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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為何不缺錢?文革抄家就抄得428億!

紅衛兵在文革期間隨意抄家,掠奪私人財產。(網路圖片)

“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謂抄家“戰果”確實十分驚人,也可以說是無比“輝煌”:據不完全統計,從1966年6月至10月初,全國紅衛兵收繳的現金、存款和公債券就達428億元人民幣,黃金118.8萬餘兩、古董1000多萬件,挖出所謂“階級敵人”1.66萬餘人,破獲“反革命”案犯1700餘宗,從城區趕走“牛鬼蛇神”3900多萬人。紅衛兵抄家時,還私自批鬥、抓人,甚至私設公堂,濫施酷刑,打人致死。

1966年10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幾位部隊政工幹部突然接到緊急命令,連夜乘專車從天津奔赴北京軍區大院,第二天又馬不停蹄趕到北京展覽館“首都紅衛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抄家戰果展覽會”(以下簡稱“紅衛兵抄家戰果展覽會”)籌備處報到。

“林辦”指示舉辦抄家戰果展覽會

據籌備組領導傳達:林彪聽到關於“紅衛兵”抄家“輝煌戰果”的彙報,感到非常滿意,辦好“紅衛兵抄家戰果展覽會”是按“林辦”指示,由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直接指導的一項重要工作。根據指示,展覽會由“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包括各中學)、北京軍區、公安部共同牽頭,組織各院校紅衛兵、解放軍、公安部及北京市公安局、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等單位的200餘名骨幹參加籌備工作。

舉辦這個展覽會,就是要借展示所謂“紅衛兵破四舊運動”,特別是抄家的“輝煌戰果”,把“文化大革命”運動引向深入。

在文革初始階段,由首都紅衛兵掀起的所謂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破四舊運動”立即風起雲湧。席捲全國。所謂“破四舊”這個詞語,最早出現於1966年7月4日清華附中《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中。大字報把“四舊”視為修正主義的東西。首都各大中院校“紅衛兵”聞風而動,走上街頭,到處張貼傳單和大字報,支持和擁護“破四舊”運動。8月22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了“紅衛兵”大破“四舊”的消息後,全國各大報紙均以“新華社22日訊”的形式在頭版刊登了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捲首都街道,紅衛兵猛烈衝擊資產階級的風俗習慣》的文章。《人民日報》還在第一版發表《好得很》、《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兩篇社論,對紅衛兵極為荒唐的行動給予高度評價。由此,“破四舊”運動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及全國城鄉。

破除“四舊”首先是從道路、街道、店鋪、城市設施易名開始的,繼改名之後,這種“破四舊”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對人們的正常生活習慣也橫加指責,對所謂不合“無產階級口味”的髮式、服飾、裝飾等發起攻擊。“破四舊”發展到極致是“抄家”狂風的颳起和肆虐。

據統計,僅1966年8月18日後的一個月內,北京市被抄家的達11.4萬多戶,被趕回原籍的有85198人:上海市從8月23日至9月8日,紅衛兵共抄家84222戶。到9月下旬,天津市紅衛兵抄家1.2萬戶。

所謂抄家“戰果”確實十分驚人,無比“輝煌”:據不完全統計,從1966年6月至10月初,全國紅衛兵收繳的現金、存款和公債券就達428億元人民幣,黃金118.8萬餘兩、古董1000多萬件,挖出所謂的“階級敵人”1.66萬餘人,破獲“反革命”案犯1700餘宗,從城區趕走的“牛鬼蛇神”達3900多萬人。紅衛兵在抄家過程中,還私自批鬥、抓人。一些紅衛兵甚至私設公堂,濫施酷刑,打人致死。

紅衛兵在文革期間隨意掠奪、破壞文物,令人心痛!(網路圖片)

