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生活 > 史海鉤沉 > 正文

中國知識分子眼中的納粹奧運會

關於1936年中國參加柏林奧運的史事,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問世。這些研究主要集中於介紹中國參加柏林奧運的始末,考證奧運代表團的隨團記者,考察報界對奧運會的報道等等,缺乏問題意識。[1]徐國琦在研究中國與奧運關係的近著中,認為中國希望通過參加奧運,向世界展示一種新的面貌和身份,以抵抗日本的侵略野心。史慧佳認為,中國參加奧運是體育界推動體育國際化的探索,也體現了國民政府重新塑造國家形象的努力。[2]然而,幾乎沒有研究者注意到柏林奧運的納粹性質,亦未將中國參賽放在“納粹奧運”的問題意識下討論。[3]中國知識界對納粹奧運的認知如何,更未見研究者涉及。本文以“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代表人物”儲安平的奧運採訪報道為例,探討當時知識分子對納粹奧運的認知及偏差,並對形成此種偏差的原因予以反思。[4]

一、納粹奧運與中國參賽

1927年,德國魏瑪政府奧委會主席特奧多爾·萊瓦爾德向國際奧委會提出在柏林舉辦第11屆奧運會的申請。1932年,國際奧委會予以批准。當時納粹黨尚未取得政權,卻極端反對奧運會;《奧林匹克憲章》規定,“奧運會的目的是通過組織沒有任何歧視和符合奧林匹克精神的體育活動來教育青年,從而為建立一個更加和平美好的世界做出貢獻。”[5]納粹持極端種族主義立場,仇視猶太人和黑人,認為他們沒有資格與日耳曼人同台競技。在他們看來,“奧運會是猶太人與和平主義者搞的花樣,是猶太人和共濟會信徒的一項發明,是產生於猶太教的一種遊戲,在民族社會主義者統治的德國是不可能舉辦的。”[6]總之,希特勒對奧運會持消極的批評態度。

1933年1月,納粹黨取得政權,希特勒對奧運仍無熱心。德國體育部長奧斯滕則意識到,可以利用奧運來為政治服務。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慘敗,受《凡爾賽和約》嚴苛制裁,喪權辱國割地賠款裁軍,儼然被降為世界二等國之列。德國通過舉辦奧運,既可以擺脫外交孤立,改善國際形象,重回世界強國之林,又可以激發民族主義情緒,增強國家凝聚力,提高民眾對納粹政權的認同度和支持,為日後進一步實行種族主義與對外擴張創造思想和輿論上的條件。而且,修建奧運場館需要大量建築工人和服務人員,可以間接增加數百萬人的就業崗位,振興德國蕭條的經濟。[7]希特勒的態度遂從消極轉向積極,親自擔任大會總裁,籌辦此次奧運。[8]

籌備奧運會之際,納粹党進行了一系列擴軍和破壞世界和平的活動。1934年7月,納粹黨刺殺奧地利總理陶爾斐斯致死,試圖奪取奧國政權未遂。10月,陸軍兵力增加兩倍,從《凡爾賽和約》規定的10萬增加到30萬,海軍亦暗中增加戰艦噸位。1935年3月,德國實行普遍兵役制,軍隊增加到50萬。1936年3月,出兵佔領萊因非軍事區;7月,派兵援助西班牙的佛朗哥叛亂。[9]奧運會即將開幕之際,希特勒寫下一篇屬於最高機密的備忘錄,論述了德國重整軍備的正當性。有學者稱:“這個文件在很大程度上與奧林匹克的和平精神及國際社會的善良意志相矛盾。”[10]

在希特勒看來,猶太人已經被剝奪德國公民權,不可以參加奧運會。黑人在納粹的官方體育手冊中被註明為體質低下的人,也無資格參加奧運會。國際主流社會對此種歧視表示一致反對,並發動了一系列強硬的抗議活動。海外猶太人群體亦呼籲取消德國的奧運主辦權。[11]迫於國際壓力,希特勒最初允許猶太人和黑人蔘賽,但不準參加德國隊,以保證所謂日耳曼民族體育的純潔性。由於英美等國進一步施壓,希特勒最終被迫收斂反猶言行,允許個別猶太人參加德國隊的訓練比賽。[12]這些所作所為都和真正的奧運精神背道而馳,許多人認為這是奧運史上一次致命的錯誤,是一場極權主義奧運。

