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忍住，就接著說聊城於歡案。
我的公共觀察角度主要是媒介批評，所以在於歡案上，相比事實和法律問題，我還是更關心媒體報導本身的倫理、技法與傳播路徑。
作為機構媒體的產品，《刺死辱母者》一文其實有四個傳播介質，分屬兩個傳播版本：
第一個介質是《南方周末》紙質版2017年3月23日A3法治版的報導：
「辱罵、抽耳光、鞋子捂嘴，在11名催債人長達一小時的凌辱之後，杜志浩脫下褲子，掏出下體往蘇銀霞臉上蹭——當著蘇銀霞兒子於歡的面。」
第二個是2017年3月23日，該文記者王瑞峰在個人公號《杞人陌桑》上直接刊發的的，內容和見報版完全一樣。
在篇末的打賞說明上，王特意註明該稿報社不允許推送，所以他自己直接發出來了。
第三個是南方周末官網上的報導，連結是（http://www.infzm.com/content/123659），最後更新時間是3月24日上午9點29，前述段落變成了：
「辱罵、抽耳光、鞋子捂嘴，在11名催債人長達一小時的凌辱之後，杜志浩脫下褲子，用極端手段污辱蘇銀霞——當著蘇銀霞兒子於歡的面。」
第四個是南周的官方微信，推送時間是3月25日，內容和前述電子版一致。
另，據稱南周官方官方微博也曾發過這篇稿子，但我在它主頁未曾找到，不知是否刪掉了，暫不列入。
在南周紙質版和記者個人微信版里，對血案發生之前的衝突，描述了如下六個細節：
把頭摁進剛拉完大便的馬桶
當著母子倆放黃色錄影
脫鞋捂嘴
打耳光
菸灰彈進胸口
掏出生殖器蹭臉
聊城中院的25頁判決書掃描件前幾天就已出來了。仔細看了判決書所羅列的被告人、被害人、證人等各方陳述，結合封面新聞、澎湃和新京報等其他媒體跟進報導的情況，我認為《刺死辱母者》一文對關鍵細節的描述是基本站得住腳的。
最核心的第六點，各方證言基本都能確認杜當面掏出生殖器羞辱蘇氏母子，至於是否如直接拿生殖器在蘇臉上蹭和試圖往她嘴裡戳，這是一個惡性程度高低的問題。
我傾向於相信報導中的描述。
一個概率論上未必有優勢的依據是，我去年接觸了一個華東地區的債務糾紛案，被追債的女當事人，自訴也是被追債公司如此羞辱：直接掏出生殖器在她臉上蹭。
區別只是，她還年輕，還沒有一個憤而拔刀上前的已長大成人的兒子罷了。
接下來談其他幾個問題。
【如何看待紙質版和電子版之間的區別？】
隨著新聞環境的惡化，南方報業很早以前就有一個以反傳播為手段的風控措施，即敏感稿子只發紙質版，不上電子版。
比如以前南都深度曾經做過很多非常精彩的題材，但這些報導幾乎沒有產生過影響，鮮有人知道。原因就是稿件不上網，南都又只在省內發行，絕大部分讀者看不到紙質報。
這種主動犧牲傳播力，生怕內容為更多讀者知道的畸形做法，恐怕就只有戰戰兢兢的中國市場化媒體會這麼幹了。
從王瑞峰的抱怨可知，南周剛開始也是用的似乎也是這個老辦法。只不過現在，在紙質版和PC版之外，還多了個移動版兩微一端的第三渠道，這也是傳播威力最強的渠道。
但幾乎沒有哪個記者願意忍受自己辛苦做出來的稿子石沉大海，王瑞峰自不例外，所以23號用個人公號直接捅出來了。
後面的連鎖反應是，24號南周官網PC端更新了，25號移動版官微終於推送了。
唯一做的手腳，就是把掏出下體往蘇銀霞臉上蹭這11個字，置換成為了用極端措施侮辱蘇銀霞這10個字。
不用去追究誰下的指令，誰改的這個細節。
你可以說賦權之下，悽慘的自媒體推著機構媒體掙扎著往前挪了一步。
你也可說雞賊的機構媒體又耍了個小聰明，把自媒體頂在前面扛了把風險。
細節鑄就歷史。
【生殖器到底該不該寫入？】
這個問題其實已不需要再囉嗦，前一篇已被刪的《一個正常社會可以承受得住生殖器這三個字》中已經說得夠清楚了。
這裡再強調下，是因為有朋友不同意這個看法。如我在西南民院教新聞的好友宋石男，他的理由是美國媒體報導強姦案時，考慮到避免對受害人的二次傷害，通常都不會有具體細節，更不會出現生殖器字樣。
我還是堅持認為，生殖器也好、下體也好，如本身構成新聞事實的關鍵細節的話，就不存在新聞倫理問題。只要細節本身不觸犯政治口徑，就應當寫入。
偷個懶，抄幾段我朋友圈裡的同行和學界朋友的看法：
袁莉（華爾街日報英文專欄作者）：
這篇非常好。事實再不堪也應該清楚地說出來，這是新聞的力量。華爾街日報用詞上很多規矩，但標準是只要是重要事實該怎麼說就怎麼說。比如去年我寫百度貼吧開頭兩段就出現了「性器官」、「陰莖增大手術」，因為這位患者的病情與後面經歷非常相關。
莊永志（原焦點訪談主編，現南大新聞學院副教授）：
網絡版用詞真不必刻意修改，有些冬烘！這個細節涉及刺激當事人行動的關鍵事實，像《南方周末》紙質版那樣措詞就行。廣播電視和報紙雜誌對有些語詞（比如英文中F打頭的某個詞之類）有所禁忌其來有自，主要是從是否涉嫌色情、是否冒犯公眾、是否影響未成年人的角度考量。這篇報導網絡版的編輯想多了。