內鬥不息展覽會的籌備一波百折

舉辦如此大型政治性展覽,是一項政策性極強、涉及面極其廣泛的政治任務,需要做大量艱苦細緻的籌備工作。但是,按照“林辦”指示和一些雖然擔任展覽會領導要職、卻從未接觸過展覽業務的年輕人的想像,這個展覽會似乎只要集中精力突擊,拼上兩三個月,湊齊材料,碼放好展品,便可望在1967年元旦前後對外展出。但事實上在當時極其複雜的政治鬥爭條件下,要想籌辦這樣大型的、“高精尖”的展覽會,其困難程度和潛在的政治風險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這裡的核心問題就是如何頂住愈來愈瘋狂的“內戰”壓力,走出猜“政治謎語”的怪圈,隨時掌握瞬息萬變的鬥爭“風向”,吃透和準確把握當時一天三變的所謂“中央精神”,使展覽會不會偏離“大方向”,不致犯“政治路線錯誤”。但既然“一天三變”,又有誰能“吃透和準確把握”?

鑒於當時正處於“文化大革命”初期,各派政治力量鬥爭有如暴風驟雨,空前激烈。參與展覽會籌備工作的北京軍區和公安部門的領導,本來就心驚膽戰,人人自危,“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除手持毛澤東語錄,隨時準備高呼“高舉”,“三忠於、四無限”和“向紅衛兵小將學習”的口號之外,誰也不敢輕易公開表態。“上邊”更是三緘其口,雖然作出一定要辦好“紅衛兵抄家戰果展覽會”的原則指示,在經費物資極端緊缺的情況下破例“保證供給”外,對籌辦工作的具體方針政策要求往往顧左右而言他。實在躲不開的“請示”,便泛泛傳達一些“無產階級司令部”堅決支持紅衛兵、“要相信紅衛兵”會“自己解放自己”、“不要帶框框”、要“放手讓紅衛兵小將們自己大膽去干”、“不要擔心出問題,天塌不下來”、“要讓紅衛兵抄家展覽會震動全世界”等官話、空話、套話,根本拿不出具體意見。

聽到這些空洞無物、“指南針朝上”的豪言壯語,缺乏政治鬥爭經驗的參展紅衛兵小將們竟然盲目樂觀,忘乎所以,無不歡呼雀躍,感激涕零,盛讚“黨中央、中央文革、林辦”對紅衛兵“無限關懷”、“高度支持和信任”,感到似乎轉瞬之間便可辦出個“震動全世界的抄家展覽”,就如同“打砸搶”一樣,只要一窩蜂地上,彈指一揮間便可大功告成。令世界各國目瞪口呆。但實際擔任展覽會具體籌備任務的北京軍區、公安部以及北京市公安局的領導幹部和工作人員,多數人有一定的政治鬥爭經驗和較為豐富的閱歷,對此心知肚明。“上面”調子唱得越高,大家心裡越撲通,眼前一片迷茫,政治壓力也愈來愈大,大有“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之感。不少參展工作人員甚至私底下嘆息:這哪裡是辦展覽、幹革命工作。分明掉進“迷宮”,在使勁猜“政治謎語”。此外,大家更為擔心的是參加籌備工作的紅衛兵小將大多是“尖子”人物,在“大風大浪”中都是衝鋒陷陣的“頭頭”,不但個個“初生牛犢不怕虎”,一個比一個“政治敏感”強,還都是屬炮仗的,點火就著,搞不好哪天就會“窩裡反”。不用問,只要一打起“內戰”,其矛頭首先對準我們,非把我們整個死去活來不可。

這種擔心並不是多餘的,一方面,多數參展紅衛兵無不以“造反”大出風頭為樂事,只要看到什麼不順眼的事,動輒“揪出”、“打倒”、坐“噴氣式”、“批倒批臭”,決不賒賬;連當時參展的、看似“金剛不壞之身”的“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解放軍也未能倖免其難。以致連當時一位平時少言寡語不苟言笑的部隊年長政工幹部。也硬被沒頭沒腦地扣上“嚴重脫離群眾”和“藐視造反派”的帽子,在小範圍內挨了批鬥。就連我這個平時被紅衛兵稱道“群眾觀念好”的“展覽通”,也因“莫須有”的吃飯中的民族習慣問題,突然遭到紅衛兵圍攻。雖然由於我平時群眾關係好,圍攻只是一場似是而非的鬧劇,但幾個紅衛兵有的突然翻臉,有的嘻嘻哈哈,其又揪又拽的陣勢著實把我嚇出一身冷汗。

