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今年的總統大選過程表明，即使是在經歷過幾百年民主制度的社會裡，大政府、高福利的社會主義價值觀仍然可能駕馭一部分選民。那麼，在原社會主義國家，類似的價值觀豈不是具有更大的誘惑？是否在所有的原社會主義國家，以前的舊價值觀都成為難以擺脫的「魔咒」，於是，轉型便「永遠在路上」？事實並非如此，在原社會主義國家當中，中歐四國（波蘭、匈亞利、捷克、斯洛伐克）就成功地擺脫了這個「魔咒」。反倒是久處民主陣營的北歐、西歐、南歐諸國如今卻面臨類似的歐式福利社會主義政策「魔咒」之魘。那麼，中歐四國成功轉型的奧秘何在？其他轉型中的原社會主義國家能否效仿呢？
我在這組系列文章的前幾篇當中指出，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其實不僅僅包括政治、經濟轉型，還包括改變價值觀的社會轉型；本文是此系列的最後一篇，介紹社會主義國家的三種轉型模式，「中國模式」、「俄國模式」和「中歐模式」，其中，只有中歐模式實行了社會轉型，因此得以完成原社會主義國家艱難的轉型任務。中歐模式的成功，就在於它劃清了與舊體制的思想界限；也正因為如此，在歐盟多數國家陷於社會福利主義而難以自拔的情況下，中歐四國有可能得以自保。「中歐模式」建立在各社會群體達成的共識之上，即「種禍者不賞」；這是俄國社會做不到的事，於是俄國的轉型便產生了連多數俄國人自己都不滿意的「俄國模式」。60多年前的中國有一句政治口號，「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毛澤東後來把中國的「明天」定性為「修正主義」，結果是，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裡總煩心一件事，自己的事業還有沒有明天？如今，看過美國總統大選之劇，又風聞歐盟岌岌可危，再思考一番原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的經驗教訓，中國人也許又到了一個思考大問題的時刻，「誰的今天，是我們的明天？」
一、原社會主義國家的三類轉型和三種模式：中國模式、俄國模式、中歐模式之比較
在這組系列文章之三「轉型三叉路」當中，我提出了社會轉型（social transformation）這個概念，即多數社會成員的道德觀、價值觀以及個人日常行為的轉變，而社會轉型決定了政治、經濟轉型的成敗。經濟轉型、政治轉型和社會轉型這三類轉型有三種可能的組合，構成三種原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模式：第一是沒有政治、社會轉型的單純經濟轉型道路，即「中國模式」；第二是沒有社會轉型的政治、經濟轉型道路，即「俄國模式」；第三是既有政治、經濟轉型，也有社會轉型的完整的制度轉型模式，中歐四國走的是這條路，故稱之為「中歐模式」。
在原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過程當中，這三種模式可以任意選擇嗎？如果只有原來的政治精英參與轉型決策，很可能只會出現「中國模式」和「俄國模式」，因為，轉型開始時，現存的政治精英必然關注並保護自身的利益，對政治精英來說，能讓他們的利益最大化的，不是「中國模式」，就是「俄國模式」。而「中歐模式」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文化精英有效地主導了社會轉型過程，從而引導民眾通過選舉來約束原政治精英的自利行為。
