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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腳後跟當乳頭啃咬 那一天是中秋前夕 讀之淚奔!

高耀潔(網路圖片)

我與高耀潔相識,是因為與中原有不解之緣。“文革”中插隊去河南,在豫東鹽鹼地上生活過幾年。猶記寒冬臘月,天一亮背起糞籮頭拾糞,走九里跨過省界,走到過山東曹縣地面。後來與高耀潔教授見面,才知道那竟是她出生的地方。中原血禍震驚全國,我去鄭州她家,但見四壁蕭瑟,牆上掛著一幅對聯“但願人皆健,何妨我獨貧”,地上、床上、過道處凡能插腳的地方,堆滿了防艾圖書和方便食品,等著打包郵寄。聽她略帶魯西南口音的豫東方言,與我能說的河南土話同音,於是互稱“老家只隔幾里地”。

她問我對河南的印象,我說那裡的官場令人不快,熱情中透著虛偽,庸碌中透著狡詐;而百姓分外可憐,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四十年前,我帶著左翼激情去豫東,下鄉第一課是請貧苦社員憶苦思甜,老人們說著說著下了道,控訴起1959年“合大夥”(辦食堂)餓死人的恐怖歲月,幹部連聲在底下喊:“下來,下來!”那一聲喊,將我的左翼狂熱砸得粉碎。高耀潔接著這句話,說了另一個“下來,下來”的故事:

2001年9月30日,她到河南周口地區查訪艾滋病疫情,返途中聽說某村疫情嚴重,臨時拐彎走進了這個村子。進村就聽見有奶聲奶氣的叫聲,略帶嘶啞:“下來!下來!”循聲走進一個門半掩小院,走到靠北的屋子,欲待敲門詢問之際,出來一條大黑狗。這狗骨瘦如柴,叫了一聲,返身回屋。她跟著那狗走進屋裡,只見樑上垂掛著一根草繩,一個年輕農婦懸樑自盡。屍體腳下,是一個兩歲多的小男孩,鼻涕和著眼淚哭喊,抓住樑上屍體的腳後跟在啃咬。

“下來,下來!”,顯然是那個只有兩歲的孩子發出的,他是叫娘“下來”給他餵奶,卻只夠得到媽媽冰涼的腳後跟,將腳後跟當乳頭啃咬。那一天是中秋前夕,也是那年那月的最後一日,中原血殤,以一個孩子的嘶啞叫聲在紀念第二天的節日,母與子生離死別!如此悲慘景象,大概只有在毛澤東同樣是詠嘆血禍的詩詞中出現過?——“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不到兩個月,那孩子也死了。

談到我對中原官場的厭惡,高耀潔告訴我血禍恰恰起源於那裡的官場,官員為“GDP”大辦血站,官員采血,百姓賣血,禍害由此而起,並不是起源於西方人理解的民眾“性解放”。她與我講了當年田間地頭如何采血、賣血的細節,此後她也曾對作家閻連科講過,後者將其寫入小說《丁庄夢》(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閻連科的文學風格是魔幻現實主義,但這一細節卻完全是寫實:

一夜間,幾百口人的丁庄村,突然冒出了十幾個血站來。縣醫院血站、鄉醫院血站、鄉政府血站、公安局血站、組織部血站、宣傳部血站、獸醫站血站、教育局血站、商業局血站、駐軍血站、紅十字會血站、配種站血站,八八九九,豎一塊木牌子,寫上幾個字,來兩個護士和會計,一個血站就建立起來了。

在庄頭,在十字路口上,在誰家閑著的一間屋子裡,再或把原來廢了的牛棚掃一掃,取下一塊門板洗一洗,把門板架在牛槽上,擺上針頭、針管、酒精瓶,再把抽血的玻璃瓶子掛在牛棚的橫樑上,這就開始買血、賣血了。

莊子里到處都是掛著如藤如蔓、流著血的塑料管和紅葡萄似的血漿瓶。到處都是扔的消毒棉球和廢針頭。到處都是碎了的針管玻璃和裝血的玻璃瓶。到處都是擱著、掛著收集起來的O型、A型、B型、和AB型的血瓶和血桶。地面上是一片落著的血滴和灑出來的紅血漿,空氣中整日飄散著紅烈烈的血腥氣。

……

(老村長李三仁)喚著說:“丁輝呀——我頭暈得很,這天這地都在我眼前轉圈兒。”

我爹說:“不讓你賣你偏要賣。我提著你腿倒倒血?”