果然不出所料,由於“高層”政治鬥爭波譎雲詭,變幻莫測,政治風向說變就變,派性作怪,社會動亂此起彼伏,“紅衛兵抄家戰果展覽會”籌備工作內部人員常常爭論不休,很多意見根本對立。分歧愈來愈大,遲遲沒有進展,半年多仍弄不出個眉目來,無法向“上級”“交賬”。一些紅衛兵急躁情緒點火就著,便想撒撒氣,毫不客氣地把“鬥爭矛頭”直接指向擔任實際領導工作的北京軍區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和公安部一位局長,立即組織群眾批鬥大會,坐起“噴氣式”,對他們橫加指責,吼聲震天動地。幸虧這些領導早就做好思想準備,並不感到意外。好在批鬥會雖無限上綱,大吼大叫,其實他們心裡也明白這裡面也有他們自己的責任。而且談不上什麼原則路線問題,而下一步具體領導工作還得依靠這些領導。也就走走過場,草草收兵了。但參展紅衛兵內部的你爭我斗、大大小小、雞爭鴨吵的辯論會、批判會幾乎一個接一個,一天也沒消停過。

我們就是這樣頭頂內戰壓力,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像猜測謎語一樣投入展覽籌備工作,每天戰戰驚驚,時刻繃緊政治神經,上班後第一項任務就是儘快收集和交換全國最新政治路線鬥爭動向和小道消息,抓緊瀏覽剛剛收集到一尺多厚的大、小字報,各種紅衛兵小報,悄悄用電話打探“動態”,在小範圍內分析(多數情況下是揣測)政治風向。如中央領導成員中究竟哪個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哪個剛剛“靠邊站”了,哪個又“懸大乎”了,等等。生怕由於耳目閉塞展出了不該展出的內容,會吃不了兜著走。一次。一位神情嚴肅的觀眾指著展板上集體照片中一個白髮蒼蒼的人像怒氣衝天地指責我們:“你們好大膽子,膽敢把劉少奇的照片展出!”幸虧我們事先“過完粗羅過細羅”,對包含上百人甚至幾百人的集體照片都逐個反覆審核,心平氣和地告訴他,那張照片中的白髮長者是劉寧一同志而不是劉少奇,才避免了一場重大“政治事件”。

此外,我們還要竭力防止在北京展覽館出現的武鬥和各種不測事件。如由戰友文工團等單位“造反派”參加的、轟動一時的“北展劇場武鬥”事件。就發生在我們展覽會展出期間。

抄家戰果堆積如山讓人大飽“眼福”

為加深對“紅衛兵破四舊”運動的理解,特別是抄家的實際情況,我們開始了大規模的調查研究。由於頭戴“林辦”“光環”,身穿解放軍軍裝,有紅衛兵保駕,又配有部隊汽車,我們可以自由自在地四處活動,出入各抄家倉庫,如入無人之境。隨意觀看抄家實物,毫無顧忌地了解抄家情況,收集一切可供展出的資料和展品。那個時期,我們在數以百計的大專院校和基層單位看到了不少堆集如山的抄家“戰果”。如在北京大學、人民大學看到被查抄的馮友蘭、翦伯贊、尚鉞等人的書籍(其中大量是古籍線裝書和文物古董)、帶有所謂“封資修”性質的私人用品;著名歷史學家尚鉞收藏和使用的幾十把扇子也成了修正主義“罪證”。在文聯看到從著名作家田漢、老舍、蕭軍、駱賓基、端木蕻良以及從著名京劇演員馬連良、荀慧生、白芸生家中抄出的字畫和藝術品等等。