希特勒從極端種族主義出發,對中國人充滿偏見。他在《我的奮鬥》中將全人類分為三個種族,即“可以創造文化的種族、可以繼承文化的種族、可以毀滅文化的種族”。在亞洲他僅將日本列入“可以繼承文化的種族”,中國則無此資格,似應歸為第三種。他還說:“認為一個黑人或中國人只要學習德語並願意未來說德語,便能夠被視為德國人,甚至手握德國政黨選票,這幾乎是不可想像的謬誤。”[13]不過,希特勒並未禁止中國人蔘賽,反而向中國發出邀請。因為當時正處“中德關係的蜜月時代”,雙方維持著一種良好的邦交關係。

中國本是體育弱國,競技事業落後。1928年阿姆斯特丹奧運會,中國未能派出運動員,僅派一位觀察員與會。1932年洛杉磯奧運會,中國僅有劉長春一人參加。[14]此次受德國邀請參加柏林奧運,對中國而言,實為鞏固中德關係,提升國家形象的絕佳機會。中國政府珍惜此種禮遇,撥款十七萬元組建一支包括選手七十人、職員二十多人、國術表演員九人、體育考察員三十餘人,總數達一百四十餘人的團隊。代表團出國時,蔣介石親自宴請並授旗以資鼓勵。[15]《中央日報》作為國民黨中央黨報,希望將中國代表團參加柏林奧運的盛況即時通報給國人,派遣副刊編輯、擬赴英國愛丁堡大學攻讀史學的儲安平隨團採訪。儲安平遂成為中國第一批出國採訪的奧運記者。

二、對納粹奧運的致命誤讀

儲安平隨中國代表團採訪柏林奧運,以“第十一屆世界運動會本報特派記者第X信”為題,為《中央日報》采寫了20餘篇、近4萬餘字的新聞報道。綜觀這些報道,會發現其中充滿致命的誤讀、主觀的想像和錯位的同情。

(一)“和平”和“友誼”的奧運

在儲安平看來,柏林奧運是一場“力與愛交流”的奧運。所謂力,指的是運動員在體育競技中表現出的活力;愛,指的是運動員在比賽以外表現出的友愛精神。[16]他說:“這一個大會最大的精神是‘和平’與‘友誼’,和平里包括秩序,友誼里包括道德。”他稱讚道,在奧運會中,“沒有國家的鴻溝,沒有種族的歧視”,世界五大洲,黃白黑種族在奧運會上受到了同樣的待遇,站在了平等的地位。每一位選手都遵守秩序,每場比賽都公平競爭、光明磊落。[17]

然而,儲安平的認知,與事實情況並不相符。奧運賽場上到處飄揚著帶有侵略象徵的納粹旗幟,象徵和平的奧運五環旗被明顯淡化。[18]各國代表隊入場時,三千多名選手走過主席台,接受希特勒的檢閱,加拿大、墨西哥、法國、奧地利、匈牙利、烏拉圭等國運動員都向希特勒行表示“效忠”的納粹舉手禮。猶太人田徑選手格勒泰爾·貝格曼成績優異,卻在賽前被突然剝奪參賽資格,由男扮女裝的“希特勒青年團”團員多拉·拉特廷頂替上場,以欺騙國際主流社會輿論。[19]奧運開幕的第二天,德國女子標槍、鉛球選手各獲得一塊金牌,希特勒親自向獲獎選手表示祝賀。當晚,兩位美國黑人跳高選手分獲金銀牌時,希特勒立即在頒獎前離開現場,以避免向“劣等種族”的黑人選手道賀。[20]儲安平並不知情或未能捕捉到這些細節,對柏林奧運的判斷,大體出於一種先入為主的想像,其中多有主觀臆測的因素。

(二)歌頌希特勒崇拜

儲安平讚歎於德國民眾對希特勒的信仰和崇拜。他評論遠道而來參觀奧運的德國民眾:

“這些人,有的也許難得來柏林,有的也許從來沒有到過柏林。他們都懷著最大的熱情,來到他們的京城。他們是來看世界運動會的,然而他們內心裡最大的衝動,還是要來拜謁他們元首所在的京都。他們對於他們的國家是何等關切,他們對於他們的元首是何等崇仰,他們一旦從鄉間來到京城,精神上是何等的亢奮!”[21]