通常，轉型之初，民眾與原來的政治精英對轉型道路的看法往往是大相逕庭。各國民眾都關心的一個基本問題是，轉型之後國民從此擁有政治權利，還是轉型過程並不改變民眾的被統治地位。他們同時還關心另一個問題，即轉型之後民眾的經濟狀況有多大改善，而這種改善能否體現社會公正。從第一個角度來看，俄國雖然表面上建立了民選政府的制度，但是，原來的紅色精英搖身一變，成為「民主派」新政治精英的主力，以知識分子為主組成的政黨（如「雅波樂格」）則因口號高遠而在選舉中被邊緣化，同時，民眾對強領袖、大政府、舊福利的依戀和信從，逐漸讓政治精英主導了政局，操控了選舉，而民眾的政治權利則被不斷削弱，他們只能期待政府為他們提高收入、維持福利，卻無法質疑或改變走向威權道路的政治格局。從第二個角度來看，「中國模式」在經濟轉型中經歷了爆發式的經濟增長之後，近年來經濟增長的後勁明顯下降，預後不良，同時，社會不滿日益嚴重，政治轉型卻遙遙無期。而在中歐四國，這兩種情形均未出現：政治上有政黨輪替，卻沒有威權回歸；經濟則穩步成長，未出現廣泛的社會不滿。
二、「中歐模式」的奧秘：告別「紅色」價值觀
「中歐模式」的奧秘既非經濟轉型方法奇妙，亦非憲政設計周到精巧，而是社會轉型（或稱之為社會重建）得以成功。在經濟轉型方面，中歐四國有的實行了震盪療法，有的（如匈牙利）則採用漸進方法；捷克在私有化方面步伐很大，波蘭的私有化則小步前行。中國的流行說法是，採用震盪療法會導致經濟轉型失敗，此說在中歐國家並不成立；在中歐國家，不管是否採用震盪療法或快速私有化，經濟轉型的結果都差不多。在政治轉型方面，中歐四國的議會選舉、政黨政治或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設計並無獨特之處，其共同特點是，轉型前的執政黨和平地放棄統治之後，社會上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活躍而有序的局面；最後形成了兩類新政黨，其一是民間原來的反對派力量集結而成的政黨，其政治立場有的偏右，有的偏左，其二是原共產黨解散後重新建立的、奉行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黨，但它們為了擺脫歷史包袱，洗刷過去的「紅色污點」，有時會選擇偏離左翼的政策。在中歐四國的轉型時期，並未出現一黨獨大的局面，選民希望嘗試不同政黨的政策主張，因此執政的政黨彼此輪替，但不同政黨的政策都未阻斷經濟轉型過程；同時，這些國家基本上沒有因政治對立而出現街頭衝突，政治局勢很少波動，更沒有倒退。在中歐四國，官員或政治家的貪污腐化並未成為普遍現象；民主化過程中崛起的新精英受到很強的社會約束，不敢明目張胆地貪污腐敗。
所有原社會主義國家都建構並維護過「紅色」價值觀，但並非所有轉型國家都不可避免地會被「紅色」價值觀所束縛，「紅色」價值觀在俄國依然保有生命力，而它在中歐國家卻被掃地出門了。「中歐模式」的成功絕非「無意插柳柳成蔭」，它最成功的地方就是迄今為止被世界上絕大多數觀察家們所忽視的，即價值觀和道德層面的社會轉型。轉型時期這些國家都面臨社會重建，即清理共產黨統治留下的精神遺產，形成一套與民主制度、自由經濟和公民社會相適應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念。而主導社會重建的新政治精英主要由獨立知識分子和部分思想開明的原共產黨官員組成。中歐四國這些新的精英不約而同地提出了三個實現社會轉型的口號，即「懺悔」、「靈魂淨化」和「犧牲」。這三個口號不只針對原共產黨官員或黨員，也針對全社會所有成員。這三個口號的實施，主要由原來的異議知識分子通過媒體進行社會動員，然後依靠社會共識而產生效果。這幾個口號在社會上得到了相當廣泛的支持，但只是民眾自發地響應，並沒有任何制度上的強制或洗腦。
所謂的「懺悔」，是指大多數社會成員在紅色政權下都多多少少配合過當局，哪怕是個人的沉默，也屬於默默的支持，所以轉型時期每個人要有內心的反思和自身的反省。「淨化」指的是，「懺悔」以後，人們要把思維當中紅色當局灌輸的價值觀和道德觀逐漸清除出去，達到靈魂的「淨化」。比如，工人們過去多多少少接受了「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社會主義福利是制度優越性」等等說教，這些說法都屬於「淨化」的對象。「淨化」過程是一個個人的思考、反思過程，不是通過集體行動，而是各自省悟，形成一種社會風氣。第三個口號是「犧牲」，主要是針對社會成員在轉型時期的行為，即為了終結舊體制，有必要為清除這個體制而個人作出一些犧牲；與此同時，不應當在經濟轉型過程當中維護自己在紅色時代所獲得的既得利益，因此，原來的國營企業工人很少提出保護自己經濟社會地位的訴求，原紅色政權的幹部不得不提前退休等等。在這樣的社會輿論壓力下，改革自然就不是「一切向錢看」，也不是如何為自己撈好處。
