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農民楊改蘭一家的自殺，把中國扶貧這個話題推到了最前面。此事被網友定性為「因貧窮而自殺」。在當地縣政府的通報中，則將此事定性為「楊改蘭特大故意殺人案」。不過，雖然定性為殺人案件，當地政府卻不敢譴責「殺人犯楊改蘭」。而是通報譴責當地政府扶貧工作不力，給予副縣長等人警告處分。
網友與當地政府的觀點貌似針鋒相對，但對於事情的定性，其實沒有實質性區別，即，都認為是扶貧工作有缺陷。
僅僅是缺陷嗎？
要說起來，中國政府對扶貧工作是非常重視的。全世界沒有幾個國家像中國這樣設置「扶貧辦」這樣的部級機構。從2014年起，還特地設置每年10月17日為「全國扶貧日」。
不要小看扶貧辦這樣的機構。這可不是一個虛置得部門。扶貧辦在全國各地都有正式的部門設置，每年消耗巨額費用。從2011年到2015年，中國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從272億元增長到467億元，年均增幅接近20%。這些資金看上去不多，但這僅僅是中央財政預算安排扶貧資金。與此配套的還有省級層面扶貧投入，大約是中央資金的1/4。兩者合計，2015年中央、省自治區兩級政府的直接扶貧資金大約為600億元。
此外，還有每年各行業部門的數量不算太少的扶貧資金，例如，向貧困地區投入的社會事業資金，農村公路建設資金，農田水利、安全飲水等農業資金，以工代賑資金等。合計下來，中國近幾年每年投入的扶貧開發的各類資金在1000億元以上。
相對於十多萬億的財政收入，以及每年上萬億元的三公開支，這1000億元扶貧資金非常少。但即便如此，我們仍可算一筆帳：如果1000億元每年用於輔助中國最窮的那1000萬人，則每人每年所獲的資金額度可以達到1萬元。雖不能徹底解決貧困問題，至少可以不至於導致因為貧窮而自殺。
於是我們要面對兩個問題：1，如何精準地找到這1000萬最貧困的人口？2，如何保證扶貧資金精準地、不經盤剝地送達這些貧困人口？答案顯而易見：這是兩個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些年以來，因為貧窮而自殺的事件屢見不鮮。有城市下崗職工，也有農村貧民。
無論是城市的低保、保障房，還是農村的低保、精準扶貧，這些年都被揭露出大量的問題──低保被大量並不貧困卻與官員關係密切的人獲得，保障房小區的人能夠有能力購買包括豪車在內的大量各種汽車，農村里大量赤貧的人無法獲得資助……
中國扶貧制度存在明顯的缺陷：政府掌控資源，政府把資金控制在自己手裡，政府官員負責扶貧辦法的制定、扶貧資金的發放。在計劃經濟基本被否定之後，中國的扶貧工作，則基本上處於完全的計劃經濟狀態。於是，扶貧工作必然遭遇權力尋租。我們可以譴責官員，認為他們竟然把黑手伸向扶貧資金的行為太無恥。但這種道德譴責解決不了問題。
扶貧工作必須向社會化扶貧轉變。政府應當制定稅收優惠、基金扶持等政策來完成扶貧工作。這需要政府捨得放權。至於中國農民的扶貧，面臨的制度性困境更加明顯。土地制度、戶籍制度都是重大、急需解決的問題。如果土地依然不肯歸還給農民、戶籍制度的等級歧視依然不肯取締，則農村的扶貧根本不可能取得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