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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上海文藝雜誌:封面女郎的起源!

1913年至1915年間,文藝雜誌以迅猛之勢在上海大量創立,一兩年間就湧出了大約30種文藝雜誌。作為傳播文化、思想的重要載體,其形式與內容映射了清末民初上海文化變遷,女性開始有更多的機會展示自己、發出聲音,都市文化也在潛移默化中興起和發展起來。

12月9日晚,由華東師範大學和大隱書局聯合舉辦的“大夏讀書會”展開了一場題為“摩登與傳統之間——南社與清末民初的上海文化”的討論,上海交通大學教授陳建華和華東師範大學青年學者張春田帶領觀眾“穿越”到百年前文化變遷中的上海。

封面女郎:新女性的形象

現在的時尚雜誌大多都是以靚麗女性形象為封面,其實早在一百年前這一風尚就已流行。1913至1915年間在上海湧現的文藝雜誌開始引領靚麗女性封面的潮流,並且有一半以上為鮮艷的彩色封面。這些封面中,是女性到野外拍照、寫生,或者去郵筒寄信的畫面,呈現了一種新女性的形象。

《婦女時報》1914年與《禮拜六》1915年雜誌封面(陳建華供圖)

而在此之前,這種圖片是很難見到的。與今天完全不同,那個時代里,幾乎沒有良家女子願意公開展示自己的形象。1909年《小說時報》創刊時,編輯包天笑就使用了效果更真實的日本進口拍攝設備,計劃要用照片來做雜誌封面。而兩年以後包天笑創辦的《婦女時報》是第一份商業性的女性刊物,這對女性封面照片就格外需要。為了解決這個難題,包天笑等人在南京路上開了個照相館,專門找妓女免費拍照,但照相館擁有照片的版權,可以將其刊登在雜誌的封面上。因為妓女們平時會將自己的照片贈送給客人,免費照相自然吸引了她們前來拍照。

“在包天笑看來,妓女的照片其實可以傳遞美學的觀念。她們有能力在洋行消費高檔品,所以穿著非常時髦,這種打扮吸引了女學生和貴婦的跟風效仿。”陳建華教授說。

此後,這種美女雜誌封面開始佔領街頭巷尾,各種雜誌對於如何表現美女都有自己的策略,不過大多都會選擇“美女與名花”的搭配方式。“這種搭配可以說與《紅樓夢》中女性和花朵對照的方法類似,最早可以追溯到屈原《離騷》中香草美人的筆法。”陳建華解釋道。

然而,在這一批新近湧現的文藝雜誌中,還有一份獨特的雜誌《眉語》,其特殊之處在於它是由女性團隊主編、創作的雜誌。它以女性休閑刊物為旗幟,培育了中國小說史上第一批女性小說作者。“經過考證,《眉語》作者群中可以確定為女性者超過了十位。”陳建華說。讓人大跌眼鏡的是,第一期的雜誌封面上竟然是位長發飄飄的裸體女子,她頭靠抬起的左手臂,右手輕捏半遮身體的薄紗,體態和姿勢優美靜謐。這幅畫出自民國著名的廣告畫畫家鄭曼陀之手,《眉語》一經出版,就引起了社會的軒然大波。甚至有人冒充女子在一家報紙的副刊上公開寫信說鄭曼陀有傷風化,法院要給他傳票。

《眉語》第1期封面(陳建華供圖)

在青年要求婚姻自由卻又往往不能如願的年代中,這份舉動大膽的雜誌給社會傳輸了一篇篇遠離政治的愛情小說。在刊登的小說里,一篇《悔教夫婿覓封侯》的文章描寫了一個廣州新婚妻子在武昌起義以後鼓動丈夫去參加革命,最後丈夫卻因此犧牲,她陷入了不該讓丈夫離開去革命的悔恨之中。“這個女子從‘大我’回到了‘小我’,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個人主義。”陳建華評價道,“《眉語》鼓吹男女愛情,表現了夫權制的社會環境下女性的姿態和聲音,我們可以從中聽到女性慾望的強烈呼聲。”

休閑雜誌:新興的都市文化

文以載道,這是中國知識分子自古對於文學使命的認識,但1914年《禮拜六》的創立是對傳統的一次反叛,是都市文化的覺醒。它是鴛鴦蝴蝶派的重要刊物,以休閑消遣為辦雜誌的主要目標,宣傳禮拜六禮拜天花時間看這份雜誌比去妓院、酒樓、戲院更為高尚。還有一些娛樂性更強的遊戲雜誌應運而生。這種市民文學對文以載道發起了挑戰,在五四運動中受到新文學的抨擊。

“以往的文學史或政治史對於晚清到民初這段歷史都強調單面的論述,五四之前的文學往往被認為是落後的,被一棍子打死。這是五四的某種偏執,但在日後也形成了某種範式。”張春田說道。

在陳建華看來,五四所反對的市民文學卻是有自己獨特價值的。“它其實與都市發展的倫理價值是同步的,鼓勵年輕人要勵志、守信,遵守知恩圖報等傳統道德,是在培養一種都市文化,建立都市秩序,促進都市文化性格的產生。”

《摩登與傳統之間——南社與清末民初的上海文化》講座現場,左為張春田,右為陳建華。(劉志軍供圖)

上海在這種獨特的地緣環境中,在反娛樂的新文學大潮里,仍堅持自己的文學陣地,張春田認為這其實是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晚清的小說界革命把小說提到很高的地位,梁啟超在《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說道,‘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但新小說理念大於實踐,政治小說比較枯燥、類型化,沒有什麼文學味兒。恰恰是1910年開始一些文人辦的文藝雜誌,給文學帶來了變化。”

與晚清小說多是翻譯而來的不同,新興文藝雜誌的題材反映了新事物的出現,包括電話、電報、交通工具等。更重要的是,它們不再把小說當宣傳教化的工具,而是反映都市人的情感,某種程度上是文學上的一種突破。

“在這種新興的都市文化寫作中,女性參與到公共生活中,更多地加入寫作的行列,表達對自我解放的理解,而不是五四里男性呼籲式的解放。在政治世界宏大話語之外,還有家和愛情這樣的個體情感。”張春田說道。

“20世紀的中國有革命、共和與復古三股力量的共同交織。”張春田總結道,“而一個城市的文化正是在多元共生的環境下,才會更豐富。”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寧成月 來源:澎湃新聞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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