奧運開幕式上,德國民眾對元首的崇拜更讓儲安平敬佩:“德國的人民,喊著那樣懇切、勇敢、崇仰的聲音來歡迎他們的元首。”奧運比賽中,“每逢希特勒到場時,四周歡呼震天,而侍立於大門外等候以期得一睹希氏丰采者尤眾,此輩雖立至一小時之上,亦不他去,德人擁護領袖如此熱烈,實令人欽佩。”[22]

德國民眾對希特勒的個人崇拜,是納粹長期實行新聞控制和奴化教育的結果。在德國,希特勒的肖像出現在郵票、教科書、明信片、廣告上,懸掛在辦公室、商店和起居室里。希特勒經常舉行盛大集會並直接向民眾發表講話,其聲音通過收音機回蕩在各個公共場所。長期反覆的宣傳,造成一種虛幻的氛圍,使民眾相信,“元首是這個民族強有力、與上帝同樣的保護人”。[23]德國民眾服從元首,亦以放棄現代公民的個人自由為代價,將國家所有的權力和責任全部交給希特勒這種“卡里斯瑪”式的人物身上。民眾無須思考,不必決斷,需要做的只是“服從”並“履行義務”。[24]儲安平讚賞這種極權主義下的領袖崇拜,認為這是德國民眾熱愛領袖的表現,其情感完全出於自發,原動力是某種對國家和民族的愛戴。

(三)讚揚“日耳曼精神”

在儲安平看來,德國民眾崇拜領袖,熱愛國家,處處體現出一種所謂“日耳曼精神”。[25]在他看來,此種精神是使德國從弱國轉為強盛的關鍵。他認為,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受《凡爾賽和約》制裁,德國民眾在艱難困苦中掙扎,“命運完全掌握在死神手裡”。然而,由於希特勒和納粹黨強大的動員能力,極大調動了每一位民眾的積極性,民族凝聚力一時達到頂點,國力亦隨之突飛猛進。德國由此衝破了《凡爾賽和約》束縛,並在短短二十年的時間裡,成為與英美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

儲安平讚歎於德國這種飛速的進步:

“我們看,我們看今日的德國又是如何一個局面!今日的德國還是一九一八年時候的德國嗎?再也不是,再也不是了。二十年,二十年!僅僅二十年!二十年,在歷史上是多麼短的一段時間,然而二十年間人事上的變遷是多麼驚人。今日的德國再也不是忍氣吞聲接受凡爾賽和約時的德國了,希特勒先生振臂一呼,世界各國不能不瞠目相視,而讓德國仍一繼而恢復了他世界頭等國家的地位了。”[26]

所謂德國恢復到頭等國的地位,無非是毀約擴軍,在軍事上與英美抗衡。然而,此種強盛並非意在維護世界和平,只能給世界帶來災難。當時已有中國學者指出,納粹運動是一種極端的國家主義運動,必將造成軍備競爭的白熱化和同盟外交的復活,對世界和平實為一種嚴重的威脅。[27]然而,儲安平對此毫無認識,反而將德國的毀約擴軍行為說成“民族解放”,並肯定德國民眾的復仇心態。至於“解放”後的德國究竟會走向哪裡,造成怎樣的結果,並不是其關心之事。或者說在他看來,德國“解放”後的一系列擴軍行為,實際都是在重新奪回一戰後被剝奪的“合法權利”。在他那裡,此種“解放”具有絕對的正當性。

(四)呼籲“中國解放”

德國在短短二十年內由弱轉強,儲安平自然聯想到中國的命運。近代中國積貧積弱,屢遭列強欺辱。中國雖然是一戰戰勝國,卻同樣受到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不公待遇,未能收回在山東的合法權益。在很多中國人看來,中德兩國同病相憐。中國欲擺脫此種命運,必須以德為師。中國也應該有一個強有力的獨裁領袖,喚醒民族意識,調動國民力量,推動國力前進,應付日益危機的列強侵略,從物質和精神上實現徹底更新。[28]正如駐德大使程天放在對奧運選手演講時說:

“吾人等知德國因歐戰之失敗,繳械賠款,喪權失地,至為慘痛,今不及二十年,已卓然復興。最近數年來,在國際地位尤提高不少,此實為德人不畏困難不懼挫折,在領袖領導之下團結一致埋頭苦幹之結果,絕非悻致。中國今日在存亡絕續之交,亦必有團結一致,擁護中央,服從領袖,埋頭苦幹之決心,始能渡過難關,恢復民族在歷史上光榮之地位。”[29]