他就說:“倒倒吧。”

也就躺在田頭上,我爹、我叔一人提了一隻他的腿,腳在上,頭向下,讓他的血從腿上、身上朝著頭上流。為了讓他頭上血足些,我爹我叔還慢慢提著他的雙腿抖了抖,像提著洗了的褲子腿,抖著讓水從褲腿朝著褲腰上流。

抖完了,把他的雙腿放下來:“好些嗎?”

李三仁就從地里慢慢站起來,走了兩步路,回頭笑著說:“好多了。我經了半輩子的事,還怕流這一點兒血。”

我爹我叔蹬著三輪就走了。

李三仁便柱著钁頭又回田裡幹活了。

閻連科聽高耀潔講述上述細節,驚訝得半天說不出一句話。我所謂“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也只是來自魯迅筆下,來自“魯鎮”、“未庄”系列小說。但魯迅想像力再豐富,也無法想像世間有如此真實景象——人如雞鴨,“提腿倒血”。這就是我所熟悉的中原田間地頭,這就是我所熟悉的豫東鄉親父老?相比“我爹”、“我叔”、“李三仁”,那祥林嫂、阿Q、小T又算得了什麼!

也許正是這些親眼目睹的悲慘場景,以及那一聲聲“下來,下來”,給高耀潔弱小的身軀注入頑強動力。她不是第一個把中原血禍說出來的醫生,卻是捅出這個消息之後(1996年),連續14年堅持不懈、遭打壓而絕不倒下的人。《2009年中國衛生統計年鑒》公布,中國在2008年有19712所醫院。即使以每個醫院只有20個醫生為計,也至少有40萬醫生。而這40萬人中,為這場血禍站出來說話的只有4個醫生,10萬分之一;4個醫生中只有高耀潔教授面對14年來的艱難險阻,挺到今天。她走過100多個村莊,訪問過近1000個艾滋家庭;足跡遍布豫、冀、魯、晉、陝、皖、湘、鄂、浙、蘇、雲、貴、川、粵、桂、滬16個省市。她收到過來自艾滋病人和各種其他性病相關的信件15000封,她給每一封信回信,沒有讓任何一個病人失望,這些信件集編為《一萬封信》,已正式出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她親手救助的艾滋孤兒就有164個。她的家每天接待來訪的艾滋病患者,多的時候一個月內接待過58位。她自編、自寫、自費印刷、自費寄出的防艾讀物有130多萬冊。相伴一生的老伴郭明久醫生於2006年4月去世後,她一度情緒低落,我把當月收到的稿費寄給她以致喪禮,她的回信竟是郵寄幾百本防艾的宣傳冊,囑我在大學生以及社區中分發。她不是沒有錢,而是把國際、國內所獲的獎金和個人積蓄、稿費、講課費等總計100多萬元人民幣,全部用在了中原血禍、百姓血難的救助工作上!

血禍蔓延驚天動地,危及種族血脈。如在以往,下至縣丞上至朝廷將寢食難安,在今天也應該是部長、書記、乃至國家總理親自過問的事,她卻以八旬老人的孤獨肩膀一人扛了起來。2007年,她突破封鎖到美國首府華盛頓領取“環球女性領袖獎”,那是她迄今在國際上獲得七個獎項中的第六項,但也是她第一次能夠出國領獎。頒獎會上,一位未受邀請、自費乘機、自購昂貴門票、專程遠途而來的美國鄉間老婦人,握著高耀潔的手,急匆匆表達自己的欽佩,她願以自己的微薄退休金贍養高耀潔晚年。憑著美國普通民眾的直覺,她將高耀潔與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1910-1997)相提並論,說“高教授的工作條件比特蕾莎修女還要困難,高教授不僅是善良人,還是一個英雄。”

這位素不相識的美國鄉間婦人,也許比我們本土知識人士更懂我們這裡的“特色”,更知道“特色”下的高耀潔是如何艱難:

她本身是個殘疾人。除了高血壓、心臟病,她比正常人缺少一個重要器官——胃。她的胃在“文革”中遭暴打損傷,切除了十分之九,而今不過是一截腸子一樣的象徵物。在上海,我見她走路有點蹩拐,才發現這位婦產科醫學教授竟然是我在豫東民間到處看得見的“大娘腳”——雙足纏裹又放過。在參議員辦公室,希拉里久久注視這雙在西方看不到的腳,無法想像就是這雙腳走過中國千里萬里,山路、平路、溝溝坎坎,一步一步挨了下來。

