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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德國人非常嚴肅刻板

近年來,西方城市研究日盛。作為個體的人在不同的城市中輾轉互動,不斷地塑造著城市特徵,而城市又影響著一代代人的性格。於是,城與人形成了一種奇妙的對話。在此契機下,上海文藝出版社策劃推出“讀城”系列叢書,通過探討城市中的人因地緣、歷史等不同原因而遇到不同的困境,為讀者展現一幅城市群像的畫卷,進而尋求人類最好生活的多種可能。據叢書責任編輯林雅琳介紹,出版社已購買到七部海外著作的版權,後續還會增添書目。

7月7日晚,“讀城”系列叢書的第一部作品《柏林:一座城市的肖像》新書發布會在建投書局上海旗艦店召開。活動邀請上海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本書譯者傅敬民,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方旭東和同濟大學中文系學者胡桑作為嘉賓。三位學者從柏林蒼穹下的不同面孔出發,對德國的歷史文化展開了精彩的討論。

作為譯者,傅敬民首先介紹了本系列叢書的內容以及定位。本套叢書多為外國圖書的譯作,內容和題材方面並沒有固定的格式。但是“它不是類似於Lonely Planet般的旅行書,不是旅居某城後的隨筆或隨感,更不是呈貢給市政府部門看的報告和數據統計”,而是建立在豐富的史料之上,同時能夠不囿於史料,又能從新穎的角度,通過有趣的方式描寫出來。

黛德麗和里芬斯塔爾是同一時期的德國知名女性,她們身上所體現出的冷艷代表了德國的某種氣質。由於二人都與希特勒有著非同尋常的關係,所以歷來對她們的評價多少帶有政治色彩。

《柏林:一座城市的肖像》寫道:“里芬斯塔爾發現希特勒私下裡在貝希特斯加登的城堡中觀賞黛德麗的電影”,甚至希特勒有收容黛德麗的想法,然而黛德麗最終選擇離去。她也曾講到:“士兵們不要去打仗,這場戰爭是一個狗屁,希特勒是一個白痴。”胡桑認為黛德麗用電影和歌聲呈現了一個真正有人性的人物,內心有自由的人物,展現了一個不服從龐大帝國,不服從權力的形象。然而,從里芬斯塔爾的電影里看到的,則是用崇高優美的方式來偽裝一個殘忍政權的形象。在胡桑看來,里芬斯塔爾代表了希特勒所建構的納粹精神,他說:“雖然里芬斯塔爾的電影讓人感到很崇高,但總有一種不舒服感,就是她會牽著你走,讓你不能保持獨立思考,這正是所謂的法西斯美學的真正問題所在。”

關於黛德麗和里芬斯塔爾的美,方旭東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認為黛德麗的美首先是一種身體上的美,這種美是一種中性的美,不僅對男性具有吸引力,對於女性同樣有吸引力,這也是希特勒、巴頓、海明威對其產生好感的重要原因,以至於海明威曾經給黛德麗寫過這樣一封情書:“你真是越來越漂亮了,你這一生究竟想做什麼樣的工作?想要每個人都為你心碎嗎?你總是讓我如此心碎,而我卻是那麼的心甘情願。”而里芬斯塔爾則擁有更高的智慧,她體現的是“德意志民族對崇高事物追求”。一般女性展現柔弱之美,而里芬斯塔爾則展現了徒手攀登阿爾卑斯山的壯美。方旭東並不否認里芬斯塔爾拍攝《意志的勝利》有宣傳法西斯之嫌,但她所拍攝的《奧林匹亞》卻將奧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強的精神完美地表現出來。方旭東說:“里芬斯塔爾拍奧林匹克,能夠將運動美,將人類對於極限的一種追求拍得如此動人心弦。她是一個藝術家,她用自己的天分創造了這種美,這種美是不可逾越的,為什麼一定要加上所謂的法西斯?”

羅里·麥克林曾說:“巴黎是一座浪漫之城,紐約意味著活力,倫敦則永遠代表了時尚”,而柏林卻總是變化無常。傅敬民認為中國人喜歡宏大敘事,而西方人喜歡進行一種心理上的探索。《柏林:一座城市的肖像》記錄過人們內心的焦躁,也多次講到里芬斯塔爾說謊時手在瑟瑟發抖,這其實表現了她心中的煎熬。因為焦躁,所以“闖紅燈”,造成了太多的災難。傅敬民說:“所以德國的社會需要規範與秩序,我們通常說的德國人非常刻板就是這種歷史的沉澱。”

胡桑認為作者在人物故事的背後其實保有一種嚴肅的思考,思考柏林五百年來到底經歷了什麼變化,他說:“布魯士人的國家不是來自於自由主義,而是來自於人權。夾縫中生長的柏林相較於南歐、羅馬、希臘、巴黎是後發的,其實沒有什麼真正的文化內涵,有某種暴發戶想充當一種文化使者的感覺。正因為後發,所以急於展現自己的力量,最後沒有形成真正西歐式的自由民主狀態,而是形成了一個強悍、倔強的民族。”

活動結束後,澎湃新聞記者對三位嘉賓進行了專訪,以下是專訪的內容:

澎湃新聞:《柏林:一座城市的肖像》講到了二十多個人物,這些人物都是真實的嗎?