洪兵（復旦新聞學院副教授）：
我從莊老師的角度再提供一個案例，2012年普立茲獎特稿：最勇敢的西雅圖女人，內容是關於強姦殺害一對女同的庭審。那篇特稿中所使用的這類詞語的尺度，遠遠超過南周這篇稿子裡的下體或者生殖器。
【判決書和報導哪個靠譜？】
常理而言，判決書的權威性毋庸置疑。
記者在報導中照抄判決書是最省事也最安全的辦法，總編可以閉著眼睛簽版，大量報導特別是法制類報導正是這麼操作的。
但刑事司法實踐中，判決書對控辯雙方意見的篩選列入標準通常是需要重點考慮的內容，特別是判決書援引的被告人陳述和檢警筆錄經常高度一致。
從被告人陳述，到載入偵查筆錄，再到成為控方證據，最後到庭審質證後列入判決書，這是一個證據合法性的獲得與加強的過程，類似眾所周知的入口網站洗稿過程。
諺云：一字入公門，九牛拖不出。
經審理查明，已經表述的事實，一定是法院認定的法律事實。但未寫入的事實，未必就不是法律事實。
我不認識南周這位記者，從報導行文看，我估計他應該看過判決書，也應該去採訪過判決書上所載明的和沒有載明的信源。
報導最後並沒有選擇直接按照判決書的口徑來對表，相信應該有他的道理。
至少在我看來，這份能把案發時間寫成2014、2015、2016三個版本的判決書，公信力未必能超過一個受過良好訓練的記者的報導。
【這篇報導是否煽情？】
我認為這篇報導可能有其他任何問題，但恰好沒有出現的就是煽情問題。
三千多字的稿子讀下來，最大的感受就是字裡行間的小心謹慎，算得上在特別克制地選擇和使用材料了。
我理解這是因為題材的敏感，所以行文時加倍小心，不敢有任何多餘的發揮。
用老同事宋志標的話來說，就是中規中矩。已離職的南周老記者鞠靖描摹得更細膩：
殺辱母者案這個稿子比較硬、也比較常規，意思就是其實不煽情、沒有什麼寫作技巧可言，文章長度、遣詞造句在南方周末傳統的報導中屬於非重要選題的層次。
那些說這稿子煽情的不是沒見過世面就是有自己的預設立場。此文核心在於選題之硬，能發出來不容易，能發出來那麼多細節更不容易，希望讀者能在群情激憤之餘體諒這份不易。
指責這篇稿子煽情的還有一個理由，說報導隱瞞了蘇銀霞公司的相關債務情況。
我想報導從來都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別指望一篇三千多字的稿子就把一個焦點新聞事件包打天下了。
就一起惡性公共事件而言，已經很久沒有這麼個媒體雲集的現象了。你若在機構媒體，也攻堅克難來一篇吧？補充它，豐富它，推動它，挖掘更多的真相出來。
要真看不慣南周這篇稿子，你又足夠牛叉的話，用充分的證據和有說服力的邏輯徹底顛覆它。
別光罵街，南方報業不是原罪。
最後還有個有意思的問題。有個說法認為，這篇稿子巨大的傳播力，一個重要原因是選取了女性受辱的視角。
繼續偷懶，再次節選我朋友圈裡兩位學界老師的意見：
人大新聞學院陳陽老師：
這篇文章切入點找得很準，孝子刺死辱母者，為大眾狂歡留下了想像空間。如果於歡刺死辱父者，公眾的情感支持未必是這個樣子。如施劍翹被公眾認為是孝女烈女，輿論同情，蓄意謀殺罪可免。這也是吻合了公眾對烈女的期望。
武大新聞學院夏倩芳老師：
於案這件事情是嵌在社會心理之中，社會心理背景是人們普遍對司法不滿。但凡輿論被引爆，一定是激發了公眾普遍的不滿。權力強勢且集中的社會裡，民眾是原子化的存在，情感動員必然是最有效的動員方式。
我覺得兩位老師的看法都有道理。此前在一些地方的講座中，我一直強調一個觀點：
從我自己十五年的媒體經歷看，市場化媒體過去的法治類報導，基本都是在不斷重複三個場景里的類型化案件：
城市化進程中的拆遷征地案
法治進程中的洗冤錄
網際網路眾聲喧譁中的紅顏薄命案
2017年的於歡案，其實和2003年的湘潭黃靜案，以及隨後幾年間的高鶯鶯案、戴海靜案、楊代莉案、鄧玉嬌案、藥家鑫案、袁莉亞案（京溫商城案）、李啟銘案（我爸是李剛）、李天一案等，都屬於前述第三類即紅顏薄命案。
在這個時代，再慘烈的遭遇若要獲得有效關注，也需要擁有吸引眼球的故事。
如果悲慘到連故事都沒有，性別真不是罪。
於歡案目前已進入震怒模式，輿情沸騰最終還是直接指向二審裁判結果。
最高法院司改辦官員何帆的公號剛刊發了一篇署名為法言平的評論《又一堂全民共享的法治公開課》，我抄兩段來保平安，一併作為本文結尾：
從形式上講，作為規則之治的法治需要有一個終局決定者。只要這個終局決定者是根據對法律的專業理解作出的裁判，便應當獲得制度上的權威，應當得到社會成員的尊重，因為對法治的尊重是自己最終獲得尊重的前提。
法律職業特別是握有法槌的法官只有認真正解法律中的政治訴求、道德訴求、人心訴求和其他相關因素，或者說是領會了在這些訴求之下的法律，才算是真正掌握了「法律」的真實含義了。
（註：本文所引內容，均已獲當事人授權及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