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世界工廠」「中國性都」到「2017過年第一空城」，流水線上與紅塵鄉里多少青年已被東莞遺忘，東莞將來會被以什麼名號記起？
過年，我又回到了東莞。
在家鄉的大部分時間裡，我都會感到一種茫然。教育資源的不平衡讓東莞的年輕人只能在市區上學，平時卻四散在不同的鎮區，彼此見面需要開車，或者坐耗時極長的公共交通。我曾經從東莞的最北端石龍鎮坐公共交通到最南端虎門鎮，用時接近3個小時，中間停靠了無數公車站。
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屬於中國娛樂業製造者和投資人所看重的「小鎮青年」。雖然經歷了十餘年造富神話的東莞人普遍富裕，但是更為有品質的生活方式還未在這裡普遍建立，至少我們同樣需要在過年消費無所事事的時間。
貓眼電影統計顯示，東莞一共有107家電影院，《西遊伏妖篇》排片達到34.3%，《大鬧天竺》和《功夫瑜伽》分別以22.8%和22.5%而膠著在第二、第三名。大年初一當天，東莞總票房為969.8萬，觀影人次達到25萬，場均人次65人。
可是我卻總在尋找著東莞的不同。在「世界是平的」那些年，這裡充分享受了全球化的紅利，也創造了最原始欲望中的最精緻服務。生活在這裡多年，我們和大部分中國年輕人一樣富有消費能力，但也同樣找不到更好的內容和產品。
東莞也是世界的中央，經濟學家都說這裡有著可以預判未來的的指標。可是在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時代，東莞一直是老舊和喧鬧、疲憊和急迫並行不悖。
這裡竄流著一種盲目的、貪婪的、盡情燃燒後被耗盡的生命力。
「我去東莞打工賺錢就好了，為什麼要讀書？」
東莞可能是餐飲行業效率最高的地方之一，大家都忙了一天，沒力氣也沒耐心等待。深夜的大排檔最能體現這種效率——你在攤前老闆娘坐著的小桌子那裡點菜，等你坐下來沒幾分鐘，干炒牛河就已經上來了。
去年我和媽媽在義大利錫耶納吃飯，主人讓她在座位上等了半個小時，還指了指掛在櫃檯上的牌子：Here We Eat Slow。（在咱這兒得慢慢吃）這讓媽媽難以置信，「那麼懶，怎麼活？」
作為粵北的某個鄉村里最早在東莞紮根的一家人，我家成為了村里人「下來找工作」的先遣站。外出打工是村里年輕人脫離了父母以後人生第一個理所當然的選擇。
在他們心裡，東莞大大小小冒著白煙的工廠成為能讓他們迅速逃離枯燥的農活和學校生活的聖地。一份只要賣力氣就可以賺到固定薪水的工作是理想的，再也不用看天吃飯，也讓自己看上去和被土地束縛一生的長輩有所不同。
於是，年輕人們買了長途汽車票，挎上一兩個旅行袋，就這麼來到東莞。和我差不了幾歲的表哥，初中就不想讀下去了，姑父生氣要揍他，他反抗道：「我去東莞打工賺錢就好了，為什麼要讀書？」
正是藉助大規模的廉價勞動力和便利的地理位置，東莞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從1978年香港太平手袋在這裡開設第一家加工廠開始，東莞不斷接受來自港澳台的經濟輻射和產業轉移，「台灣接單、東莞生產、香港出貨」的配套加工業創造了所謂的「東莞奇蹟」。
2000年，東莞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電腦資訊製造業基地之一，其電腦資訊產品在全球市場占有相當的份額。IBM亞洲區副總裁在當時說道，「如果東莞到深圳的高速公路塞車，全球將會有70%的電腦產品缺貨。」
