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猜中國的一個多餘的社會階層是什麼?(網絡圖片)
中共現行的書記統領一切、統管一切,採用的還是原蘇聯模塊。其實,在蘇共十一大以前(十一大史達林被推為總書記)書記與總書記都不是權力的象徵,它只幹些黨內的繁瑣事務。所以,有宏大氣魄的黨內政治家都不願當書記。列寧就沒有任過總書記。一八七二年馬克思、恩格斯發表的《所謂國際(按:即共產國際)內部的分裂──國際總委員會內部通告》,後面簽名的有三十幾位委員,十三名書記。其中馬克思是俄國和德國的書記,恩格斯是義大利和西班牙的書記。(《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P7-35)不過,這時的書記與權力還不沾邊,它只不過是黨內的(國際內的)「寫手」,故而名之為「通訊書記」。
蘇共十一大後,史達林一身三兼:政治局委員、組織局委員、總書記。由於從一九二二年起書記處推行由上而下的任命幹部做法,進一步培養起了一個層層對上負責的金字塔系統。書記也就登上了金字塔的頂峰,總書記更是頂峰之上的頂峰。全黨全國總書記一人說了算。(見李忠傑《蘇聯十大歷史公案》P26-27)赫魯雪夫就坦言,他當年任彼得羅沃──馬林斯克縣的黨委書記時,「事無巨細,樣樣都管」,發過「包羅萬象的各種原則性指導」(《赫魯雪夫回憶錄》第一卷P7-8)。鑑於此,不得不問書記是什麼樣的全才,什麼樣的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不是,這只是制度的弊端,制度賦予了他無邊的權力。「觀今宜見古」,看今日中國就知道過去的蘇聯。
中國的書記制就因襲蘇聯而來。中國的書記從中央、省、市、縣、鄉、村包攬了一切權力,涵蓋了科技、文衛、金融、教育、交通運輸,各行各業。甚而沒有多少文化斤的書記也堂而皇之地進入高等學府,取代了「教授治校」而由黨委治起校來。這樣的高校水平就可想而知了。至於在全國諸多領域那弊端也就不言自明。下級只對上級負責,因為這是關係著升遷之道,「執政為民」早已拋到九霄之外了。
丟失了的歷史依憑
中共已經進入了九五高齡,他給中國人一代一代的「溫馨提示」就是黨管思想(特別是一九四九年建國以後)。黨指向哪兒我們就沖向哪兒、黨叫幹啥就幹啥。一句話:一生交給黨安排,因為我們習慣了。正如馬克思在《一八五七年經濟學手稿》中所言:「生產不僅為主體生產對象,而且也為對象生產主體。」全能的書記不僅製造了信任他、擁護他的民眾,而且也為信任他、擁護他的民眾製造了書記。不作如是觀你就不能理解上世紀六十年代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也就不能更深刻地理解今日中國的現實。
如今的中國,如今的黨又依憑的是什麼呢──自從蘇聯解體後,它已向全人類宣布:「馬克思列寧主義失敗得那樣徹底,只是那些在蘇聯解體後的俄國和世界其他共產黨人,都已經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轉而採取折衷主義,用民族主義修飾起來的社會主義綱領。」(《共產主義實錄.序言》)中共的修飾語是:具有「中國特色」──什麼落後、保守,什麼反人權、反人道、反法治都往這個筐里裝。但窮盡我們的箱底已沒有什麼絲的、棉的物件了,最後只找到了一個「夢」(「中國夢」)。說起這「夢」,農耕文化的土壤中滋生的中國文人倒還表現得多姿多彩,中國人並不陌生──從皇帝詞人李煜的「夢裡不知身是客」到韋莊的「不知魂已斷,空有夢相隨」;從李璟的「細雨夢回雞塞遠」到敦煌曲子詞的「夢回天涯無暫歇,枕上長噓」;從劉基的「夢裡相逢還共說」到皇甫松的「閒夢江南梅熟日」……中國人幾千年來一直就沉醉在「夢」中,卻與現代文明沾不上邊。到現在該如納蘭性德所言:「千載悠悠夢魂杳,是夢就應醒矣!」
世界潮流是民主、人權、法治、憲政,這就是我們的依憑。
書記階層是多餘的階層、寄生的階層
毋庸諱言,書記在特定的革命起始時期,在宣傳黨的綱領、目標、任務上也作出過不可忽視的貢獻。列寧就說過:沒有軍事政治委員,我們便不會有紅軍。(《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九四八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社P302)這就是「支部建在連上」的最初版本。也許這就是後來共產黨書記在共產黨政權中突出地位的來由。
但時過境遷。在今日已建成了有完備系統的現代政府管理機構的情況下,書記能幹什麼或可幹什麼的問題就顯得十分明顯。現在他不需要到處去向群眾宣傳,不需要組織學生上街遊行,不需要到工廠去組織工人罷工,不需要到青紗帳、甘蔗林去打游擊,去冒槍林彈雨的風險,也不需要躲避國民黨特務的跟蹤……他需要的是如何為外企的請託給有關部門打個招呼,在投資上,在土地開發上,在鐵路公路的建設上,在資金運作上給個方便。該閃紅燈處開綠燈,把國家利益、人民利益不當一回事。他現在考慮的是如何為親友打通某一個關節,如何為送過禮金的下級官員鋪平升官之路,甚至於公開賣官鬻爵,這是有反腐檔案為證的。
俄國十九世紀文學中有多餘人的典型,如奧涅金之類。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官場的黨委書記就是多餘的官僚。一個省一個市沒有書記各方面都會運轉自如,有了他就多了一個濫權的角色。有省長再加個省委書記,有縣長再加一個縣委書記,實在是多餘的多餘。邵堯夫(北宋)有詩道:「夢中說夢重重妄,床上安床疊疊非。」黨與政兩套班子就是「床上安床」。有識之士提出了緩衝之法,先黨政分工,再黨政分開。鄧小平早年就聲稱反對「以黨治國」,稱這是「國民黨惡劣傳統反映到我們黨內的具體表現」。(《鄧小平文選》第一卷P10)可是不幸,直到現在我們還是搞的「以黨治國」。
中國有二千八百多個縣級黨委,三百多個地市級黨委,三十一個省級黨委,全國還有二十二萬零四百多個行政村,一萬八千九百二十七個行政社區,都有各自的黨委會,再加上工廠、學校、企事業單位,這個數字已經到達三百多萬以上。有書記就有副書記,看來這個數字還得翻幾番。早年北大有位副教授作過估算,中國每年的政黨成本約為二千二百六十億(人民幣)。
寄生現象不單動物界有(如薑片蟲、蛔蟲、寄生蜂等),植物界也有(如菟絲),杜甫有詩云:「菟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不料,在人類社會卻出現了這麼一個寄生階層。只共產黨國家才有,這就是黨委書記制。黨委書記的存在是濫權的根源,也是腐敗的根源,而且它也是一個多餘的階層。
可惜!可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