當時,一些重大抄家事件大都能反映到展覽會中來了。在接下去的調查中,我們逐漸發現,許多所謂“抄家”大案要案,要麼是誇張事實,要麼就是捕風捉影。一次,聽到當年參與殺害李大釗的一名凶手被群眾揭發並抄了家,我便立即找到居委會“造反派”深入了解情況,結果發現這些群情激昂的“造反派”只是聽說院內一戶主人解放前曾在第一監獄當過偽警察,現正被群眾揪斗。就穿鑿附會、添枝加葉地認為他曾參與殺害了李大釗。但我粗略估算,李大釗遇難時此人只有七八歲。“造反派”連他當獄警的具體時間職務都沒有搞清楚,所謂參加殺害李大釗的罪行,純粹是無中生有的揣測。還有個“造反派”揭發的綽號“小台灣”的“反革命”大院,據說裡面還曾有國民黨“黨支部”和特務活動。結果一了解,“造反派”只聽說這院一戶人家有本解放前的舊畫冊,其中有光復台灣的畫頁而已。像這種捕風捉影、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屢有發生。

文革中的紅衛兵抄家行為。(網路圖片)

在籌備工作中的一大收穫是觀看了大量“紅衛兵”抄家、批鬥的原始記錄片。記得前後大約連續看了一個星期,每天上下午都連續觀看好幾個小時,由於畫面內容千篇一律,到後來也見怪不怪了,一天下來,看得人頭昏腦漲的。

記錄片中印象最深的是紅衛兵查抄位於東城區的原“聖瑪麗婭・方濟格修女院”的全過程。這座修道院是當時外國人在華僅存的一座基督教修道院,實際上是供駐華大使館子女上學的一座教會學校。因為在抄家中查抄出所使用的外語課文中有有損我國國家政治聲譽的文字,並查出“間諜”證據,這家修道院的多位外國修女被勒令站在院子里接受批鬥。後經有關部門確認,以“間諜”罪行驅逐出境。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的韓念龍在審查這一展覽內容時,明確地告知我們:對像這種涉及“間諜”行為的人,在掌握了真憑實據之後驅逐出境。在法理上是站得住腳的。有關國家及其駐華使館也未提出任何抗議。只是請求我們以人道主義精神,對這些人予以適當照顧。當時的外國報紙也公開承認,“紅衛兵對她們沒有過激行為”。

貨真價實的一流珠寶與珍貴文物都成為抄家戰果

“首都紅衛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抄家戰果展覽會”成了這一時期最為耀眼的歷史縮影。

這個幾乎佔據了北京展覽館全部展廳的大型展覽會共分為4個展館:第一館,“紅衛兵運動的蓬勃興起”;第二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第三館,“紅衛兵抄家戰果”;第四館,“紅衛兵運動震動了全世界”。其中,第一館和第二館分別展出了紅衛兵運動的發生、發展和所謂“破四舊”運動的“輝煌成績”。在展廳的顯著位置展出了聶元梓等人所寫的那張大字報和毛主席的《我的第一張大字報》,以及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和《海端罷官》等材料,並展出了清華附中等大中院校紅衛兵運動的興起和發展的過程,對紅衛兵“破四舊”的行為極力美化。但這些司空見慣的泛泛宣傳並沒有什麼新鮮內容,也引不起觀眾多大興趣。

展覽會最為引人注目的是第三館“紅衛兵抄家戰果”,那裡展出了大量珍貴的抄家物品,如珠寶珍玩、古董文物、玉石翡翠,各式各樣的鑽石、寶石飾品以及其他奇珍異寶。我父親在解放前曾從事過珠寶古董業,他3次來“紅衛兵抄家戰果館”參觀,曾不無感慨地說:可不得了!都是些貨真價實的一流珠寶啊。有好多寶貝只聽說過,沒見到過實物,這回可算大開眼界了。其實,當時在這個館裡,可以說一般金銀珠寶已經不足為奇了,不少展品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有的金銀珠寶背後則隱藏著十分驚人的內幕和故事。