儲安平的見解亦近乎此。他看到德國的強盛與“解放”,亦發出了“德國解放了,我們中國如何”的感嘆,以及“我們的振臂一呼在什麼時候呢”的疑問。[30]其後他遇見一位熱愛希特勒的德國人,聽其敘述“國土一分為二”,“忘不了一切在大戰前他們本有的殖民地”時,亦說“我們中國人也忘不了我們的東三省”,並“衝動得幾乎掉下淚來”。[31]

中國洗刷百年恥辱,以民族團結的姿態來面對一觸即發的對日戰爭,實為時代的必然要求。然而,將中國的復興與納粹德國崛起相提並論,只能是一種錯置的比對。德國雖然失去一戰前的殖民地,但殖民地本是奪取自其它國家,與中國的東三省絕不相同。中國的崛起應當是和平、文明的崛起,而非追求霸權的崛起,必須警惕國家理性的自我魔化和權勢擴張。[32]儲安平未能意識到,中德兩國的歷史問題、現實情況與未來的道路,表面上雖然類似,實際卻有根本性的不同。

(五)沉迷於極權美學的榮譽

納粹使用各種手段,以團體意識取代個體價值觀,將個體劃分到具體的納粹社團或附屬組織中。希特勒又設計了獨創的儀式,包括行軍方陣、萬人集會、慶祝活動等方式以擊潰個體性。有學者形容:“狂熱的集體陶醉剝奪了個體的理性和意志。在輝煌的場景中,或者在明亮的太陽下排列完美的衝鋒隊編隊中,納粹政權成功地複製了自己的最高理想,即一個掠奪者的國家對弱者不會顯示出任何憐憫的理想。這是從古老的亞述帝國之後,世界再沒有看到的邪惡之美。”[33]

柏林奧運亦是希特勒運用極權主義美學的集中表現之一。從場館建造、傳遞聖火到開幕式、閉幕式,無不經過精心安排,隱含著納粹表達其極權美學的意旨。比如,巨大體育場的建造,為強調人民共同體的感覺。首創聖火傳遞為虛構日耳曼民族與希臘血緣上的傳承。[34]奧運開幕式上,四千個女青年、七八百個男青年表演架營、舞旗、古戰,以宣揚軍國主義傳統。這些場景又通過御用導演的編排、剪切、製造,以盡善盡美的面貌傳遞給全世界。[35]種種宏大的儀式,視覺與感覺的衝擊,渺小的個體消弭於強大的整體之中,身處其中的個人會感覺到重新充滿活力、獲得解放甚至得到拯救。

正如儲安平認為:

“我們去體受開幕閉幕時這種偉大莊嚴的空氣,實在比我們平時去看任何一場比賽,為更有意義,更有價值。我們在比賽場中,充其量看到技術上的優美的表演,我們在這開幕閉幕禮節舉行時,才看到人類最高的情緒。我真覺得光榮,我能夠成為這幾十萬人中的一個,參加在那有幾十萬人的盛典之中。歡呼時就像夏夜的驟雨洪雷,寂靜時幾十萬人就像完全停止呼吸一樣。這情景是何等的肅穆。這時候我們的感情是何等的高尚。”[36]

所謂感覺到感情莊嚴、高尚、光榮,正是納粹所要達到的效果。意識到光榮與個人的渺小之後,在偉大領袖的引領下,便很自然地願意為某些“莊嚴”的集體主義事業獻出自己的生命。納粹正是使用此種手段,調動起民眾的“崇高”情緒,才使他們由普通人變為屠猶的劊子手。

三、認知偏差之原因

儲安平認識的偏差,在當時具有典型性。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德兩國保持著一種友好關係,此種關係使國人普遍對德國存在好感。一戰後,戰敗的德國魏瑪政府為打破外交孤立,率先與北洋政府簽訂《中德協約》,宣布放棄最惠國待遇、治外法權等一切特權,尊重中國的完全主權。這是中國外交史上第一個平等新約,從此中德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篇章。孫中山也一直對德國抱有好感,認為中德兩國利害相同,又毫無侵略顧忌,可以互相協助謀求共同利益。儘管其聯德方針未見實效,但其政策為後來的國民政府繼承。抗戰前的十年中,蔣介石聘請了大量德國人擔任各級政府的軍事顧問,指導中國的國防建設。德國財團、工業企業等均在華投資設廠,開啟中德工貿之合作。納粹黨上台後,出於積極擴軍備戰的需要,亟需中國出土的鎢、鉛、銻等製造武器的重金屬以及花生、棉花、麻、豬鬃等農產品。希特勒著眼於利用價值,從表面上繼續保持魏瑪時代與中國的某種友誼關係。在1930年代所謂“中德關係的蜜月時代”,雙方高層更加往來密切,希特勒和蔣介石甚至多次通信贈物,以表達“欽慕”之情。[37]

