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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國涌:重讀王實味 深度的民族悲劇

——重讀王實味

王實味的悲劇,絕不是他個人的悲劇,乃是整個民族的悲劇,時代的悲劇。他的生死、命運,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由他上溯AB團的那些學生娃子,微山湖畔王文彬的冤魂(王文彬,「一二九」運動學生領袖之一、北平市學聯常委,抗日戰爭時期在山東微山湖抗日,在「湖西肅反運動」中被定為「反革命」槍斃),從他之後,胡風份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千千萬萬知識分子的命運,冥冥之中都已註定。

權勢的影響往往是一時、一地的,而思想、人格的影響卻是跨越時空的。有時候一個悲劇人物給時代留下的影響遠遠要超過那些有權決定他生死的人。王實味被殺害已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王實味最後平反也有10幾年了,然而,我們有關王實味的話題還剛剛開始切入正題。

王實味是40年代延安最大膽、最有爭議的知識分子,一個年輕的翻譯家、作家。連黨的最高領袖毛澤東都曾深夜提著馬燈去看《矢與的》壁報(上面最轟動的就是王實味寫的短文),1945年“七大”時甚至說:“四二年,王實味在延安挂帥,他出牆報,引得南門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總司令’,我們打了敗仗。”1962年,王實味死了十幾年了,已經成為全國領袖的毛澤東又一次在最高層會議上提起他。

王實味祇活了41歲,1947年慘遭殺害時頭上戴了三頂大帽子,“反革命托派姦細份子”、“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反黨五人集團頭頭”。這些帽子那一頂都足以把他打入萬劫不復的地獄。在他死後三十五年開始,三頂帽子由三個不同的部門以不同的形式陸續摘掉了,1982年中共中央組織部的決定否定了“反黨五人集團”的存在,1986年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的《毛澤東著作選讀》的“注釋486”說關於王實味“是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一事,據查,不能成立”。1991年公安部對“托派問題”的結論予以糾正,宣布為王實味平反昭雪。前後經歷了近十年。

人性論

王實味到底是何許人?他在1942年的延安——當時中國的“革命聖地”說了些什麼?

王實味是河南潢川人,原名叔翰,1930年以後用“實味”的名字投稿,還用過詩薇、石巍等筆名。1925年他考上北大,和胡風是同班同學。1926年他20歲那年加入共產黨,那時北京還在軍閥統治下的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李大釗就是1927年被殺害的。他在北大祇讀了兩年就因為經濟原因而輟學。

在1937年奔赴延安前,他已經是個作家、翻譯家。在延安的頭四年,他翻譯了一、二百萬字的馬、恩、列經典著作,算得上是個有成就的馬克思主義翻譯家,正兒八經的黨內知識分子。

導致他被殺的不過是他1942年寫的幾篇短文,也就因為這幾篇小小的雜文,他的名字留在20世紀的歷史上甩也甩不掉,他的案子、他的死都曾引起各方面的關注。

其實他一直是個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並沒有向這一意識形態提出挑戰。他不過是追求普通的人性,在他的短文里表達了自己樸素的人性觀點,這些恐怕和他在北大所受的教育,和他在西方文學方面的深厚造詣有關。他雖然信仰馬克思主義,但並沒有放棄最基本的對人性的內在追求。這是他1942年闖禍、1943年被捕、1947年被殺的根本原因。

和他十分熟悉的文藝理論家雪葦揭發他——特別執著於“人性”,深信“不論一般政治也好,或特殊的革命政治也好,人性都起著很大作用”。他認為“馬克思主義者太強調客觀、太看重物質,以為改變了客觀的物質條件,人性就能夠變好”,他以為未必。他指出,“改變人性這項工作是獨立的,如果說它不比改變社會的物質環境更重要,至少是同樣重要。”他舉例說,革命之後,“得勝的新朝權貴們露出來的‘人性’,竟比老北洋軍閥的更丑更惡,這使他悲憤;更使他痛心疾首的,則因他眼見不少的‘老朋友們’,一見氣候轉變,立即改轅易轍,甚至認賊做父,賣友求榮。”