如該館展出了1958年成立的北京原“私立志仁博物館”的照片和部分文物,這家博物館在當時的中國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而且是藏品水平相當高的一家私人博物館。據該館主人稱,其館內曾收藏各類古陶瓷文物300餘件,其中相當於國寶級的一級文物30餘件,二級文物50餘件,其他文物也均有較高收藏價值,可以說是文革抄家物品中古董文物的“超級大戶”。

抄家展品中,有4件一套宋代鈞窯“洗子”。每隻直徑30公分左右,由外貿部派專人每天專車送展,當晚撤回。我假裝外行說這幾隻破“碗”連吃飯都不方便,幹嘛看得這麼緊。負責看護寸步不離的一位長者驚得目瞪口呆,反問我,你猜猜這4件“鈞窯”能值多少錢。我說撐死了也就兩三千塊吧。他把嘴一撇,指著洗子底部尚未完全消除的“東”字一角,神秘地說:我告訴你吧,這原本是清宮東宮的珍藏,是國家一級國寶,現在到香港市場至少能賣人民幣100萬!能買88輛“解放牌”大卡車(多年後在香港拍出4000萬港元的一串翡翠項鏈,在當時出口售價僅40萬元)。

宣武區“丞相衚衕”原來住有6家“丞相”級的人物,他們在抄家中無一倖免。其中僅在抄出物品最多的一家“丞相府”中,“紅衛兵”抄走的文物古董、明清傢具等各類物品就裝滿17輛解放牌卡車,僅古籍就足足裝滿3卡車。據說,這家人是歷史罕見的京城顯族,其祖上僅在明、清兩代就均有人做過兵部尚書,還有人當過駐俄羅斯大使等高官。遠的不說,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時,其家門口因懸掛德國國旗而未遭劫掠。日本侵佔北平,因駐華司令官久聞其名,千方百計進行拉攏,而未受騷擾。解放後,其家庭要員又是彭真市長的座上客,曾應邀登上天安門參加國慶節(這也成了彭真文革中一大罪狀)。在其家中曾抄出三眼頂戴花翎和本應由清朝政府保存的中印邊界走向定位重要地圖(這張地圖上清楚地標明根本沒有英國殖民者強加的所謂“麥克馬洪線”)副本。據說當年中央檔案館只有記錄,但未找到原件。周恩來1958年號召民主人士捐獻文物古董以支持國家博物館事業,還特別提到有關中印邊界地圖等資料。事後多年,當我和著名文物專家史樹青提及此事時,他十分惋惜地說:這家人我知道,在京城。像這樣一個能一直延續600年而未遭破壞的大家庭,本身就是奇蹟,它的每件歷史遺物都有十分可貴的歷史價值,可惜這個系統的家族史料遺存在文革中被破壞了,實在太可惜了,否則我們可以從中找到許多重要歷史資料和有價值的文物。

江青與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出面稱讚紅衛兵運動

經過半年多艱苦奮戰,到1967年春末夏初,籌備工作總算有了點模樣。但展覽中有些重大問題卻久久爭執不下,仍然難以定論。況且。這個觸動文革政治神經的大型展覽,畢竟觸及到國內外特別是兄弟黨之間方方面面的尖端問題,其中有些問題會牽一髮而動全身,是非同小可的大事情,要想公開展出,非要請“最高權威”過目並拍板定案不可。在紅衛兵小將和其他領導同志一再請求下,突然傳來一個驚天動地的特大“喜訊”: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將要集體接見“紅衛兵抄家戰果展覽會”的主要領導成員,幫助解答有關問題。

那天下午,我們按要求提前吃過晚飯就在展覽大廳整齊列隊集合,耐心等待。晚上7點多鐘,終於把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等來了,只見陳伯達帶隊。江青、張春橋、康生、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一齊走進會客大廳。與此同時。聞名全國的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等一批首都紅衛兵領軍人物也一齊到達,等待接見。