傅敬民:這二十多個人物中,大多數都是真實存在的,只有兩個是虛構的。一個是康拉德,一個是埃爾西。康拉德是一位民謠詩人,在歷史上名不見經傳,這本書中的形象是作者把以前詩歌中出現的人物的特徵集中到這個人身上創作的,埃爾西則是將一些性工作者的特點賦予了她,她也是《迷失少女日記》的原型。我當時翻譯的時候以為康拉德是一個真實存在的、豐滿的人物,還去查找他的資料,結果找不到,甚至我還去找康德。

澎湃新聞:這些不真實人物能夠真實地反映柏林的歷史文化嗎?

傅敬民:其實你看這本書的英文名字,Berlin Imagine A City,想像一座城市。我當時翻譯的書名是《暢想柏林》,現在的書名是出版社綜合各方面因素之後重新擬定的,聽起來可能要比我原來的題目更有詩意,更吸引人一些。《華盛頓郵報》對這本書的評語是:“這是一本關於想像、沉思、崇敬、困惑,以及夾雜著作者對這座城市愛恨交加情感的作品。”

澎湃新聞:我們通常所知道的德國人往往是一種嚴謹,甚至是刻板的形象,這本書中所體現的德國人的形象有什麼不一樣嗎?

傅敬民:集體記憶承載著歷史的苦難,情感上傷痕纍纍,以至於柏林人像所有德國人一樣,構建出規則來進行防範。

胡桑:用刻板形容柏林人可以截至到二戰,但是二戰後柏林人或者德國人確實在思考這一問題。這本書的最後一章說到德國人缺乏同情心,後來又告訴我們,德國人並非缺乏同情心,而是因為心靈遭受過重創,一直擔負著一種記憶,從康拉德開始一直有,這種記憶讓德國人變得更有同情心。德國從一個冷酷節制遵守秩序的民族慢慢開始思考,只有這樣一條道路能給德國帶來一點希望。德國的記憶成為他們行走道路上的絆腳石,但如果德國沒有這樣一個絆腳石,德國將再一次走向法西斯帝國,所以必須安置一個絆住記憶的石頭。

澎湃新聞:本書的序言中說柏林是一直在變化的,那麼在變化的過程中究竟是城市塑造了人的性格,還是人塑造了城市的特徵?還是彼此改變?

方旭東:這本書給我們感覺是柏林一直處於變化之中,換個角度看,也許是他並沒有把握到柏林的精神。比如黛德麗和里芬斯塔爾,雖然看起來這兩個人完全不同,但實際上可以看到,她們作為日耳曼人共同的地方,無論黛德麗喜歡男裝,還是里芬斯塔爾不斷挑戰自己,學深海潛泳,拍海底世界,跑到非洲蠻荒的地方,包括她自己徒手爬山,都可以看到一個日耳曼女性身上的特色。我們需要思考,作為一個民族是不是一定建立變化之上。

傅敬民:作者在書裡面有一句話,我住在柏林,柏林住在我的心上。作為我來講,在上海生活了30年,但我覺得我不是一個上海人,而是一個外來人。將近30年前上海對我的看法完全不一樣,我當年來上海,走在街上隨便到商店摸摸衣服,服務員會問:你看什麼,買得起嗎?那時候我是窮學生,穿得比較寒酸。但是現在到那裡去,服務員會說:先生你好,你要買什麼?20多年來外來人口越來越多,上海人對外地人的看法也發生了改變。從柏林來講,一開篇康拉德在柏林生活,到腓特烈大帝,經歷一戰二戰到柏林牆,躁動不安,沒有安全感,柏林是一個孤島,不斷有城堡攻擊它。一直到1871年才成為一個帝國,原來都是分崩離析的。作者想表達的是,我們通過想像這些人物來理解這些人物,就能夠對現實的東西、未來的東西有一個體會。我們來想像這座城市,不但要想像這座城市的過去,同時要想像未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夏雨荷 來源:澎湃新聞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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