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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軼:霾城變癌城 從抗爭變調侃開始

來到這座城市的一個月後,南方朋友轉來一篇文章,從最初勸我「倦飛之時記得返巢」,迅速變成了「珍惜生命逃離北方」,那篇文章叫做「北京已經成為一座癌城」,用恐怖的數據論證著逃離的必要。短短几年時間,霧霾天氣從生活的插曲變成城市的常態,城市的名號也從霾都變成了癌都,霧霾問題也從天氣問題變成政治問題,而最近在西南的成都,霧霾問題更是成為只可呼吸、不可過問的政治機密。

當北馬遭遇霧霾

近日,北京市將霾寫入《北京市氣象災害防治條例(草案)》引發了氣象、環保專家的大討論,眾多網友也在調侃未來治霾只得“聽天由命”。與淡然處之的北京人相比,發生在成都的吶喊和抗爭則顯得尤為珍貴。在評論人蕭軼看來,中國人的霧霾話語經歷了一種循環的自我訓練:從最初的獵奇式討論,到後來的段子式吐槽,最終匯成習慣性麻木和無趣的話語,用自我改造式的生活態度,實踐著達爾文式社會主義特色生存方式。于丹式心靈防霾固然是可笑的逃避,但很多評論人的調侃也陷入了情感上的麻木、道德上的墮落、認知上的漠然和責任上的放棄。

對於霧霾的態度,也像極了我們面對這個國家千奇百怪的問題所表現的態度。近幾年,中國公共話語的輿論場陷入了內部的分裂,辯論如同宿命一般終結於絕望之下的嘲諷戲謔,從而使得所有的議題都變得不再值得認真對待和認真討論,被消解為日常生活的常態背景。或許,城市變壞是從不抱怨開始的,而人心變壞,則是從瞧不起抱怨開始的······

霧霾景觀的現世心態

剛到北京時,初來乍到,水土不服,各種不適。來到北京的第三天我就進了醫院,酸臭的空氣讓我發癢得難耐,而後臉部起包。這座城市的環境,為我打開了北漂們“適者生存”的隱喻。儘管素來不喜歡地圖炮的嘴炮話事,面對糟糕透頂的霧霾空氣,不免常常因一時無法適應而未能入鄉隨俗,常以南方人的身份去吐槽這座北方的城市,反而成為被吐槽、被嘲諷的對象。

從一座南方城池來到一座北方城市,南方冬天鍛造的耐寒身體,不是被牆體儲存的寒冷所摧殘,而是被有毒的空氣所腐蝕。所以,你不用擔心會像布羅茨基在威尼斯那樣跟人搶被子,而是你得像蓋被子一樣全副武裝,才能抵抗霧霾的侵蝕。在這裡,你能感受到柯布西耶的偉大和恐怖,它比南方城市更加鮮明地體現著柯布西耶驅逐城市慾望的恐怖理念,一切都服從言簡意賅的城市功能。遠距離的辦公室讓人行色匆匆,渾濁的霧霾讓人恨不得趁早鑽進封閉的牆體。在這裡,柯布西耶會無用武之地,霧霾為這座城市的建築天然地驅逐了生活的慾望。

“一看你就是個新兵。”昨晚從菜館出來後,朋友們紛紛取出各式各樣的口罩,戴著建築工地式口罩的朋友,如此調侃著沒有口罩的我。在去吃飯前,與一位媒體朋友談到霧霾,聊起媒體應該做做霧霾方面的內容,她聽完我的吐槽後戲謔地說:“滾回你的南方去吧,我們對這話題都麻木了。”還有一位朋友給我鼓勁兒:“作為過來人,你要相信自己的進化能力。”事後想想,好像我真的進化了,面對著不時襲來的霧霾天氣,從最初躲著不出門到如今的習以為常,當我的抱怨被這座城市的人不斷地嘲諷為“矯情”後,我也終於不再抱怨了,開始與他們一起同呼吸、共進化,為祖國首都的空氣凈化貢獻自己微不足道的一點點貢獻——再也不躲霾了,該出門時就出門,毫無顧忌地扎進十面霾伏的海市蜃樓。

來到這座城市的一個月後,南方朋友轉來一篇文章,從最初勸我“倦飛之時記得返巢”,迅速變成了“珍惜生命逃離北方”,那篇文章叫做“北京已經成為一座癌城”,用恐怖的數據論證著逃離的必要。短短几年時間,霧霾天氣從生活的插曲變成城市的常態,城市的名號也從霾都變成了癌都,霧霾問題也從天氣問題變成政治問題,而最近在西南的成都,霧霾問題更是成為只可呼吸、不可過問的政治機密,據說出門戴口罩也是違法的,進店買口罩是要登記的?

