘇聯幫助，1924年前列寧參與，他死後則是史達林參與。這一時期，史達林寫了許多關於中國的著作。當時我所知甚少，但是認真研究了馬克思主義。」（CKO，第5卷，下冊，第64頁）
毛澤東的話說明中共一成立「立即採行」的是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和民主集中制的綱領」而不是馬爾托夫、普列漢諾夫等的孟什維克綱領，列寧的綱領決定了中共的革命道路，決定了它後來的治國政策。
如何對中共黨員幹部進行教育。毛澤東認為，面臨執政的「中共最重大的任務就是對幹部的馬克思主義教育」。中共曾經認為或者要求黨員「通讀馬克思主義的全部著作」，現在看這是不可能的，幹部們要學習，同時還要做大量的實際工作。因此，中共「決定讓自己的幹部只讀十二本馬克思主義著作。他列舉了這些著作（《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國家與革命》，《列寧主義問題》等），而沒有提到任何一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著作」。
米高揚問毛澤東，「在黨內對幹部進行教育的十二本書里沒有一部中共領袖從理論上闡述中國革命經驗的著作，是否合適。毛澤東答道，他作為黨的領袖還沒有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做出任何新的貢獻，也不可能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史達林相提並論。他為史達林同志健康舉杯祝賀時，強調指出，中國革命現在的勝利是建立在列寧-史達林學說的基礎之上，史達林不僅是蘇聯人民的導師，而且也是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導師。談到他自己，毛澤東說，他是史達林的學生，他自己的理論著作沒有什麼價值」，中共所做，「只不過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貫徹到實際中去，絲毫沒有創新。而且他本人立即就發了一封電報，嚴禁把他的名字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史達林相提並論，不過他為此事同親密戰友們沒少爭論」。
對於自己在中共黨內的地位，毛澤東在1949年1月7日就曾對聯共（布）代表奧爾洛夫說過，外面到處傳言說他是獨裁者，毛澤東說「對，我就是獨裁者」。因為「放棄延安後，統管全部事務的是三個人，他，周恩來和任弼時」。（CKO，第5卷，下冊，第13頁）
關於提高中共黨員的理論水平，「毛澤東說，為了加強黨的隊伍，了解蘇聯對德波林和布哈林錯誤哲學觀點的批判，具有重大意義。在我們黨的心目中，蘇聯的這場批判，把列寧和史達林提升到了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家地位。對德波林哲學觀點的批判，幫助了我們同我們這裡的理想主義者做鬥爭」。（CKO，第5卷，下冊，第36頁）
毛澤東的話不僅透露出他對聯共（布）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政策很早就有所了解，而且表明他對這一政策的高度認同。德波林認為，矛盾的存在是必然的，對立是不可避免的，但對立的雙方可以通過協商討論化解分歧，不一定要你死我活地鬥爭。因此被說成「理想主義」，「唯心主義」，「脫離實際」等。
1942年3月17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毛澤東的秘書張如心的《清算德波林主義，開展反主觀主義的鬥爭》一文，其中披露：「毛澤東同志在最近一次會議上明確地指出：德波林主義是我黨近十年來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主要思想根源之一。」1937年8月毛澤東寫《矛盾論》時再次強調：「蘇聯哲學界在最近數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學派的唯心論，這件事引起了我們的極大的興趣。德波林的唯心論在中國共產黨內發生了極壞的影響，我們黨內的教條主義思想不能說和這個學派的作風沒有關係。」