雪葦那時在窯洞里寫中國新文學史,張聞天說可以和王實味交換意見。他們肯定討論過有關文學、人性等問題,他的揭發因而是可信的,和王實味自己的文章中所表達的觀點也一致。

王文元回憶他們當年在上海每次見面談論的主題也並不是革命,不是主義,“我們每見必談、每談必爭的一個問題是他後來因之出名的‘人性論’”。

即使在王實味遭到批判後,他還經常和人說“斯大林人性不可愛”,蘇聯清黨時“斯大林不知造成了多少罪惡”?“斯大林的性情太粗暴了”。

周揚當年在《解放日報》發表的長文《王實味的文藝觀與我們的文藝觀》,就是批判王實味“主張藝術是為抽象的人類服務,是表現抽象的人性的”。可見王實味對人性的理解是一貫的(當然,四十多年後周揚也發表文章說“人的根本就是人自身”,最後肯定他自己批判了一輩子的人道主義和人性論,這些王實味都不知道了)。

關於王實味的托派問題,起因是他有兩個托派朋友。他在北大時的同鄉、他的入黨介紹人、他所敬愛的老大哥陳清晨(其昌),他的同學王文元(凡西)後來都成了著名的托派。30年代初他們在上海曾有過交往,替他們翻譯過《列寧遺囑》、《托洛茨基自傳》中的兩章,還在托派刊物上發表過小說,同意他們的一些觀點。但他並不贊同他們另起爐灶,也從未參加過托派。

直到1942年王實味已大禍臨頭還對他們念念不忘,在殺氣騰騰的批判會上,“仍覺得他們底‘人性’是好的”。尤其是對陳清晨,“即使面對著聲色俱厲的批判與前景險惡的審訊,他也不肯否認那溫暖地保存在他心中的老大哥‘好的人性’”。王實味的“愚蠢”之處就在於這裡,——既然不是我們自己人,怎麼可能“‘人性’是好的”呢?衡量人性的標準是什麼?人性那時侯在黨性、立場、覺悟這些大義凜然的概念面前,是多麼微不足道啊!對這一些,書生氣十足的王實味至死恐怕也不會明白。

他祇知道,不能因為政治觀點的分歧就否定他的老大哥、老同學的人性。1930年,他的妻子小產,家中一無所有,是陳清晨默默地把自己家裡能當的東西全部當了,硬塞給他三十元錢(這一些王實味並不知道,他也不知道陳清晨最後慘死於日本憲兵之手);王實味要翻譯哈代的《還鄉記》,窮得買不起原著,就是王文元替他買的。這種人性的溫暖一輩子都留在他的心中,甚至可以為此而死。在面臨厄運的人生關頭,他依然堅持自己對人性的理解,以及做人的基本良知,這一切在我們這個民族、我們這個時代是多麼難能可貴。

《野百合花》

1942年6月11日,丁玲為了批判、否定王實味,徹底劃清與王實味的關係,在延安中央研究院與王實味思想作鬥爭的座談會上發言說:“作家是須要有作品的,王實味除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藝術家》而外,還寫過什麼詩,小說么?”其實,早在1926年,王實味在學生時代就已在《晨報》副刊、《現代評論》、《創造月刊》、《新月》等赫赫有名的報刊上發表過多篇中、短篇小說,受到了詩人徐志摩、評論家陳西瀅等的重視,《現代評論》還破例給了他三十元稿費,這件事曾被傳為文壇佳話,甚至載入了文學史中,那時他不過二十齣頭。1930年,他的中篇小說《休息》被編入“新文藝叢書”,由中華書局出版,這套叢書中包括了沈從文、胡也頻、徐志摩的作品。他還翻譯過不少西方文學作品(如都德、哈代、高爾斯華綏等人的作品)。早在1933年9月出版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王哲甫著)就提到了他的文學創作。

