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開始，媒體網站好不熱鬧，因為核心終於確立了，這個好消息往往會讓人興奮得難以入眠，翻來覆去，我竟然也開始懷念有皇帝的日子……這些天，為一個賈敬龍而糾結，現在突然間意識到，如果是有皇帝的日子，只要皇帝一高興，昭示大赦天下，那草民賈敬龍的罪，豈不就一筆勾銷了，還用得著我們瞎起鬨亂嚷嚷嗎？
賈敬龍的案子，放在任何一個朝代或者任何一個國家，當然都有值得陳情值得申訴值得拷問的理由。幾年前，這夥計用射釘槍射殺的對象，如果是放在有皇帝的日子裡，也一定是皇帝所憎惡的，因為有皇帝，任何貪官，無論大小，只要掠奪斂財橫行霸道，就意味著是對皇帝的背叛，就意味著動了皇帝的奶酪，輕則重罰，重則砍頭！
有皇帝的日子，國家社稷都是皇帝的，皇帝不會任意糟踐自己的國家，也不會容忍下面的大小臣子貪腐斂財，玷污皇帝的形象，敗壞皇帝的家風！即使是那些與皇帝打天下的功臣，也要學會親民，不得胡作非為，難怪當年滿清的八旗子弟，至多也只能在京城遊手好閒喝喝花酒。
或許是宮廷劇看多了，耳聞目染地漸漸習慣並接受了有皇帝的日子，大凡有皇帝的日子，奴才們看上去都很幸福！甚至那些留著長辮子的奴才看上去也越來越親切越來越可愛。宮廷劇里的皇帝大多很親民很勤政，甚至把奴才當成自己的子民。每每皇帝出宮南巡，除了和民女打成一片，留下少許風流韻事，還會下轎接見喊冤的訪民，懲治貪贓枉法的官員，這樣的佳話美談，史書上不乏記載。
中國歷史上，好皇帝出過不少，而傳頌最廣泛的有漢光武帝劉秀、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趙匡胤、還有清朝的康熙……
漢光武帝劉秀為人十分仁慈、厚道，這在歷代開國之君中是極為罕見。大凡開國者多重殺伐，似乎不殺不足以建立新朝國威，所以先是殺敵人，後是殺功臣。劉秀卻破了這一惡律。他雖以武功建國，卻又極重文治，體恤民艱，崇尚節儉，獎勵士節，被史家稱作「最有人情味」的皇帝。
而唐太宗李世民，則以其明鑑流傳於世。古代君王系社稷天下與軍政大權於一身，說一不二，最難得的就是「兼聽」，包括聽取反對自己並且被實踐證明是反對對了的意見，包括當眾頂撞叫你下不了台的意見。
宋朝是沒有宦官弄權、外戚亂政的朝代，是對知識份子最為尊重的朝代，是皇宮最為節儉的朝代，是殺大臣最少的朝代，也是科技發展最迅速的朝代。這一切，與宋太祖趙匡胤開國時定下的大政方針有關。
清朝的康熙皇帝是宮廷劇里最出彩的皇帝，也是所謂的「千古一帝」。他開創的盛世，無論是盛況還是長久，遠非歷代任何治世可比。他幾乎集合了中國所有好皇帝的全部優點，而絕少犯和他們同樣的錯誤。他多次南巡，曾頂著凜冽的寒風，在崎嶇小道上步行十餘里親臨治河工程第一線，泥濘沒膝，隨行地方官都望而卻步。他也是最有才學的皇帝，因而在位的時間也最久。
有皇帝的日子，同樣也有過繁華盛世，比如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上下從老百姓手裡徵收的銀子為4937萬兩。4937萬兩銀子是個什麼概念？在1760年前後，荷蘭東印度公司對當時的北京、廣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費做過非常細緻的調查，據其歷史檔案記載，那時一個普通北京老百姓的年收入大約為24兩銀子，也就是說每月的收入是2兩左右。
這麼估算下來，也就是說，4937萬兩銀子僅相當於205萬普通北京老百姓的收入，即只要205萬個北京老百姓的收入就足夠供養中國歷史上最鼎盛時期的乾隆政府，可見歷史上的盛世，老百姓的稅賦並不重，那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小政府。
太凡聰明的皇帝都知道，賦稅重官吏多往往是王朝由盛轉衰的一個重要信號，當皇親國戚人數暴增，各種賦稅也必然加重，其結果必然是加重老百姓的苛捐雜稅等負擔，最終導致官逼民反抗爭不止，因而重複歷史上一個又一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王朝悲劇。
官吏多，自然要大肆揮霍國家的資財，也就是皇家的財產，但還遠不止於此。從整個社會來說，冗官過多，還有更大的社會隱患，那就是官員太多導致的爭權奪利，扯皮內耗，以及機構膨脹帶來的權力擴張，既造成王朝管理的無效率也導致社會經濟民生的無序失衡。官員太多，除了內耗，還會將權力之手伸向社會魚肉搜刮百姓，這自然是皇帝所不喜悅的。
翻來覆去，思來想去，竟然覺得有皇帝的日子並不是最黑暗最無望的，豈是荒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