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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霾之下三位母親的選擇:離開的不再回來 走不了的開始行動

霧霾之下,三位母親為自己的孩子做出了不同的選擇,有的離開北京去了空氣品質更好的南方;有的在家中為孩子設置了重重「防霾網」;還有的母親決定和周圍的人一起行動起來。

2016年12月20日,一路向北。

上海開往北京的G126次高鐵列車依次經過蘇州南京、定遠、徐州、棗莊……飛馳如一柄快劍刺入淡薄的白霧,又被瞬間裹挾而去,隱沒在愈發黏稠深重的前方。

臨近山東省濟南西站,窗外的電線桿向後掠去,幾道電纜朝著遠方延伸,連著一個基站信號塔。再向遠,隱隱綽綽只望得見第二個的影子。過了濟南,基站不見了。土地、房屋、樹木……一同消隱了,視野里是白茫茫的一片。

「咔嚓。」有人把手機貼在車窗上,按下拍照鍵,自言自語道:「太可怕了。」

隔一個走道,鄰座抱孩子的大姐自動接話:「昨天石家莊(空氣品質指數AQI)都破一千了,爆表!」手比劃著,她捂嘴笑起來:「給我家孩子買了個『防毒面具』,這麼罩著像個消防員似的,哈哈。」

她懷裡,兩歲七個月大的女孩在車廂里暫時卸下「武裝」,兩條肉乎乎的小腿不安分地蹬來蹬去,不一會兒下了地,蹣跚著來回跑起來。

至河北省滄州西站,轉保定的大巴取消了——霧霾太重,高速公路封閉。再經北京倒換高鐵,出保定東站,手機APP監測顯示:AQI361,嚴重污染。

當日,北京空氣重污染紅色預警、霾橙色預警;深圳空氣品質指數為61,「良」;雲南麗江則只有32,「優」。

2016年12月22日,河北省保定東站的乘客們在重霧霾中趕著乘坐高鐵。澎湃新聞記者吳越圖

逃離

「我真的從來沒有後悔過我做出這個決定:離開霧霾籠罩下的北京。」蘭燕飛說。

2013年,她住北京東二環。家在四樓,蘭燕飛每天早上起床,會習慣性地走到陽台上望望窗外。天時常是灰濛濛的,像個蓋子一樣,這讓她心情糟糕。

蘭燕飛是湖北人,2007年到北京工作,彼時的蘭燕飛從未料想,自己有一天會戴上口罩,而後離開。

她記憶里對口罩的關注,是2009年剛和丈夫一起時。他在國外待了一年回來,每逢空氣不好就會戴上口罩。蘭燕飛覺得他有病。丈夫做實驗給她看:早上出去戴一天,晚上回來口罩就黑了。蘭燕飛心裡服氣,行動不改:「太引人注目了,咱不是高調的人呢,別(戴口罩)讓人笑話。」

直到2010年懷孕,眼見著空氣越來越污濁,她直覺地擔心未出世孩子的健康。

除了開始戴口罩,她和丈夫商量後,去燕郊租了房。公司在東二環,不堵的時候開車單程也要一個多小時,後來值夜班,身體和時間成本都讓她有些吃不消。好在兒子出生時很健康,蘭燕飛鬆了一口氣。

兒子一歲時,全家人搬回城區,蘭燕飛的父母隨之來到北京。「我爸就說,這空氣老有股煤味兒啊。」蘭燕飛回憶。「霧霾」這個詞,當時尚未進入他們的認知。

2016年12月24日,深圳,蘭燕飛和兒子在等公共汽車。澎湃新聞記者周平浪圖

2012年,國務院發布空氣品質新標準,增加了PM2.5值監測。2013年1月12日,北京西直門北交通污染監測點PM2.5實時濃度達993微克/立方米,3天後,報導稱,北京兒童醫院日均門診量近1萬人次,其中30%是呼吸道疾病。

那一年,兒子生了好幾次病。蘭燕飛起初只奇怪:孩子身體向來不錯,平時感冒也很快就好,為什麼今年總是高燒不退?後來幾次去醫院,甚至凌晨掛急診,發現總排著長隊,而且都是家長帶著小孩。