當時的中國朝野,亦普遍存在著某種對德國敬仰的心態,認為德國人具有執著、有條理、忠誠和思想深奧、求真務實等特點,日耳曼民族是一個具有持久耐性和充沛活力的民族。[38]蔣介石更是“希特勒的遠東崇拜者”,為凝聚老大腐朽的國民黨,仿照納粹黨成立了“力行社”,並將德國的法西斯主義與中國傳統道德結合起來,發起了旨在提升國家精神的“新生活運動”。一時間官方報刊大力鼓吹法西斯主義,呼籲蔣介石成為中國的希特勒,成為國民導師和紀律的訓練者、國民精神的宣傳員,以帶領中國走向強盛。[39]知識界亦認為,日耳曼民族所具有的認真、勤儉、遵紀、執著的民族精神,針對中國貧窮、散漫、落後的國情,實為醫治社會痼疾的良方。由此,蔣廷黻、錢端升、丁文江等自由派知識分子公然轉向支持“新式獨裁”,擁護“集權政府”。[40]儲安平作為知識界的一員,受此時代流行思想影響,並不意外,背後寄託著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希望擺脫貧窮落後,迅速實現國家強盛、民族振興的迫切心態。

其中尚有被蒙蔽的因素。德國奧運雖然是一場極權主義奧運,這已成為英美主流世界的共識。奧運開幕前納粹的排猶活動,國際主流社會曾出現過強烈的抵制行動。但對中國主流輿論界而言,尚無此種認識。據研究,193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對德國的納粹暴行認知並不深刻。1938年“水晶之夜”事件之前,除“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和中共主辦的機關報曾發文譴責之外,主流報刊一直對希特勒的反猶問題持中立、保守的態度,較少詰責與批判的立場。甚至有些報紙出於“尊重德國內政”的心態,援引德國官方的新聞,替納粹反猶張目。[41]信息不對等,國人無從知道柏林奧運的種種內幕。

感激的心態亦是原因之一。此次中國代表團來德,受到德國方面的禮遇。代表團抵達柏林車站時,德國政府、宣傳部、外交部均派出代表到站歡迎,數千名德國民眾在站等候。柏林市長專程設宴款待中國代表團,地方報紙亦給予正面讚揚的報道。[42]儲安平本人更是作為中國的四名代表之一,參加了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的宴會。[43]在國人看來,這實際是一種空前的禮遇。對參加這樣的盛會,中國視之為無上的榮譽,竭盡全力融入其中尚且不暇,根本不可能有所反思,或者說自認為還無資格進行反思。[44]儲安平這種的初出國門的知識分子,看到中華民國國旗出現在柏林上空,中國選手站在世界級的競技場上與各國運動員同台比賽,最直觀的感情只能是感嘆、讚美、歌頌。

當然,亦有儲安平個人的因素。目前所有對儲安平的研究,都以貼標籤的方式將其定位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45]然而,這些研究均未能注意到,儲安平自由主義思想的發展階段,實際僅局限於1940年代主辦《客觀》、《觀察》時期。尤其未能注意到其早年思想深處,呼籲領袖崇拜、崇尚威權的一面。比如,他在寫於1932年的《論做人》中說道:“我想做人不外分兩種,一種是做吃人家飯的人,一種是做給飯人家吃的人。有種人,他天生就有那麼一付給飯人家吃的氣魄;領袖是一種天才,雖然有一部分人在說,二十世紀是集團主義勃興的時代,而在事實上,英雄主義乃是一切時機政治上不可避免的現象。在任何組織里,我們都需要有中心領袖。但領袖既是一種天才,天才便不一定人人都有。”[46]

