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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右派沈元四十年祭

在被虐殺整整四十年後,沈元——對絕大多數國人來說仍是個陌生的名字,網上關於他的信息也稀稀落落,有點兒冷清。即使在他的母校北大,大多數學子連林昭尚且不知道,更不要說沈元了。這個流血太多、至今還將許多流血者的名字視為禁忌的民族,經歷了太多的非正常死亡,太多的暴戾和虐殺,對流血、殺人彷佛早已麻木,沈元只是這個被殺者名單中的一個,在王友琴《文革受難者》名錄中,他能擁有一席之地,幾百字的介紹,似乎已屬萬幸,因為更多的人連姓名都已被湮沒了。

郭羅基回憶沈元當右派經過

我讀過沈元同學郭羅基的長文〈一個人才,生逢毀滅人才的時代!——北京大學反右運動回憶錄〉,對他的生平和遭難才有了一點了解。沈元以“叛國投敵”的反革命罪被奪去三十二歲的年輕生命是在一九七〇年“一打三反”運動中,種下禍根卻是在更年輕的一九五七年,甚至更早的一九五六年。那時他在北大歷史系求學,滿腦子的雄心壯志,要成為“未來的范文瀾、郭沫若、翦伯贊”,他也確實有“狂妄”的理由,在史學上有過人的天分,也坐得住冷板凳,他生前不僅深得黎澍、丁守和等學者的賞識,憑一篇〈急就篇研究〉就得到了郭沫若、范文瀾的好評。

一九五六年,他從英國《工人日報》讀到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個人崇拜及其後果》,暴虐無情、殺人如麻的斯大林原先在他心目中的光環瞬間滑落,震驚之餘,他摘譯了部分內容與同學分享。這是他們學的《聯共(布)黨史教程》看不到的,在同學議論中,他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多年後,郭羅基仍記得他當時的疑問,“封建王朝的史官還能秉筆直書,社會主義時代為什麼不能寫信史?斯大林憑什麼掌握生殺予奪的大權,而且幹了壞事可以長期隱瞞?”赫魯曉夫僅僅歸結為個人崇拜,他卻直言根本上還是制度問題。一九五六年所謂“雙百”方針出籠,正是難得的思想寬鬆的年頭,何況又是私下的議論,他自然沒有什麼顧慮。

一九五七年春天,毛澤東和中共各級黨委千呼萬喚鼓勵“鳴放”,要求黨外提意見,姿態動人,話語漂亮,儲安平等人就是這樣上當的。得風氣之先的北大學子,用不著等待邀請,自己就鳴放起來。歷史系宿舍外的鳴放標語以及牆報《准風月談》,批評某些黨員和黨支部壓制鳴放,就是沈元與四二三號宿舍的同學搞的。“五一九”以後,他雖然也同意林希翎、譚天榮的觀點,卻不同意他們“煽動情緒,搞得燕園之大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他在大飯廳前的辯論台上還與他們多次辯論,在老同學眼裡他是標準的左派。說到底,他只想做學問,鑽他的故紙堆。然而,在北大按百分比劃右派時,他還是在劫難逃。

在感嘆命運之神對沈元的不公時,熟悉他的人常常感嘆一個天才的夭折。賞識他的黎澍認為他遭難的因由來自人妒其才,這些說法也許沒有錯,我更在意的則是自一九五七年那場災難降臨以來,包括他身邊的同學、最接近的人們做出的反應。“在對沈元進行揭發批判時,四二三號房間原來受他影響的人,都紛紛起來揭發,同他劃清界限。”那些同學當初可都是認同他的觀點,而且是一起出牆報的。他的中學女同學、時在北大東語系的宋詒瑞直接找到郭羅基,要與沈元劃清界限,把沈元與她的通信都交給黨組織。如果不是郭冒險把這些信悄悄藏了起來,他們很可能因這些私人通信而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倖免的宋詒瑞多年後編了一本紀念沈元的文集《難以紀念的紀念——一個北大高材生之死》。

反右之前已被當作異己監視

遠在“鳴放”之前,沈元的黨員同學就指責他“不靠攏黨組織”。他的一舉一動早就被悄悄地盯著,當然每個人都被盯著。這就可以理解郭羅基想保他過關時,上級認定“他早就是右派”,不僅指出他的“《准風月談》就是向党進攻,座談會上的發言更是猖狂地向党進攻。”甚至追溯到他翻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和那些私下的議論,原來指控他“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伏筆在一九五七年之前就已埋下。