但當時領導宣布: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只能在此逗留一個小時,並宣布規定:首長只在會客廳內直接接見展覽會主要領導成員(各館只能有兩名“館長”參加)和上述幾個紅衛兵“頭頭”,其他人員一律在大廳原地“迎候首長檢閱”。在我認為無權進入主會客廳的時候,館領導突然叫到我的名字,讓我做好直接與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見面的準備。這使我頗感意外,我連忙擠到前列,進入了警衛森嚴的會客大廳。

原來,我所在的第四館“紅衛兵運動震動了全世界”館,在布展中是遇到“尖端”問題最多的一個館,而且許多問題都涉及到中共與其兄弟黨之間對“文化大革命”的不同看法。這在當時許多重要領導都“靠邊站”、很難找到主要領導敢於正面解答且保密性極強的情況下。是極難得的一次“請示”機會。恰巧那天晚上,我們第四館主管業務的紅衛兵小將因從未接觸過如此重大場面,高度緊張,轉瞬之間竟把該問的問題全都忘得一乾二淨,急得直跺腳,還掉下了眼淚,這才給我創造了一個難得的見面“機會”。

進入會客大廳,只見一片燈火輝煌,在新聞電影製片人員耀眼的強光燈照耀下,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們個個臉上泛著罕見的紅光,一副春風得意的神態,頤指氣使,與到場紅衛兵小將和其他館領導侃侃而談。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首長們”保健極為出色,個個容光煥發,面色紅潤,神采奕奕,除康生之外,幾乎每位“首長”臉上連一條皺紋都見不到。即使是康生也是一副“童顏鶴髮”的神態。特別是最後進來的江青,時年已近60歲,但紅光滿面,臉上找不到一條皺紋。為驗證我的視力,我當時特地把到場的、血氣方剛的、經常游泳的紅衛兵小將與“首長”面色作了近距離對比,可以說沒有一個紅衛兵的臉色能與“首長們”相比的。

我趕緊主動向江青提出有關展覽中十分敏感的涉外問題:一是如何處理中共兄弟黨對“文化大革命”的不同看法問題。據有關方面提供的“內部消息”,當時在報紙宣傳與中共關係親密無間如越南等“同志加兄弟”國家的共產黨,就對文革始終不公開表態。如果展覽一點不反映。與報紙宣傳反差太大,擔心觀眾會引起疑問;其次是當時《參考消息》上刊登過一些照片,反映一些國家如澳大利亞、荷蘭等西方國家也出現了少數“紅衛兵”,他們也手拿“小紅書”,戴著與我們相同的紅色臂章,有的還聲稱要“造反”。對這方面問題不知如何處理。

江青雖然身居高位,但顯然也不敢對此隨意表態,只哼哼哈哈地吹了幾句牛,說:“是啊,我們的紅衛兵運動是了不起啊,各國反動派都害怕呀……”並說了些文不對題的原則話,最後見實在推脫不了,只好推說:“你們去找康生同志吧,康老是這方面的專家。”康生也沒有當場回答我的具體問題,只原則地說:“你們可以找中聯部的同志嘛,請他們幫助解答。他們有責任解答這方面的問題。”儘管有關隨行人員一再催促,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的接見用了將近兩個小時,大大超出了原來的安排。

深夜,當我們將上述情況和康生的“指示”電話通知中聯部有關同志後,他們立即回電話,讓我們立即再次把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的指示逐字逐句轉達給他們,並立即召開了部長聯席會議。一再囑咐我們,第二天一早一定帶著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接見時的所作指示的原始記錄文字材料去中聯部,共同研究如何落實首長指示。我只好又熬了好幾個小時,整理記錄文字。

“紅衛兵抄家戰果展覽會”展出了將近兩年,於1969年初宣告結束,我是從始至終的參加者之一。這是迄今為止,我所參加的一次極為特殊的展覽會。從世界範圍來說,也是極為罕見的。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吳量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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