蘭燕飛回想,兒子一歲多時第一次嚴重生病發燒,她送孩子去醫院,開車時的視野特別不好。「我就發現一到霧霾天的時候,他就比較容易發燒,而且每次去檢查,幾乎都是呼吸道方面的問題,我就覺得應該和霧霾有關。」

2013年10月,世界衛生組織下屬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IARC)發布一項研究,將空氣污染確定為致癌原因之一。

蘭燕飛。澎湃新聞記者周平浪圖

正在蘭燕飛決定做出一些改變的時候,有雲南的朋友表示願意提供一份工作。2014年過年後,她舉家遷往麗江。

有人說她衝動,有人覺得她矯情,也有人說問:好不容易拿到了北京的工作居住證,孩子也進了一家不錯的公立幼兒園,還折騰什麼呢?

「我說他的健康是第一位的。沒有健康,其他一切都是虛的。」蘭燕飛說。搬家的心情是雀躍的。「真的會有解放的感覺。」她回想起來,語調里都帶著笑。

剛去的時候,她保留了在北京的習慣,每天早起都會望向窗外。碧空如洗。上班經過香格里大道,正對面就是玉龍雪山,她每每忍不住去拍。一發到朋友圈,總有北京的朋友開玩笑說要拉黑她。假日出遊,到雪山腳下的湖邊搭個帳篷,躺在草地上看雲朵飄過,有時下點小雨,很快停了,便出現一彎彩虹。蘭燕飛想:「我要是在北京,肯定享受不到這個。」

更重要的是,兒子到麗江之後再也沒有因為生病去過醫院。女兒是二胎,出生在麗江,最初的記憶里,天空是藍色的。

「當然也會有犧牲,包括人脈、資源。關鍵什麼是最重要的。我既然選擇了這個,我就會負責任,不會後悔。但我沒有辦法替別人做選擇,如果對你而言,工作是最重要的,房子是最重要的,你願意為這個付出,選擇在北京待下去也是可以的,畢竟是個人選擇嘛。」蘭燕飛說。

考慮到兒子上小學,2016年初,她和丈夫重新找了工作,搬到深圳。理論上,北京機會更多,根基更深,但北京的工作他們一概沒有考慮。蘭燕飛說,離開的時候她就沒想過回去。

「空氣變好目前看來還很遙遠。可能30年?不一定。50年?那我就太老了。」她說。

行動

「我沒關係,但50年就是我孩子的一輩子。」田甜說。

她從前不關心環保。2014年懷女兒時總咳嗽,才對空氣污染重視起來。後來看見網上一篇文章:「說洛杉磯霧霾,開始以為只是兩三天,結果沒想到一霾就是50年。一下子擊中了我。」

田甜的兒子今年六歲。2016年7月到內蒙古親子游,導遊帶大家去敖包許願,兒子說出了一句讓她完全沒想到的話:「希望北京的天也能像內蒙古一樣藍。」

她逗兒子:「那我們不回去了好不好?」兒子搖頭。

「為什麼不好?我們可以帶著爸爸、妹妹、姥姥、姥爺一起。」

「我只希望北京的天像內蒙古一樣藍,我並不想離開北京。」

田甜想起兒時的北京。她是部隊大院兒里長大的孩子,有一天和小朋友一起玩兒,玩累了就躺在部隊裡電影院前面的台子上,看著天。天是特別純淨的藍色,有白雲在上面飄,好像伸手就能夠到。「特別美。在那以後任何時候,我聽到藍天白雲,(腦海里)浮現的都是那個畫面。別人問我你最喜歡的顏色,永遠都是天藍色。」

田甜的丈夫在北京後海邊的胡同里長大,是土生土長的「胡同串子」。這個城市承載了一家兩代人的生活記憶,「北京」對他們來說不只是地理意義上的家,也是扯不斷的情感和根脈。田甜羨慕那些從外地來的家庭:「他們有老家,實在不行可以回去。可我沒有,北京就是我的家,我能逃到哪兒去?」