關於中共與聯共（布）的關係
毛澤東認為必須加強同聯共（布）的聯繫，他和中共領導人在1949年2月4日專門與米高揚談了兩黨關係的問題。他強調說，「中共需要聯共（布）的全面幫助。我們需要兩個顧問，一個經濟顧問，一個財政顧問」。當時，科瓦廖夫已由蘇聯部長會議派遣，以經濟問題全權代表的身份開始在中國的工作，「他的工作範圍包括東北和華北」，而且「完全聽從毛澤東同志的調遣。雖然他名義上屬於中長鐵路，實際上他的活動擴及整個中國。毛澤東對И.科瓦廖夫同志奉派來聽他的調遣表示感謝」。
至於中蘇兩黨間的關係，毛澤東說：「中共中央轉赴北平後，我們之間的關係將要在黨務和外交兩個方向上發展。」他說他主張黨務顧問放在蘇聯大使館。
參與會談的政治局委員周恩來就中共黨的顧問一事表示，希望此人離中共近一些，便於經常交換意見，在重大問題上，中共想和聯共（布）中央直接聯繫。正如周恩來所言，「重大問題在莫斯科解決」。（CKO，第5卷，下冊，第68頁）
關於中蘇關係和蘇聯援助
毛澤東強調，「蘇聯過去和現在都給予中共巨大的援助，中共非常感謝聯共（布）」。
關於中共和聯共（布）兩黨間的關係，毛澤東是在世界革命的背景上予以闡述的。他說：「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局部利益應服從整體利益。我們提請蘇聯援助時，總會考慮到這一條。假設說，蘇聯不給我們某種東西，那我們也不會埋怨蘇聯。羅榮桓去莫斯科的時候，就問我，怎樣提出蘇聯向我們提供援助的問題，我告訴他，別把情況說得太過分，似乎我們要垮了，自己沒有條件了，但是要強調我們希望在涉及東北的事情上得到你們相應的援助。從1947年起，林彪經常就這樣那樣的問題提請莫斯科給予援助。毛澤東說，我指示高崗，我們向蘇聯要的東西一定要付錢償還，除此之外，可以靠國統區解決某些物資匱乏的問題。中國同志應當合理使用蘇聯的援助。毛澤東強調，沒有蘇聯的援助，我們恐怕未必能得到現在的勝利。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要自力更生」。
談及蘇聯在中國東北扮演的角色，毛澤東特別從中國共產黨的角度說，「必須承認一個事實，蘇聯對東北的援助，占了貴方援助的四分之一，這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CKO，第5卷，下冊，第69頁）
1945年6月3日，蔣介石直接向蘇聯駐華大使彼得洛夫說明中國的主張：1924年的中蘇條約應當是兩國關係的「歷史基礎」。不平等條約、領事裁判權及租界是列強加予全中國人民的「恥辱」，中國「人民之心理與要求」是必須尊重的，所以請蘇聯幫助我國「東三省主權完整、行政獨立」，此後作為幫助我國收復失地的友邦，蘇聯可以為遠東和平在中國領土內建設海空軍基地和使用東三省的鐵路；請蘇聯先於其他國家堅定表態幫助中國獨立行政與領土完整，這樣一則可以擊潰國際上的反蘇運動，二則，此後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心理，必皆同情於蘇聯」，屆時全中國的人力和物資都可以為「蘇聯與中國的合作互助關系所利用」。
6月12日，蔣介石又向彼得洛夫說明：「租借地一類的名義，我中國人民認為是國家的恥辱，我們不好再用」，蔣介石甚至為蘇聯的「國際信譽」考慮，建議說這樣的做法和名義「對蘇聯是有利的」。他答應中蘇共同使用軍港，那是「與蘇聯的友好合作」。後來他派遣宋子文、蔣經國等人赴莫斯科談判時，也再三指示：「『租借』地名稱為我國之歷史恥辱……非設法除去不可」，中國能夠做出讓步的僅僅在鐵路、軍港等「無損於我國行政與主權」的問題上。
宋子文秉承蔣介石的指示，在與史達林討論大連港問題時，曾經批評史達林把1898年沙皇俄國與中國訂立的不平等條約作為依據，認為該港口應當國際化。宋子文據理力爭：「舊條約即無戰事亦當滿期，且為帝俄所為之宣言，餘思閣下不致以該條約為依據。」況且「即在帝俄時代，大連亦為自由港。」