三、「中歐模式」：「外來和尚難念經」
中歐國家的轉型之所以能夠推行「懺悔」、「淨化」、「犧牲」這三個口號，有一個大背景，中歐國家的紅色政權都是蘇聯占領軍在二戰後培植起來的，所以，轉型期間清除紅色政權的影響，與民族獨立直接掛鈎，誰反對「淨化」、「懺悔」，會遭到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唾棄，連新成立的左翼政黨也不得不支持社會重建，否則就會遭到孤立。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中歐四國本來就比蘇聯發達，工業化程度和現代文明程度高，在中歐社會裡階級鬥爭學說其實找不到多少忠誠的追隨者。紅色革命之所以容易在俄國和中國這樣的農業社會獲得成功，因為未受過教育或受教育很少的農民比較容易被革命口號所誘惑，他們當中想通過「參加革命」而改變自己社會地位和處境的人，最可能充當「革命」的骨幹和馬前卒，但在中歐國家暴力革命和革命意識形態的市場就比較小。
在蘇聯和中國這樣的紅色革命搖籃國，愛國主義從來是一劑凝聚民心的強心劑；而對中歐四國的外來紅色政權而言，愛國主義卻是致命的消蝕劑，因為這些政權是蘇聯這個外國勢力操控的傀儡。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蘭，歷史上都發生過反抗本國紅色政權的群眾性抗議或示威遊行，每次反抗都被蘇聯紅軍鎮壓下去了。中歐四國的民眾長期生活在這樣的蘇聯壓力之下，每當他們私下談到愛國主義，很容易就聯想到排除蘇聯勢力的民族獨立和國家獨立；與此同時，蘇聯版的「紅色話語」和價值觀也就成為民間自發抵制的對象。
「外來和尚難念經」的另一個側面表現在，中歐社會裡獨立知識分子始終在社會上具有較大的影響力，而這與蘇聯和中國有極大的不同。雖然在蘇聯和中國革命之後，未受過正常教育的「大老粗幹部」必然逐漸被受過高等教育的技術官僚取代，但技術官僚們經歷過反覆的政治打擊之後，基本上不再具有獨立思維，而由他們支配的「主流話語」在民間則被認同「革命」的民眾消化吸納。但在中歐國家，轉型前技術官僚從蘇聯販來的「主流話語」只停留在官場上，而在民間，從上世紀60到70年代開始，具有獨立思維的知識分子便在社會上贏得了越來越大的尊重，他們的批判性話語開始在社會文化生活中占據主導地位，並且有效地構成了對幹部話語的有力挑戰。由於民眾對官方的各種宣傳持批判或不信任態度，他們更願意接受獨立知識分子的批判性話語；而面對民眾對官方的批評，幹部精英往往處於失語狀態，有時幹部精英為了自衛，也不得不使用獨立知識分子批判性話語當中的各種概念。這樣，在社會上便形成了批判性話語顛覆幹部話語的局面，這不僅僅是一場話語之戰，它為後來的社會轉型奠定了廣泛的思想基礎。
四、「黨國精英」的命運：「種禍者不賞」還是「種禍者受賞」？
在原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過程當中，轉型前的「幹部」是否在轉型中重獲權位，是判斷社會轉型是否成功的一個重要標誌。原社會主義國家的所謂「幹部」有一個俄語專用詞nomenklatura（原意是「歸屬共產黨組織部門管理的、有希望受到提拔重用的人」），轉型之後許多舊朝紅人在俄國和其他一些東歐國家往往繼續走紅，而在中歐四國則不然。從理論上講，民主化和市場化既可能造成老權貴復歸，也可能導致老權貴出局，決定老權貴命運的制度因素不是民主化本身，而是社會轉型；社會轉型是否成功，決定了「黨國精英」們在轉型期間的命運。可以說，一個原社會主義國家如果社會轉型成功了，轉型期的精英當中舊面孔較少，新生代比例很大；如果社會轉型不成功，在轉型期間往往是老的紅色權貴搖身一變成為新的精英。