2016年12月16日,北京啟動空氣重污染紅色預警。18日星期天,田甜一家人早早起床,準備去看少兒京劇。門後衣帽柜上兩排掛鈎,四個口罩。兩歲的女兒習以為常,自己動手,戴不好就喊哥哥幫忙。出門開車,兒子坐在副駕駛後面的位置,正對著車載淨化器的開關,他照例伸手按開。

2016年12月18日,田甜在北京某購物中心室內測得的PM2.5數值顯示為315.19。採訪對象供圖

這是田甜買的第一台淨化器,同時買了家用版,擺放在客廳正中央。2015年上半年,她又給女兒房間添置了一台。本次紅色預警之前,買了一台放在兒子的書桌上。自己和丈夫臥室里那台送給了爸媽,這一輪重污染來臨,她為父母又再下了一單。總共花了近兩萬塊錢。

到了劇院,田甜從包里拿出一個霧霾檢測儀放在桌上。PM2.5數值穩定在251微克/立方米,她拍了一張照,心裡很沮喪。剛在室外測到的數值是292,室內看來並沒有好多少。從劇院出來,她又去了一個藝術中心,一個大型商業中心,在每個地點選三個不同位置,將測得的數據和時間、地點、測霾表品牌等信息一起,上傳到微信群和公郵。

當日與她同時行動的,還有16位北京地區的家長。兩天前,紅色預警啟動當日,微信公眾號「大小愛玩」發布了「全城測霾大行動」招募文案,並列出家長常帶孩子們去的室內遊樂場、博物館等地,號召家長們來「認領」。超過70位家長報名。他們想知道,課停了,室外也不能活動,那除了裝滿空氣淨化器的家,孩子還能去哪兒。

晚飯時間,兒子興奮地鬧騰。田甜心裡的無名火「噌噌」往上冒,她警告兒子:「你今天老實點,別惹媽媽。」兒子小心翼翼:「媽媽你怎麼了,不高興嗎?」田甜說:「媽媽累了。」

她心累。當日檢測的所有室內空氣品質全都是嚴重污染。回家路上,她滿腦子都是畫面感:「可能沒實測的時候真的不知道……你看到那些數據,好像真的能看到你肺上正趴著這些顆粒。」

第二天早上,田甜又去了一個博物館。室外,PM2.5數值一度超過400微克/立方米。她沒拍照。最終上傳的圖片數值是399。「大概400是我心理的防線。」她說。室內,工作日人不多,來的大多是學齡前的小朋友。田甜拿出霾表。兩分鐘後,她覺得自己要哭了。

接受採訪中的田甜。澎湃新聞記者韓萌圖

博物館裡的孩子們都很開心。沒有人戴口罩。田甜沒忍住,給「測霾大行動」的組織者打了個電話:「我真的很後悔,沒有帶一打口罩來發。」想起此前的霧霾天,總有媽媽說要帶孩子去哪個室內遊樂場「躲霾」,她就難過,覺得還不如在室外,至少孩子不會摘口罩。

她想起前一天晚上車開進小區的時候,保全來開門。兒子突然問:「媽媽,保全叔叔沒有戴口罩,我有兩個口罩,我能不能明天給保全叔叔一個?」早晨出門前收快遞,兒子又批評她:「媽媽你能不能別老買東西?你不是說霧霾有毒嗎?你老買(東西)快遞員叔叔就要一直在外面了。」

這是田甜自己未曾有過的意識。欣慰之餘,她覺得這次志願參與的活動有了意義:「霧霾是這麼擴散的,觀念也是這麼擴散的。……未來的世界是他們創造的,你要讓他知道,他才會保護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

因此,儘管拿出霧霾檢測儀的時候總有莫名的心虛感,但這讓她更堅信參加活動的意義:「只有大家都有這個意識,對的那個人才是對的。」她認為,商家主動監測並實時公布結果,才是該有的樣子。

「全城測霾大行動」能促成什麼成果,她並不確定。「最起碼知道哪裡不安全,不會帶孩子去。」她說,即便測量數據不那麼準確,也可以做個參考,更重要的是保持警醒,「只要還在討論,起碼還在關注。最怕的就是我們已經麻木了。如果沒有人不停地呼籲,習慣是遲早的事情。」