戴口罩的藝術家們

在讀到那篇文章的一周後,我曾經常年蟄伏的南昌也被霧霾連番攻陷,讓我這位不時吐槽北方生活的南方人措手不及。如同被重重地打臉一般,羞愧得再也不敢向周圍人吐槽了,我也終於可以真正地去相信:大江南北,確實同屬一片蒼穹之下。記得去年下半年,作家徐星與阿丁在江西省博物館前排隊時,戴著口罩吐槽了一下南昌也有霧霾,被南昌大媽怒斥為居心叵測,抹黑她所生活的南昌城。前幾天,陸大鵬與羅傑·克勞利來京講座時,北京的天空出奇的藍,我竟也學會了調侃:“揚州來的人就是不一樣,本來天氣預報說有霧霾的,你一來晴空萬里了。”另一位從南昌到北京的老朋友,見面之後立馬笑稱:“說好的冬季到帝都來看霾,百萬雄霾卻過了大江。”短笑之餘,我卻陷入了不知所措的混亂:除了麻木和調侃,我們真的別無選擇了嗎······

霧霾景觀的日常審美

當霧霾從生活的插曲變成城市的常態時,每一次霧霾的到來都伴隨著景觀現象的日常審美。嚴峻的霧霾景象,成為朋友圈內的欣賞景觀,仙境式的審美和戲謔式調侃成為主流話語,幾乎構成了日常生活的審美情趣。每一次霧霾的來臨,都將引發一輪縱慾式的話語景觀。話語的快感遮蔽了霧霾對生命威脅的殘酷,消解了己身對霧霾的認真態度,轉而成為話語的狂歡。

在這些話語的狂歡中,主要有以下“三個代表”:

于丹老師著名的霧霾雞湯

第一種便是以于丹老師為代表。當我們深陷霧霾不堪忍受之時,于丹老師粉墨出場,開出了一勞永逸的治霾療程:面對霧霾能做的只是不去較勁,關上門窗,打開空氣凈化器。于丹老師的藥方,既融合了隨遇而安式的心理學,也吸收了生存指南式的社會學,既融合了話語維穩的政治學,也吸收了修辭有道的邏輯學,偏偏就缺了揭露霧霾與人的關係的生物學。當然,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如果她知行合一,私下也能“面朝霧霾,春暖花開”的話,也不愧是為人師範了。如果說,于丹老師是真誠的表達;那麼,後來換湯不換藥而與之類似的話語輪番上場,則是絕望無力之後的絕大部分人的逃避式選擇。只是,倫敦霧霾的歷史先例已然告訴世人,躲藏起來也無法阻止霧霾入侵樓宇再而入侵五臟六腑,除非擁有足夠的資本移民海外。然而,絕大多數人最終會發現,霧霾不是他們躲得起的,畢竟移民需要不菲的代價。

第二種是“苦中作樂”的騷客侃爺。他們細緻地鑒別著不同地區的霧霾特徵,得出了魯霾沉重、冀霾激烈、滬霾濕熱、粵霾陰冷、京霾醇厚的非凡成果。他們將嚴肅對待霧霾的態度轉移到嚴肅鑒別味道和嚴肅調侃的創作上,以認真嚴肅的態度為自己和他人創造了喧嘩戲謔的話語景觀,將嚴峻的事件化作喜劇的認知,讓審美的衝動驅逐了生命的危機。於是,化殘酷為神奇,霧霾成了鑒賞的對象和狂歡的素材。只是,揶揄、戲謔、諷刺的鋒芒往往指向的是別處,春秋筆法的騷文侃章最終只能演繹了南轅北轍的悖謬。

還有一種代表,便是在北京最常見的滿懷期待想像未來的相思派。每當霧霾起,便思張家口。只要天氣稍微變好,開門就地感謝張家口;若是出門遇到霧霾天,遙想那年冬天張家口刮來的風,遙望在不久的日子裡,張家口的風會帶來藍色的天空。張家口的存在,除了吹霾之外,還讓這座城市的人們在每個日夜裡培育著一顆感恩的心。

這種審美意味的態度,將必要的抗爭變成了自我的享受,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話語與不作為的政府之間構成了無形的共謀關係,在撫慰人心的同時會造成部分的讓步,久而久之形成精神的癱瘓,與獄卒形成一起共舞的聯歡局面。這就像伊朗作家阿扎爾·納菲西所說的那樣,惡作劇式的反抗姿態是一種讓步與共謀,這種玩世不恭的姿態和習慣,會帶來道德上的鬆弛和精神上的懶惰;而這種惡作劇式的雙重態度,能夠回饋生活的舒適感,從而造就一個心安理得的共謀生態,讓共謀的羞恥走向危險的愉悅,進而如魚得水般樂在其中。對霧霾的審美,如同霧霾飄蕩在內心,形成了與現實世界相平行的霧霾世界,可謂之為“心霾”。然而,“心霾”又會成為現實世界霧霾的源泉。