莽撞的年輕人不需要，需要的人才招不到
我的粵北表親們卻節節敗退。工廠里長達十個小時的高強度工作，讓習慣了在田間清理雜草和時不時給家裡人開車運農產品的他們感到巨大的不適。
第一個表哥說要走的時候，我爸生氣得砸了自己的小靈通，摔得粉身碎骨，後來換了一個當時最流行的諾基亞。緊接著，第二個表哥、過來當保全的姑父、當食堂阿姨的姑母、小表妹……都因為不同的原因，在一兩年時光以後陸續撤出東莞。
他們來不及被記住，總會有絡繹不絕的年輕人來到東莞。工業經濟中「群聚」效應在這裡非常典型，諾基亞、通用電氣、日立、飛利浦等數十家國際排名前100位的跨國公司在當時都紛紛在東莞加大投資，而服裝、鞋帽和玩具等加工業同樣需要著大量的年輕人。
東莞的工人之間存在著鄙視鏈：外資廠、港資廠、國資廠、台資廠。台商工廠的工作狀態最為惡劣，卻是東莞經濟起飛的主力和先導：1989年台灣致伸公司開始在東莞投資設廠，到近3年來，台企數量穩定在3400家左右，占外商中占30%。
2008年，我當時還在上初中，全球經濟危機爆發，繁榮而脆弱的東莞最先受到了衝擊，每天都有不少的企業陷入困境、大量裁員和直接倒閉。在2009年的過年，我收到的壓歲錢明顯比以往少了。
當年10月，東莞最大玩具代工廠合俊玩具廠倒閉，數千名失業員工走上街頭，他們和我的親戚一樣，沒有更多技能。到2011年時，東莞3500多家玩具廠倒閉了約1800家。
所有的東莞人都已經明白，這裡再也不需要那麼多莽撞的年輕人，但也招募不到最渴望的高科技人才。就在我家附近工廠的大門上，早早貼上了「招高級技工」的告示，今年我再度回鄉，發現它一直沒能被揭下。工廠咬緊了牙關，將最低工資提到了3000以上，但能吸引到的工人數量依然跟不上工廠的需求。
危機變成「新常態」
雖然官方對於「外資撤離」有著不同的定義，但我這些年直接感受到某種變化：這是一種漫長而痛苦的恢復——危機並未過去，只是變成「新常態」。
僅在2015年，微軟將諾基亞在東莞的手機工廠遷至越南，台企萬士達、聯勝關閉東莞工廠，為三星代工的萬人大廠東莞普光停產，東莞聖心食品董事長失聯，東莞美兒德塑膠老闆跑路。
早在2008年，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便提出「騰籠換鳥」政策，鼓勵低技術含量、勞力密集型企業撤出，引入高科技企業。《聯合早報》記者在2016年1月遇到一位東莞大朗鎮的企業主，他計劃引入機器人手臂，但將讓工人從3000人縮減到150人。
2016年10月，被稱為「華為心臟」的華為企業數據中心宣布遷入東莞松山湖高科技園區。2017年1月，東莞市長梁維東說道，「東莞轉型升級目前處於『膠著』狀態」。按照東莞官方在2014年的計劃，「2017年將實現轉型升級重大突破」。
泛娛樂方程序：人力優勢、街鎮經濟、酒店狂熱
在香港電影《一路向西》中，東莞成為性意義上的刺激之旅，也成為這代香港男生在困頓和迷茫中的逃避之所——主人公在尋歡作樂之後說道，「自己之後還有自己，現在連自己都沒有了」。
至少在單個市場，泛娛樂很能超越當地經濟的所處階段，其特點也被整體經濟結構所決定。東莞能夠獲得此類盛名同樣如此，製造業下的大規模、高流動、近似無窮盡的務工者和經商者構成最基礎的供求關係，鎮街經濟模式也導致極為寬鬆的管控環境。
換句話說，最廉價的人力優勢不僅存在於龐大的加工廠，也同時存在於這個行業。《人物》雜誌一篇名為《東莞製造》的文章寫道，東莞的性工作者除了例假和流產，每天都要工作，經常還會面臨陰道撕裂的傷病，而領班逼著她們只能在公司里買保險套。