如果可能,她也希望能帶來一些改變。「哪怕只是一點點呢,其實我們也就做了一點點嘛。」她笑著說,「洛杉磯的抗霾行動,也是一群媽媽發起的呀。」

她指的是上世紀50年代,洛杉磯一群家庭婦女自發組織的Stamp Out Smog(意為「驅除煙霧」)行動,她們做調研、寫報告、到政府請願、向州長進言治理倡議,從二三十個成員不斷壯大,每有公開的環境污染情況公聽會,總會有數以百計的母親到場,帶著自己的孩子一起表達關切和不滿。這支焦慮的母親隊伍,成為推動洛杉磯治理空氣污染的重要力量。

「我最大的焦慮就是害怕我的孩子不能自由呼吸。」田甜說。

在《霧霾中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一文中,吳強寫道:「當那些兩年前不相信霧霾就是政治、嘲笑『從我做起』的人們終於開始談論霧霾政治,意味著一種『誰也無可逃遁』的環境責任意識開始生長。這既是一種公民責任,也是一種全球責任,並且可能超越個人主義,產生集體行動。」

說起兒子的未來,田甜的丈夫開玩笑:「以前覺得男孩子嘛,要拼搏奮鬥一下,爭取成功。現在覺得,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把他養活到18歲,就行了,就不容易了。」這個在很多年前田甜考慮去珠海工作時強烈反對的北京土著爺們兒,在這次紅色預警後,突然萌生了找一份國外工作的想法。他開始考慮帶全家人一起移民。

「這就是所謂『腦流失』呀。」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汪丁丁在《長期霧霾的政治社會效應》一文中寫道。

蘭燕飛和田甜兩個家庭的選擇,一定程度上印證了他的預測:首先,人口將從大都市向霧霾尚可忍受的中小城市或山區遷徙;其次,如果國內的生存環境持續惡化,很可能誘致中高收入群體(以及低收入但年輕的群體)中的一部分移民海外。

防護

「我是普通家庭中的一個,就只能做好防護。」都海虹很無奈。

她在位於河北省保定市的一所高校當老師,女兒正讀六年級。無論從工作或孩子教育的角度考慮,她都無法想像搬遷。保定位於石家莊和北京中間,空氣品質常年排全國倒數,1996年她來此讀大學,記憶就蒙上了一層霧氣,只不知道有沒有霾。

「張家口是沒有霧的。」都海虹說起家鄉眉飛色舞。小時候鎮上有條河,很大很清亮,還有水鳥,她們放學都去河邊玩。今年夏天,她帶著學生去張家口的農村做調研:「對比太大了!張家口那個藍天,你看著都覺得暈。」張家口地勢由西北向東南傾斜,是北京西北方的上風口,重污染企業也很少。

都海虹懷念敢深呼吸的日子。自己走不了,她希望女兒讀高中時能出國交流:「趕緊走,走得越遠越好。」以後讀大學和工作,她也希望女兒能去沒有霧霾的地方,錢賺多賺少都不重要。她籌劃著,等女兒上大學後,自己也不留在保定了,早點退休去別的地方。

2016年12月21日下午四點,她去接女兒放學時忘了拿口罩,總是下意識地用毛衣領子捂住口鼻,儘管明知道沒用。保定當天的空氣,沒戴口罩讓她覺得窒息。

車停在學校附近,提前等在路邊。這是都海虹現在的習慣。學校有夏令時和冬令時,有一次她記錯時間,讓孩子等了半個小時,至今想起來還懊惱:「我心裡特別愧疚你知道嗎?就怎麼能讓她在室外生生待了那麼久呢?」

等女兒和兩個小夥伴一起坐上車,她問:「教室的空氣淨化器今天開了嗎?」「開了。」女兒說。空氣淨化器是學校今年新裝的。由於天氣原因,秋季學期體育課基本停上,學生們都在教室里窩著。周二和周五下午的「陽光體育」也停了。都海虹覺得好笑:國家實行陽光體育計劃,是為了讓孩子們多鍛鍊身體。可這天氣,鍛鍊什麼呢?