主持“中央日報副刊”時期,他曾大力推崇新生活運動[47],並主動刊發了《生物與領袖》、《能力分配與服從領袖》、《論領袖制度》、《論領袖》、《擁護領袖與尊師重道》等來稿,這些文章都強調服從領袖的重要性,認為大眾需要領袖來指導,甚至有神化領袖之嫌,將領袖制度與自由主義、議會制度相對照,呼籲領袖制度。[48]甚至到1945年,時值希特勒戰敗自殺,他為湖南《中國晨報》撰寫了第一篇社論,對希特勒的死表現出不勝惋惜之情,認為希特勒也是一屆人傑,有其過人之處。[49]從這種情況來看,對儲安平所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定位,實有重新討論的餘地。

四、結論

1936年的柏林奧運,是一場由希特勒和納粹黨主導的極權奧運。希特勒舉辦奧運,固然意在擺脫外交孤立,改善德國的國際形象,亦希望通過奧運激發民族主義情緒,提高民眾對納粹政權的認同度和支持,為日後進一步實行種族主義與對外擴張創造思想和輿論條件。柏林奧運充滿了納粹宣傳、種族歧視、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和非理性的領袖崇拜,被國際輿論界認為是一場極權主義奧運。然而,中國知識分子儲安平對此毫無意識,反而在奧運系列報道中,對危險的“日耳曼精神”、德國民眾的非理性領袖崇拜、希特勒強大的動員能力大加禮讚,並呼籲中國以德國為榜樣,實現民族崛起的偉大“解放”。儲安平對柏林奧運致命的誤讀、主觀的想像和錯位的同情,發生於1930年代中德關係友好的背景之下,亦反映了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希望擺脫貧窮落後,迅速實現國家強盛、民族振興的迫切心態。其中也有信息不對等或受蒙蔽的因素,以及對德國崇敬而感激的複雜心態。當然,更有儲安平個人思想上的原因,從中可以看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另一面相。以上種種皆屬時代局限,卻仍值得今人回首反思、重新審視。

【注釋】

[1]丁言模:《中國參加第十一屆柏林奧運會紀實》,載《德國研究》1996年第2期,第54—56頁;鄧紹根:《再探最早參與奧運報道的中國記者》,載《新聞記者》2009年第2期,第88—91頁;文芳:《〈申報〉的“奧運”史料研究——以1936年中國柏林奧運之行為中心》,載《中國出版》2010年第14期,第68—71頁。

[2]Xu Guoqi,Olympic Dreams:China and Sport(1895—2008),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p.48;史慧佳:《交流與展示:中國參加1936年柏林奧運會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

[3]關於1936年柏林奧運是一場極權主義奧運,已成為西方學界的定論,相關研究參見:DuffHart-Davis,Hitler's Games:The1936 Olympics,Hopkins:Olympic Marketing Crop,1986;Richard D. Mandell,The Nazi Olympics,Champaig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7;David C. Large,Nazi Games:The Olympics of1936,New York:Norton,2007;Christopher Hilton,Hitler's Olympics:The1936 Berlin Olympic Games,Charleston:The History Press,2006.國內目前僅見兩篇研究性論文,然而其主題不涉及中德關係。趙文亮:《納粹德國的反猶政策與1936年奧運會》,載《河南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第119—128頁;趙文亮:《猶太人與1936年柏林奧運會》,載《歷史教學問題》2008年第4期,第40—42頁。

[4]儲安平(1909—1966),江蘇宜興人,上海光華大學文學士,倫敦大學學院研究生。曾任《中央日報》總社主筆、中央政治學校研究員、國立師範學院教授、復旦大學教授。1946年在上海創辦《觀察》雜誌,成為戰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最重要的政論刊物。儲安平亦因之成為繼胡適之後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重要代表人物。

[5]Olympic Charter,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2013-09,pp.11—12.

[6]趙文亮:《納粹德國的反猶政策與1936年奧運會》,載《河南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第119—128頁。

[7]孟鍾捷:《德國簡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59頁。

[8]《希特勒任世運會總裁》,載《時事旬報》1934年第17期,第26頁。

[9][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上卷),董樂山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2年版,第279—283頁。

[10][美]克勞斯·費舍爾著:《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佘江濤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03頁。

[11]孫傳釗:《被遺忘的倫理責任》,載《二十一世紀》(香港)2009年第6期,第155—159頁。

[12]趙文亮:《猶太人與1936年柏林奧運會》,載《歷史教學問題》2008年第4期,第40—42頁。載《河南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第119—128頁。

[13]Adolf Hitler,Mein Kampf. München:Verlag Franz Eher Nach,1943,p.318,428.