至於出入大連港的關稅，宋子文認為理所當然應當歸中國，可是史達林主張中蘇各半。談判很不順利。蔣介石充分估計到史達林的立場「俄對外蒙之要求，志在必得，決不能以任何高度自治或准其駐兵方式所能饜其欲望。若不允其所求，則東北與新疆各種行政之完整無從交涉，共黨問題更難解決；而且外矇事實上已為俄占有，如為虛名，而受實禍，決非謀國之道，忍痛犧牲，而換得東北與新疆以及全國之統一，乃決心准外蒙戰後投票解決其獨立問題，而與俄協商東北、新疆與中共問題為交換條件」。蔣介石為了得到蘇聯承諾不把武器給中共，最後還是同意了蘇聯的要求，並且在外蒙古問題上做出了讓步。
毛澤東的態度是，「蘇聯來旅順港，是為了自衛和保衛中國免遭日本法西斯侵害，因為中國非常之軟弱，沒有蘇聯的幫助就不可能保衛自己。蘇聯不是以帝國主義勢力而是以保衛我們共同利益的社會主義力量，來到中長鐵路和旅順的」。
米高揚問毛澤東「共產黨為何反對美國在青島的海軍基地，而保護蘇聯在旅順的基地，毛澤東回答說，美帝國主義來中國是為了壓迫，而蘇聯在旅順駐軍，是為了防止日本法西斯主義。有朝一日中國強大起來，能夠獨立防止日本威脅，那時蘇聯本身也就不需要旅順基地了」。（CKO，第5卷，下冊，第82頁）
1949年2月6日，米高揚同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等中共領導人談及1945年8月14日的中蘇條約。米高揚是這樣向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描寫那個場面的：
米高揚對中共領導人說：「中蘇關於旅順港地區的條約是一個不平等的條約，締結此約是為了制止國民黨和日美合謀對付蘇聯和中國的解放運動。」固然，「這個條約對於中國的解放運動有一定的好處，但是現在，隨著中國共產黨掌權，國內的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因此蘇聯政府決定，一俟簽訂對日和約，就撤銷這個不平等的條約並從旅順港撤出自己的軍隊。」
米高揚把話鋒一轉，又說，「如果中國共產黨認為最好儘快撤出軍隊，蘇聯願意這樣做。至於說到中長鐵路的條約，我們並不認為這是個不平等的條約，因為這條鐵路主要是由俄國出錢修建的。我說，可能這個條約並沒有完全遵循平等的原則，不過我們願意討論這個問題，並和中國同志友好解決這一問題。」
「把這個條約評價為不平等條約之說，讓毛澤東和政治局委員們大出意外，他們不勝驚訝。之後，毛澤東和政治局委員們幾乎異口同聲地說，現在還不應該從遼東撤出軍隊和取消旅順港基地，因為這樣做只會幫助美國。毛澤東說，關於從遼東撤軍問題，我們可秘而不宣，只有到中國消滅反動的政治勢力，到人民做好準備進攻外國資本予以沒收的時候，到依靠蘇聯援助，『我們把家裡整理好』的時候，才能重新審視這個條約。毛澤東說，中國人民還要為這個條約感謝蘇聯。等我們強大起來，『你們才離開中國』，我們再簽訂類似蘇波條約那樣的中蘇互助條約。」（CKO，第5卷，下冊，第82頁）
接受莫斯科建議，毛澤東決心打過長江去
1949年1月和2月，毛澤東同聯共（布）駐中共聯絡員奧爾洛夫（傑列賓）談判時，不止一次提到上海的重要性，以及中共總的戰略部署。對於是否打過長江去，毛澤東猶豫過。1949年1月10日，毛澤東發給史達林的電報中表述的想法是：
「今年春天，我軍主力稍事休整，夏季即可南下。最遲在7月底或8月初，人民解放軍一百五十萬正規軍將過長江。無論士氣還是技術裝備，都將壓倒國民黨軍隊。今年秋冬間，我們有百分之九十的信心順利占領九個省的絕大部分，即：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陝西和甘肅。擬拿下的城市有：南京，武漢，宜昌，長沙，杭州，南昌，九江，安慶，蕪湖，鎮江，蘇州，無錫，福州和西安。」
說到上海時，毛澤東在電報中向史達林進一步解釋說，雖然「有把握今冬拿下它」，但是這樣做還有一些困難，他認為「問題已經不在軍事方面，而在於供給：燃料和給養。是否要攻取上海，我們還要考慮」。（CKO，第5卷，下冊，第14頁）
有個說法一度流傳甚廣，稱史達林要毛澤東劃江而治，筆者沒有見到直接的史料支撐，或許它受某些因素的影響而出現，詳情不得而知。迄今唯一見到的是上面的文件，它說明的是相反的情況。不過，毛澤東的想法隨著時局特別是戰局的演變而變化。