都海虹用棉簽幫孩子清理鼻腔。澎湃新聞記者吳越圖

女兒是體育委員,特別愛運動。小時候,夏季的下午到晚上都在外面溜達,周末,都海虹常帶她騎車去植物園。現在都改成了室內活動,比如看電影,或者去別的小朋友家玩兒。女兒總也待不住:「媽媽我出去玩會兒。」她現在一般都會回覆:「你看這天兒,不准去。」

都海虹也擔心在室內待久了,孩子玩手機、ipad和電腦遊戲的時間不可避免地延長。「你都不知道我們有多麼搞笑。一旦下完雨,天放晴了,空氣好了,整個小區那是傾巢出動啊!帶著孩子,各種植物園、小區綠地,哪兒哪兒都是人。一到這種時候,我也跟她(女兒)說,別寫作業了,出去玩兒去。」她坐在家裡的沙發上,指著窗外。

陽台上擺著一排綠蘿。女兒騎著平衡車,在客廳窄窄的走道上來回溜。孩子的姥姥在廚房裡做晚飯。「我媽今天中午還炒了一道『防霧霾』的菜。」都海虹笑起來,「前兩天給我們端來一碗湯:『喝!防霧霾的。』」

姥姥補充說,這是從微信上看來的,不知道管不管用:「非典的時候國家還會出防治藥方,現在也沒個專家出個(防霧霾的)藥方,讓咱老百姓自個兒配。」

姥爺在旁邊樂。他覺得霧霾「防不住」,每天出門散步兩小時,他從來不戴口罩,但外孫女戴口罩,他是支持的。「都特別擔心她,她才多大點啊。」都海虹也說。她會自己忘記拿口罩,但從來沒忘記過提醒女兒。

都海虹在家中看著窗外。澎湃新聞記者吳越圖

女兒去年夏天查出患有變異性哮喘,治了很久才好。都海虹不敢斷定是因為霧霾,但女兒從小患鼻炎,她覺得和空氣污染可能有關係:「夏天連續天氣好的時候,鼻炎就會好很多。現在這種天,即使戴口罩,一大早就開始擤鼻涕,打噴嚏。」

她自己配生理食鹽水,想起來就給孩子清洗鼻腔:「洗出來的水都是黑色的。」去年雙十一,都海虹囤了好多口罩,今年上半年又買了一箱,至少有50隻,到現在還剩一大盒。家裡是複式結構,樓上樓下各放一台空氣淨化器。都海虹打算今年再買一台。

2016年底這一輪PM2.5數值爆表,對其他城市的人來說是空氣污染嚴重的體現,對生活在保定的都海虹一家,只是常態里的小波動而已:「看一眼,哦,這麼高。第二天起來再看一眼,哦,又這麼高。」

相比較而言,都海虹更看中平日裡多出的幾個藍天。對比往年,她覺得保定今年已經好了很多:政府下了死命令,關停了很多企業,環保補貼力度也大,大晚上都有灑水車一趟趟在街上跑。「治理(霧霾)是有點效果的,只是這幾天PM2.5的濃度好像比往年強(而已)。」她說。

2016年12月22日,站在保定東站外的人們。澎湃新聞記者吳越圖

二樓的牆上掛著很多照片,都是女兒出去旅遊時拍的:貴州、海南、桂林、秦皇島、大連……只要有假期,她都帶著孩子出去,近幾年尤其考慮哪裡霧霾少,所以總往海邊跑。自駕游時,車上常備帳篷、防潮墊等各種裝備。每次出去玩兒都帶著狗。

「一到綠地上,孩子和狗就去瘋狂地撒歡兒啊。」都海虹揮著手描繪當時的情形。她覺得心酸。對比起自己,女兒的童年太可憐了。

「去了那麼多地方,你最喜歡哪兒啊?」記者問都海虹的女兒。

「哪兒都喜歡。」她回答。

「總有個比較喜歡的嘛。」

「有藍天就行。

責任編輯: 寧成月  來源:澎湃新聞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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