[14]董守義:《奧林匹克與中國》,載《奧運會與中國》,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頁。

[15]《世運代表團昨晉京聆訓,蔣院長行授旗禮》,載《申報》1936年6月24日,第14版。

[16]儲安平:《在世運新村,力與愛交流著》,載《中央日報》1936年8月17日,第4版。

[17]儲安平:《世運大會開幕紀詳,舉世矚目的八月一日》,載《中央日報》1936年8月19日,第4版。

[18]奧運會場的圖像,參見中華體育協進會編:《柏林世運會》,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6年版。

[19]Ross Tucker,“The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ex Verification in Sport”,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2009 Vol21 NO.4,pp.147—150.

[20]Richard Overy,The Third Reich A Chronicle,London:Quercus Books,2010,pp.154—155.

[21]儲安平:《半盲的太太,說要看看元首》,載《中央日報》1936年8月19日,第4版。

[22]儲安平:《柏林的擁擠和日耳曼精神》,載《中央日報》1936年8月19日,第4版。

[23][德]托爾斯騰·克爾納:《納粹德國的興亡》,李工真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9—50頁。

[24]李工真:《德國現代史專題十三講:從魏瑪共和國到第三帝國》,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199頁。

[25]儲安平:《柏林的擁擠和日耳曼精神》,載《中央日報》1936年8月19日,第4版。

[26]儲安平:《德國解放了,我們中國如何?》,載《中央日報》1936年8月19日,第4版。

[27]曾錫田:《納粹德國政治的探討》,載《社會科學論叢》1935年第2卷第3期,第149—174頁。

[28]相關研究參見智效民編:《民主還是獨裁:70年前一場關於現代化的論爭》,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9]儲安平:《程大使講代表團使命之重大,應效法德國人精神團結一致》,載《中央日報》1936年8月12日,第2版。

[30]儲安平:《德國解放了,我們中國如何?》,載《中央日報》1936年8月19日,第4版。

[31]儲安平:《歐行雜記》,韓戍編,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頁。

[32]許紀霖:《中國如何走向文明的崛起》,載《知識分子論叢》第10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頁。

[33][美]克勞斯·費舍爾著:《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第361—362頁。

[34][美]克勞斯·費舍爾著:《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第192頁。

[35][美]斯蒂文·巴赫著:《極權製造:萊妮·瑞芬斯塔爾的一生》,程淑娟、王國棟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194—200頁。

[36]儲安平:《會旗下降火炬熄滅,十一屆世運閉幕》,載《中央日報》1936年9月2日,第4版。

[37]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中德關係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7、46、143、192—204頁。

[38][美]柯偉林:《德國與中華民國》,陳謙平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頁。

[39]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中德關係研究》,第18—32頁。

[40][美]柯偉林:《德國與中華民國》,第181—182頁。

[41]胡凱:《中國新聞界在“水晶之夜”前後對納粹反猶報道的變化及其背景分析》,載《德國研究》2013年第3期,第113—127頁。

[42]儲安平:《我代表團抵柏林時,輿論界備極讚揚》,載《中央日報》1936年8月11日,第6版。

[43]儲安平:《世運花絮錄》,載《中央日報》1936年8月18日,第4版。

[44]從資料看,僅有極個別的知識分子質疑中國參加柏林奧運的意義,並在文章中對納粹的種族主義觀與排猶行動表示不滿。參見方克文:《世運會給我的感想》,載《申報》1936年8月14日,第21版。

[45]參見汪榮祖:《儲安平與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載劉軍寧編:《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45—375頁;林建華:《儲安平自由主義思想評析》,載《史學集刊》2002年第2期,第79—84頁。

[46]儲安平:《論做人》,載《人言周刊》1935年第2卷第3期,第49頁。

[47]儲安平:《南昌新運已見實效》,載《中央日報副刊》1934年9月14日,第11版。

[48]張右龍:《生物與領袖》,載《中央日報副刊》1934年8月26日,第11版;張右龍:《能力分配與服從領袖》,載《中央日報副刊》1934年9月3日,第11版;王開璞:《論領袖制度》,載《中央日報副刊》1935年11月13日,第11版;張耆孫:《論領袖》,載《中央日報副刊》,第11版;楊昌溪:《擁護領袖與尊師重道》,載《中央日報副刊》1936年3月31日,第12版。

[49]馮英子:《回憶儲安平先生》,載謝泳編:《追尋儲安平》,廣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8頁。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德國研究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史海鉤沉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