她是一個妻子。當她在山東大學講壇上為學生普及防艾知識的時候,老伴病倒住院;當她在那裡調查非法采血的黑血站時,老伴卧於病床乏人照顧;在她把關愛源源不斷送給艾滋孤兒寡母的時期,老伴溘然去世。她是一個母親,“文革”中兒子受她牽連,13歲曾被判刑關進冤獄,一生都活在恐懼中;小女兒受她牽連,曾經失去工作,走投無路,因此不能理解她的菩薩心腸和獻身行為,至今對她心有怨忿。言及自己的親人們,老人垂淚不已,私下裡說:老伴是個好老伴,自己不是個好母親。

2007年,為了保全中原的臉面,而不是中原的生靈,有關方面調動所有能調動的力量,既要阻止老人出國領獎,又要迫使她做出自動放棄的姿態。最後竟把她那少年時期受其牽連,至今心有餘悸的兒子動員到她面前。兒子以自己的工作和前程為抵押,給老人重重地磕響頭,跪請母親答應有關方面的話。那一天是2007年2月18日大年初一,她沒有動搖,她用那雙給這個世界接生無數次的手,在紙上寫下了兩行字:第一行是:“兒子郭鋤非曾因我受害坐過三年獄。”第二行是:“本人行為本人負責,一切概與兒子無關。”此時此刻,她腦海里揮之不去的,想必還有另一幅母與子生離死別的真實畫面,聲聲叫喚“下來,下來”?

“空氣中瀰漫著采血、賣血的氣息”,這在特蕾莎修女的世界是不存在的。特蕾莎最不能想像的是,艾滋病在西方是“後現代病”,但在中國竟會在不知後現代為何物的前現代農夫、農婦中瘋狂蔓延。高耀潔一再辨明,中原血禍不是因為“後現代”,而是肇始於官場“前現代”,是官員瘋狂追逐“GDP”,不擇手段,這才造成這場曠古奇聞、人間慘禍。她說穿了艾滋病的“中國特色”,說穿了“後現代”浮表下的“前現代”血寫的秘密,卻又頂住壓力守口不改,終於得罪有關方面,最終竟不能見容於這塊土地。

這一天終於來了。2009年8月9日早晨,我打開電腦,高耀潔發自大洋彼岸的一封電子郵件赫然在目:

我離開中國,為的是能讓世界知道中原血禍的真相;我還是要回來的,我死也要死在回中國的飛機上。

合上電腦,我的大腦一片空白,如受電擊,久久無言。耄耋八旬,離家萬里,舉目無親,風燭殘年?在我所知道的出走歷史中,大概只有托爾斯泰83歲高齡在風雪中出走可以與之比擬。高耀潔也是知識分子,只是飽受儒家傳統教育熏染。第一次與我見面,《詩經》、《論語》,脫口而出,整章背誦。不要說醫學專家,即使在我認識的人文學界專業人士中,亦未見如此心誦故國古典者。她也83歲高齡了,這樣一位可敬可親的老人,在她有生之年,我再也見不著了?不再是鄉音絮語,不再是《詩經》、《論語》,不再是“老家只隔幾里”,而是一去兩萬里,桴浮於海,我們只能在飛機舷梯下等待她去國還魂之遺骸?

960萬平方公里有“血禍”在地下蔓延,卻容不下地表上一個站著說真話的老人!所謂“中原血禍”,只是一個隱喻:華夏早有“國殤”,老人只不過說出“國殤”不是某一天造成,而是一場病在多年,無聲無息的“血殤”——“殤”不在肘腋,而在“血脈”,在種族命脈所系之“血液”。她無情刺穿某些知識時人“後現代”、“現代性”之神話,刺穿“特色”、“模式”、“崛起”之下還有前現代“血殤”。在丹麥,“皇帝沒有穿新衣”,說出這一秘密的是一個口無遮攔的孩子,人們世世代代記誦他;在我們,能說出這一秘密的卻是一位耄耋老人,一個來自舊社會的婦產科醫生,中原故國只能放逐她?此情何以堪,此理何以言,若有言,又何處能暢言?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林億 來源:看中國來稿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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