中歐四國清理「紅色價值觀」的社會轉型確實比較成功，但是，在那裡並未出現刻意整肅「老權貴」的政治運動或政治浪潮；相反，反對「老權貴」的右翼政黨和可能同情「老權貴」或與「老權貴」有千絲萬縷聯繫的左翼政黨曾先後當選、執政。「老權貴」的淪落，主要表現為他們的社會形象一落千丈，許多「老權貴」在轉型期間無法再保留原來的社會地位，他們要麼選擇降職，要麼選擇提前退休。在轉型開始兩年之後的1993年，匈牙利33%的「黨國精英」退休了，而在波蘭這一比例是27%。與此同時，新的精英當中，來自專業人士和知識分子家庭背景的人占有相當大的比重，例如，匈牙利的新政治精英，尤其是首屆民主政府的成員，大多數是獨立知識分子；而在轉型期仍然得到機會的老的「黨國精英」則主要是技術專家型知識分子。在中歐國家的轉型完成之後，原來的「黨國精英」多半未能從轉型當中獲得好處，他們當中大約三分之一的人原來的社會經濟地位下降，一半左右提前退休。
在經歷了制度轉型的原社會主義國家當中，中歐國家由於實現了政治、經濟、社會的三重轉型，因此其轉型過程出現了一種獨特的結果：「種禍者不賞」，這源於社會轉型中形成的一種社會共識和社會壓力，而不是由某些社會群體或某政黨刻意組織的針對個人的政治清算。
與「中歐模式」不同，轉型的「俄國模式」對「紅色價值觀」採取了「糊塗事糊塗了」的方法，因此也就沒有實現社會轉型；而沒有社會轉型的後果是，「種禍者受賞」。「俄國模式」的特點是，蘇聯制度失敗的責任被推給已經消失了的前蘇聯政權；在轉型過程當中，原來的「黨國精英」紛紛變身為民主派精英，同時利用原來的關係網，深深介入經濟轉型過程，從中大發橫財。
1995年我曾經採訪過一位聖彼得堡市的前蘇共區委書記，她毫不隱諱地告訴我，蘇共解體的次日，她召集原來由她任命的該區各國有企業廠長開會，商量出路；她給出的建議是，由她出面註冊一家私營銀行，廠長們把本企業的國有流動資金作為這家私營銀行的入股資金，轉入銀行戶頭，再用銀行貸款的形式，把來自各企業的資金轉回企業。其作用是，各位廠長從此成為掌握企業金融命運的私營銀行股東，雖然「組織上」不再任命這些廠長，但廠長們的地位從此牢固。當時我追問了一句：「這樣做合法嗎？」這位前區委書記、現私營銀行董事長微笑著問我：什麼是法律？她解釋道：我們各地的「幹部」們都是這樣做的，他們支持的國會議員在「杜馬」（俄國國會）提出的金融法令因此規定，這樣的做法屬於合法行為；不然，我也不敢告訴你了。
評價轉型模式的好壞，可以有三個標準，即透明、參與、公正。第一條指的是，改革的過程是否透明，是對社會大眾公開，還是掌權者的黑箱作業。第二條是指，誰能參與這場改革的政策選擇，是一小撮權貴，還是社會大眾。第三條則涉及社會各群體的價值觀判斷，怎樣的轉型算是比較公正的，本國的轉型是否比較公正。「中歐模式」基本上達到了這三條標準，轉型的決策比較透明，社會各階層能充分參與轉型過程，轉型的結果比較符合社會公正的要求；「中國模式」則基本上與這三條標準無緣；而「俄國模式」介乎於「中歐模式」和「中國模式」之間，俄國的企業私有化方針允許企業職工有權參與並部分決定本企業的私有化方案，這比中國的企業「改制」透明得多，俄國的廠長們也不敢像中國的廠長們那樣，為了個人獲得企業資產並減少社會福利開支，而迫使職工下崗。所以，與「中國模式」相比，「俄國模式」至少與評價轉型模式好壞的三個標準還沾點邊。
本組系列文章到此就結束了，我從俄國轉型時期的「紅色價值觀」餘輝談起，聯繫到新馬克思主義價值觀對歐美社會的影響，再分析中歐國家在轉型中告別「紅色價值觀」的經歷，最後把這一系列「宏大敘事」歸納為三點簡單的結論：第一，原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最難的不是經濟市場化，也不是建立形式上的官員民選制度，而是告別「紅色價值觀」；第二，告別「紅色價值觀」，可能精神上有些痛苦，但並非艱難無比；第三，能否告別「紅色價值觀」，決定了轉型國家及其國人的命運，是斷然拋棄舊制，如同「一尺之水，一躍而過」，還是轉型「永遠在路上」，百年轉型，百年痛苦，難見盡頭。很明顯，在告別「紅色價值觀」這一點上，俄國失敗了，中歐國家成功了，而中國大多數民眾現在還是「吃瓜群眾」，但早晚一天，中國人和中國將面臨抉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