成為“右派”,而且是“極右”,這是沈元短暫一生的轉折點,一九五七年是他通向一九七〇年之路的起點,事實上,死亡之門一九五七年即為他打開了。數年之後,沈元以“摘帽右派”之身成為識才、愛才的黎澍助手,並在《歷史研究》發表多篇有分量的文章,一次次引起轟動,范文瀾說他文章比自己寫得好。研究機關和大學都在談論這位“右派明星”。歷史研究所的人“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揭發“沈元事件”的油印材料竟然寄到了毛澤東那裡,雖被秘書田家英暫時壓下,接著又有人到中宣部告發“黎澍重用右派”。中宣部調查之後下的結論,“沒有違反原則的地方”。老實說,有史學才華的沈元與那個時代並不構成衝突,他既沒有林昭那樣洞穿極權奧秘的思想,成為右派之後也沒有對現實提出批評和質疑,他只想在正統馬克思主義史學範圍內做學術研究,而不是挑戰當時的意識形態和現存權力。

然而,等到“文革”,就連黎澍也被揪出來,這片土地已無才華橫溢的沈元容身之處。一九六八年夏天,他化裝成黑人進入蘇聯駐華大使館,表示去蘇的意願,被拒絕收留,過幾天再去,即遭逮捕。隨身所帶的所謂“機密材料”不過是當時的紅衛兵小報(《文革受難者》說他是進入馬里駐華使館)。

舉報者與當局合謀殺害沈元

最終吞噬沈元生命的固然是那個黑暗的罪惡的制度,但不能排除那些來自人性、人心的致命傷害,正是這些傷害與制度一起將他一步步推向了刑場。或許有人會說,那些打小報告,舉報他的,在大難臨頭時為求自保落井下石的,妒忌他的才華而告發到中宣部乃至毛澤東那裡的人,都是制度的產物,是那個鼓勵告密的時代造成的。這樣說誠然沒有錯,問題在於許多時候,舉報、告密不是來自上級命令和職務行為,完全是自動的、自發的個人行為。即使為了自保,在運動到來時迫於壓力的劃清界限,也並不完全是不可免的。這當中仍有可憑良心選擇的餘地。

毫無疑問,來自原本抱有同樣觀點的同學尤其是親密關係的同學的揭發,對他內心造成的傷害是巨大的。所以,當他得知中學同學交出他們的通信時,脫口而出:“她怎麼能這樣干?”郭羅基勸他說:“你不要怪她,這種時候誰都會這樣干。”這也確是實話,那個時代這樣干恰恰是正常的,不這樣干卻是不正常的。(不過宋詒瑞回憶,交出這些信還有一個天真的用意,就是想證明沈元不過是個普通純真的學生,這應該也是可信的。)這是一個制度對人性的異化,不僅將恐懼內化到一個人的骨髓中,更嚴重的是往往還自認為在做一件正確的事,與這個制度、時代保持一致乃至參與作惡不是一種羞恥,反而是一種光榮。

沈元最終想逃離這樣變態的國度、變態的時代,並因此而喪命。可以說,是這個密不透風的極權制度殺害了他,更是他身邊的人合謀殺害了他。如果不能從人性深處得到反省,僅僅在制度上尋找沈元之死的根源,還是不夠的。在他被虐殺四十年後,在我們這塊土地上,喚醒良心、人性,重建社會,與改變制度的責任一樣緊迫,甚至更為艱難。記住沈元他們,記得許多被黑暗無情吞噬的人們,無論是天才洋溢的生命,還是普普通通的受難者,告慰他們的在天之靈,更是為了建立一種人人可以免於恐懼、免於被異化、免於被虐殺的安全正常的生活。這比簡單地追訴誰是凶手來得重要,也遠比感嘆天才的消亡來得沉重。

一九八一年,在沈元被殺十一年後,遲到的平反通知交到了沈元老母的手中,她嚎啕大哭:“我不要紙,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這一呼天搶地、撕心裂肺的慟哭,應該永留在歷史當中,時時喚醒我們這個民族的記憶。

二〇一〇年十月四日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開放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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