毛澤東說上面那番話後過了不到一個月，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華北大局已定，解放軍是否渡過長江，拿下上海的問題比前具有更加突出的迫切性。就在解放軍開進北京的那一天，聯共（布）特使米高揚在西柏坡中共駐地第二次聽到毛澤東談論其對於拿下上海的憂慮。米高揚問到上海工人狀況如何，他們在上海發揮什麼作用等。毛澤東介紹說：
「共產黨在農村的影響無可比擬，沒有競爭者。但是在城市裡是另一種狀況：如果說在學生中間，共產黨勢力強大，而在工人中，國民黨要比共產黨強。例如，日本投降後，共產黨開始在上海公開活動，它在工人中的勢力開始擴大：上海50萬工人中有20萬在共產黨控制中，30萬受國民黨影響。」
至於幹部，毛澤東說：
「現在的主要問題是幹部問題。我們挑選了大約5300人準備分派到新解放區。由於缺乏幹部，我們不可能管理城市的經濟，所以不必忙著拿下上海。」
顯然米高揚不同意毛澤東的話，他遵照史達林的旨意，質疑毛澤東的打算，說毛：
「只看到了管理上海的困難，但沒有看到拿下上海後會受益無窮，屆時共產黨將有中國強大工業中心的50萬工人大軍。」他認為毛澤東「沒有看到，這個中心城市的工人階級中將會湧現出許多寶貴的、忠誠於黨的幹部，工人階級會鞏固黨和革命的社會基礎，進而影響到中國的其他地區。毛澤東無言以對」。（CKO，第5卷，下冊，第40頁）
然而毛澤東畢竟十分了解他帶領的軍隊的情況，到2月5日毛澤東同米高揚會談時，依然強調：
「中共軍隊基本上是『農民軍隊』，幹部基本上是從土地革命中得到土地計程車兵中提拔而來，他們不熟悉大城市，缺乏管理大城市的經驗和能力。」（CKO，第5卷，下冊，第74頁）
從事態發展不難看出，毛澤東最後還是接受了莫斯科的建議並執行之。米高揚走後的兩個多月，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和朱德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
毛澤東設想中的中共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
前已述及，儘管共產國際已經於1943年解散，但是在冷戰格局中，史達林通過經互會、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對美國馬歇爾計劃維持著反制的態勢，意圖保持其在東歐的影響。蘇聯試圖通過共產黨情報局控制各國共產黨。共產黨情報局總部最初設立在貝爾格勒。但狄托與蘇聯分歧由來已久，無論內政外交上都不願受蘇聯的控制，堅持獨立自主的路線，如在國內不按蘇聯經驗實行剝奪地主土地的政策等，在國際上也對蘇聯集團表現出離心傾向，試圖結交巴爾幹一些國家另組集團，遂與史達林發生衝突，最終公開決裂。南斯拉夫為此於1948年6月被開除出情報局，共產黨情報局總部遷至布加勒斯特。1956年情報局宣告解散。
中共情況顯然迥異。毛澤東不僅接受蘇式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而且無論內政外交都與蘇聯高度一致。
米高揚1949年1月訪問延安時，據毛澤東的請求，「介紹了南斯拉夫的情況」。毛澤東擔心，南斯拉夫「對歐洲的共產主義活動有所干擾」，米高揚對毛的回答是，南斯拉夫沒有這個能力，他們干擾不了，「因為他們完全是孤立的，各共產黨一無例外都反對南斯拉夫的民族主義者和反蘇分子。對此，毛澤東說，狄托就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張國燾一樣，是陰謀家，叛徒和變節者」。（CKO，第5卷，下冊，第63頁）
維護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深深嵌入中共政策中，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污衊社會主義陣營，煽動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之間的分裂，也成了罪狀之一。