對於霧霾的態度,像極了我們面對這個國家千奇百怪的問題所表現的態度,一直以來我們都陷入了一種循環的自我訓練:從最初的獵奇式討論,到後來的段子式吐槽,最終匯成習慣性麻木和無趣的話語,用自我改造式的生活態度,實踐著達爾文式社會主義特色生存方式。這是一種權力利維坦和社會叢林高度融合的新文明,如同這顆星球上一塊偉大得讓人恐怖的新型社會實驗基地,無數被推遲的未來,讓我們陷入了自我放棄的絕望情緒,並懂得了如何苦中作樂。

從2008年外國運動員的戴口罩參加比賽,甚至面對媒體說要“戴防毒面具”的“負面渲染”,西方媒體以“歪曲報道”來“刻意炒作”北京空氣質量(新華網評,言立侖《帶口罩參加奧運太誇張》),到2012年美國領事館的“干涉內政”,以“既不符合國際通行的要求,也不符合中國的要求,既不嚴謹,也不規範”的方式對中國環境進行“造謠泄密”(2012年6月5日,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針對某些國家駐華使館發布空氣監測數據的發言);再到2013年在忍無可忍的糟糕天氣下,北京人終於學會了“自強不吸”,躲在家裡打開了從網上買來的空氣凈化器;待到空氣凈化器也無濟於事時,最終人們也學會了“同呼吸,共患難”的自我凈化;在抱怨無力、束手無策之時,麻木習常的人們終日期待著北風前來救駕······如果說,最初是反應上的遲鈍滯後;那麼,這些年則是情感上的麻木、道德上的墮落、認知上的漠然和責任上的放棄。

中國霧霾的話語演變,與其他事情的輿論生態一樣。最初是集體的恐慌與憤怒,媒體迅速跟進呼籲的步伐,繼而部分地聲討、部分地沉默,在無力之時便學會了淡然處之,轉而尋求不治根本的救濟方式,在戲謔段子和絕望沉默之下,化憤怒為麻木,最終選擇了于丹老師的自我療程。當然,面對霧霾、水質等生態問題,另一部分有選擇可能的人,開始了發財移民的選擇與呼籲。誰又能苛責於此呢?畢竟,當下的移民問題,不僅僅是政治生存的單項威脅,更有肉體生存的直接威脅······

近幾年,中國公共話語的輿論場陷入了內部的分裂,無論哪種言論都會被另一方撕扯,以致於人人都不敢發聲,辯論如同宿命一般,幾乎都終結於絕望之下的嘲諷戲謔,憤怒被尖酸刻薄的嘲笑為幼稚病,從而使得所有的議題都變得不再值得認真對待和認真討論。最終,在尖酸刻薄的嘲諷消解之下,大小不一的所有事件成為我們生活的常態背景。就像作家李靜睿所質問的那樣:當年費盡心思以陰謀論動機揣測的評論家們,這兩年到底又做了什麼了?

治理霧霾,道阻且長,雖非朝夕見效,卻需多方協力。公眾的態度與輿論的效應可謂相輔相成,政府的作為與這兩者之間卻是此消彼長。儘管官方媒體或官方機構也不斷地學會了聲討霧霾問題,但公眾與媒體不可掉以輕心,是話語的維穩術還是執政的拖延術,依舊需要拭目以待。儘管現實讓我們持續的無力,作為呼吸主體的我們,形勢越是嚴峻,我們越要驅逐無力感對我們的麻痹。在蒼穹尚未清潔之前,在呼吸依舊難堪之時,無論是何種話語的表態或是何種行動的呈現,都是關愛自己的表現。雖然長期複述的話語令人生厭,甚至會不斷消解詞語的力量,但我們依舊別無選擇:唯有不斷抗爭,無論是話語的還是行動的。尤其當官方以各種理由搪塞出一個“正確的事實”時,我們必須去尋找“真實的事實”來反擊。

在南昌與成都同時被霧霾籠罩之時,朋友圈所呈現的關於霧霾的討論,成都被談論被吐槽的活躍度遠遠高於南昌,不知是成都人比南昌人更熱愛自己的城市,還是成都比南昌嚴重太多。不知是吐槽北方被打臉的羞愧,還是真的出於一顆愛南昌的心,我以略帶抽身事外的嫌疑,憤怒地隔空喊話,以及自我檢討:城市變壞是從不抱怨開始的,與人一樣,人心變壞是從瞧不起抱怨開始的······

不管如何,說出你的抱怨,永遠都是對的;說,總比不說好。畢竟,我們活在語言之中,事件的形成和話語的討論,都是從最初的抱怨開始。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華文優讀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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