在我讀高中的時候，離家不遠的地方開了一家夜總會，夜總會的樓上就是一座不錯的酒店，在周末的深夜，這裡播放的音樂能轟鳴到幾百米開外，而我們都心知肚明這裡經營著什麼樣的生意。
東莞大概是全世界豪華酒店最為密集和廉價的城市。五星級酒店可以作為招商引資的基礎，還被鎮街當作政績，而沒有星級酒店的則會通過優惠的土地稅收政策跟進。而長達十餘年的製造業繁榮，也創造了無數的展覽會議和商務接待機會。
時至今日，在東莞的五星級酒店住宿的成本也遠遠低於其他中國城市。就在今天，絕大部分東莞豪華酒店的攜程價格僅為300到400元。
掃黃：遲來而盛大的娛樂場葬禮
讓這種極為繁榮的娛樂形式驟然停止的，是2014年突如其來的「掃黃」風暴。這一年2月9日，央視對東莞的色情業進行了報導。從當天下午開始，東莞共出動6525名警力對全市所有三溫暖、沐足以及娛樂場所同時進行檢查和清查抓捕。
傳聞最緊時，甚至有一個說法：如果再被發現任何一家「沐足」還存在，上自市委書記，下至鎮警察局的大隊長，都要被立即撤職。現在，每一處娛樂場所都按照要求改裝上透明玻璃，門窗不得反鎖，警方掌握監控和後台密碼，隨時可以調取錄影。
至少，我家附近的那一家娛樂場所徹底變成一棟望進去黑黢黢的鬼樓。今年我發現它終於被人工爆破了，只剩下破碎的磚石堆起來的廢墟，像是一場遲來而盛大的葬禮。
我的同鄉小張會在飯桌上和我回憶以前的「盛況」：「你知道東莞小姐的價格按什麼分嗎？身高。胸大不罕見，還可以去隆胸。身高沒辦法造假，所以身高越高就越貴。」
在他的講述中，東莞的普通技師會從晚上8點工作到第二天早上6點，如果按照90分鐘的一單服務收費150元來計算，她一個月至少能掙2萬到3萬，頭牌收入則「不受限制」。當時，東莞工人的月薪只有3000到5000塊錢。在富士康事件之後，他們收入也遠不止如此。（註：2010年1月末至11月初，台資企業富士康在大陸的多個廠區共發生14起員工自殺事件）
這些女孩所心懷的熱夢和我的那些表親們非常相似。小張認識一名湖南「技師」，以前在一家咖啡館當侍應生，後來辭掉了自己的工作，直接來到東莞，投奔已經「入行」的小姐妹。而這一切的目的很簡單——似乎也無可挑剔——為了賺更多的錢。
那群年輕人建立起了一座城市，但歷史不會記得
繁華場景難以再現，但是這件事情在東莞的男性青年之中已經成為悄然日常。對於這代東莞男生而言，所聽所見的那些故事雖然並不光彩，但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被原諒。
實際上，中國的男孩們都可以通過網際網路，在自己的小圈子裡面肆無忌憚的圍繞這個主題交流和獵奇。微信群、短視頻、直播間、百度網盤、草榴社區提供某種便捷，也有很多哥們兄弟在長大後開著玩笑去一些場所找些樂子——這是「房間裡的大象」。（註：指顯而易見但大家都對之保持沉默的現象）
東莞只是更方便地回答，「這條路到底會通向肉體的天堂，還是道德的地獄呢？」
小張對我是坦誠的，「我沒去之前，和你想的一樣，以為有什麼接頭暗號，要找哪個媽媽桑才能進去。結果一進去，人家先過來問你，『先生，是沐足還是三溫暖？』選好以後，你就被帶到一個房間，沒什麼特別的。沐足是負責……一半，三溫暖是負責全套」。
至今小張都在感慨：「那時候的老闆是真有錢，為了場面真的是不計成本。」同時也會傷感，「現在是真的沒有了。這個行業不會再回來東莞了，也沒有那麼多人需要它。」
沒有人知道那些紅塵究竟為東莞帶來多少GDP，也沒有人知道這個行業提供了多少就業崗位。那群年輕人建立起了一座城市，但歷史最終不會記得他們。
飯局的最後，小張對我很嚴肅地說，「我只去過沐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