儘管這樣，毛澤東並非沒有自己的想法。他十分清楚，這個情報局的執牛耳者是蘇聯。至於中共在蘇式世界革命中的地位，毛澤東提出了他設計的未來世界格局的框架，這就是建立類似歐洲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那樣的組織，以保障亞洲共產黨人在世界事務中發聲。他向米高揚解釋說，中共「在這一點上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意見」。大致是想建立一個共產黨亞洲局。毛澤東說，中共「支持與印度支那共產黨（越南勞動黨曾用名）以及暹羅、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緬甸、印度、馬來亞和朝鮮等國共產黨保持聯繫。聯繫較多的有印度支那共產黨和朝鮮共產黨，與其他黨聯繫不多。和日本共產黨沒有任何聯繫。與各共產黨的聯繫工作都由一位特派同志去做，他目前正在香港，但是進展不大」。毛澤東說，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可以在亞洲建立一個類似歐洲共產黨情報局那樣的組織，可以叫「共產黨亞洲局」，毛澤東雖然沒有使用「情報」二字，他的意圖是清楚的。
至於時機，毛澤東說，眼下「還為時尚早。可以等到我們軍隊打下華南，我們的地位鞏固以後，再提這件事」。
至於這個「共產黨亞洲局」的參加者，毛澤東說，「朝鮮、印度和中國的共產黨最為強大，然後就是日本共產黨，它也算是強大的黨」。關於日本共產黨，毛澤東說，「日本共產黨政治局委員岡野進（野坂參三）持有錯誤觀點，認為可以通過議會鬥爭道路奪取政權。日本共產黨政治局的多數成員當時是反對這種觀點的。近來，日本共產黨的狀況有所改善。日本人民的反美情緒日益增長，不過日本資產階級支持美國」。
毛澤東向米高揚介紹了已經開始的工作，稱根據現有情報可知，「暹羅和印度共產黨贊成建立這樣一個局。最初，較為妥當的辦法是，不由所有的共產黨而由幾個亞洲國家如中國、朝鮮、菲律賓和印度支那共產黨派遣代表來建立一個局。至於日本共產黨，它在共產主義運動中分量暫時還不是很大，而且我們和日本共產黨也沒有聯繫。毛澤東說，關於日本共產黨加入這個局的事情，應先和日共交換意見，取得他們的同意」。
米高揚把毛澤東的共產黨亞洲局的範圍稍微縮小，但是點明了中共的作用，他告訴毛澤東，說按照莫斯科的意見，「中共中央不必參加共產黨亞洲局，而要以中國共產黨為首建立一個東亞國家共產黨局。初期，這個局由中國、日本和朝鮮三個共產黨組成。然後，可以逐漸吸收其他的黨」。
毛澤東進一步關心，在這個格局下，中蘇兩黨之間「是否應該直接往來」，米高揚「予以肯定回答」。不過，米高揚提醒毛澤東注意，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暹羅和緬甸共產黨內有許多美國、英國特務，因此中共和他們打交道要小心。毛澤東還就具體事宜請示米高揚，問「可否就建立這個局的問題和日本、朝鮮共產黨聯繫」。米高揚給予肯定回答。（CKO，第5卷，下冊，第63頁）
毛澤東對自己的共產黨亞洲局主張後來又有了新的發展，20多年後，1972年2月他會見尚比亞總統卡翁達時，提出了第三世界理論。毛澤東說，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的則有日本、歐洲、加拿大，這是第二世界。中國是第三世界，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全盤接受蘇聯經驗制定中國的知識分子政策
毛澤東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看法凝練地表現在1949年2月5日同米高揚的談話中。這天，毛澤東和米高揚討論的是如何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保持黨的一致。米高揚說，「毛澤東講的黨內實行民主集中制，證明黨的力量恰恰就在這裡。活躍的民主集中制是考驗布爾什維克的基礎。這一點史達林多次指示過」。
這樣做的目的，是團結全黨對付社會上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對黨的侵蝕，米高揚說，因為「各式各樣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從外部向黨施壓，如果以應有的高水準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就能保證黨的隊伍的純潔。一旦黨在哪裡脫離群眾，哪裡黨的隊伍就面臨瓦解的威脅」。
在這一點上毛澤東不僅表示完全同意，而且補充說「由於近期人民解放軍已經占領許多城市，反動派積極活動，企圖壓制共產黨。他強調說，現在黨的任務紛繁複雜，因為黨的活動範圍不再單是農村，而且到了城市」。（CKO，第5卷，下冊，第74頁）
城市工作特別是在知識分子中工作的複雜性，緊迫地提到了中共面前。對這樣一個群體的認識決定了中共的政策。中共的認識是什麼呢？毛澤東向米高揚闡述的看法是：
「外國資本使中國知識分子變壞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許多代表人物留學美國、英國、德國和日本。他們不由自主地成了這些國家影響的傳播者。」（CKO，第5卷，下冊，第73頁）
如毛澤東所說，人民解放軍基本上是農民軍隊，而且共產黨沒有城市工作的經驗。但中共畢竟還是做了許多統一戰線的工作。聽了米高揚關於種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從外部向黨施加壓力的觀點後，毛澤東得到啟示，這就是無論在黨內還是黨外都要堅持蘇式共產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認為這是抵制知識分子在中國傳播資本主義國家影響的良方。在實踐中、在政策上，他進一步明確，不能使用「非自己人」的知識分子。
邵力子和宋慶齡是兩個極好的例證。
邵力子1949年再次為國共關係奔走。奔走歸奔走，在毛澤東心目中，邵力子親美，雖然邵擔任過中國駐蘇聯大使，他並不親蘇。所以1949年1月12日，在規劃未來政府建設時，張治中、邵力子等奔走於兩黨之間的人物，被置於半冷凍狀態。毛澤東曾致電史達林說：
「我們認為，如果現在與張治中、邵力子及類似人士談判，並與這些人一道成立聯合政府，則恰恰是美國政府樂見的。」他指出邵力子一類人進入政府會產生嚴重後果，「就會在中國人民、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部隊，甚至在中共內部引起很大的混亂，會損傷我們百分之百正義的立場。」（CKO，第5卷，下冊，第19頁）
毛澤東在挑選時除了考察被選者是親蘇還是親美，還有另外一個標準：要看階級成分--是無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蘇、美的冷戰氣氛擴散到了中國，直接或間接反映到中共的統一戰線工作中。這一切明顯勾勒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對知識分子中進行思想改造的前因。
由於宋慶齡的特殊身份，中共組建政府時為她的安排而感到十分棘手。1949年2月6日，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與米高揚一起商談未來政府的組成。提到宋慶齡時，同樣把她列入非「自己人」之中，因她只是「靠攏共產黨」。米高揚向史達林匯報：
「參加會談的任弼時說，依他之見，毛澤東最好任主席團［國家］主席，周恩來也支持他，說孫中山遺孀仍然讓他們不放心，雖然她靠攏共產黨，從來也沒有透露過共產黨給她的秘密情報，尤其是當年共產國際的錢是由她轉給中共的。周恩來說，如果毛澤東不當主席團主席，人民就會想不通。還有，對孫中山遺孀已安排了嚴密監控，擔心國民黨把她拉走。周恩來最後說，如果孫中山遺孀出任主席團主席，那麼毛澤東就應出任總理。」（CKO，第5卷，下冊，第85頁）宋慶齡後來當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她受到尊重，但「嚴密監控」持續了到何時，尚未見大陸公開的檔案材料可以考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