當然,王實味最出名的是他1942年3月分兩次發表在延安的《解放日報》上的一組雜文《野百合花》,他在“前記”中對這個題目作了解釋,並深情地回憶起他在北大時那個“聖潔的影子”——李芬,一個在北大入黨的女共產黨員,1928年春天她在故鄉湖南被自己的親舅父縛送給當地駐軍,穿著三套密密縫在一起的襯衣褲從容赴死。王實味一生都忘不了這個“聖潔的女殉道者”,並從她的影子里汲取生活、戰鬥的力量,促使他寫下這些文字的也是這一力量,他由李芬想起了一切倒在血泊中的同志,所以他才批評延安“歌轉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一片昇平氣象。

這篇文章共四個小標題,分別為“我們生活里缺少什麼?”、“碰《碰壁》”、“‘必然性’‘天塌不下來’與‘小事情’”、“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

他批評“革命聖地”缺乏人際之間的溫暖,多少熱血青年奔赴延安就是為了尋求“美麗與溫暖”,所以對“醜惡與冷淡”忍不住要“發牢騷”。他說:“要想在今天,把我們陣營里一切黑暗消滅凈盡,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減至最小限度,卻不但可能,而且必要。”他反對以“必然性”、“天塌不下來”、“小事情”為借口推卸每個人(尤其是“大人物”)的責任,認為那是“間接助長黑暗,甚至直接製造黑暗!”他直言不諱地反對等級制度——“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它必要與合理——尤其是在衣服問題上(筆者自己是有所謂‘捕耗服小廚房’階層,葡萄並不酸)”,當時他是特別研究員,穿著和領袖一樣,津貼比邊區主席林伯渠還多,和王若飛一樣吃中灶,在延安文化人里算是有地位的。但他無法容忍那些不如人意的現象,並提出語無遮攔的批評,他的立足點不是政治的,而是人性的,他倡導的是愛和溫暖,他之所以參加革命說穿了也就是追求人性,他說青年們來延安是為了“美麗與溫暖”,無疑是他自己內心的真實寫照。

《政治家。藝術家》

在《野百合花》後半部分發表的同時,他的另一篇文章《政治家。藝術家》也在《穀雨》上發表。他強調政治家與藝術家不同,實際上尖銳地指出了藝術家可以獨立於政治家,藝術獨立於政治之外,有它自身的規律這樣一些要命的問題。

他指出政治家改造社會制度,藝術家改造人的靈魂。“人靈魂中的骯髒黑暗,乃是社會制度底不合理所產生;在社會制度沒有根本改造以前,人底靈魂根本改造是不可能的。社會制度底改造過程,也就是人底靈魂底改造過程,……政治家底工作與藝術家底工作是相輔相依的”;政治家“善於進行實際鬥爭去消除骯髒和黑暗,實現光明與純潔”,藝術家“善於揭破骯髒和黑暗,指示純潔和光明”:“政治家對事更看重”,“藝術家對人更求全”,因為“政治家了解在革命過程中,自己陣營里也是人無完璧,事難盡美;他從大處著眼,要把握的是:歷史車輪前進著,光明佔優勢。藝術家由於更熱情更敏感,總是渴望著人更可愛,事更可喜;他從小處落墨,務求儘可能消除黑暗,藉使歷史車輪以最大的速度前進”;政治家的優越性是“怎樣團結、組織、推動和領導革命力量,怎樣進行實際的鬥爭”,藝術家“自由地走入人底靈魂深處,改造它”;政治家和藝術家各有各的弱點,政治家熟悉人情世故,精通手段方法,善於縱橫捭闔,貓的利爪可以捕老鼠也可以用來攫雞雛,這是要防止的;藝術家驕傲、偏狹、孤僻,甚至互相輕藐、互相傾軋。

“舊中國是一個包膿裹血的,充滿著骯髒與黑暗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裡生長的中國人,必然要沾染上它們,連我們自己——創造新中國的革命戰士,也不能例外。這是殘酷的真理,祇有勇敢地正視它,才能了解在改造社會制度的過程中,必須同時更嚴肅更深入地做改造靈魂的工作,以加速前者底成功,並作它成功底保證。”因此,他向藝術家發出呼籲:“更好地肩負起改造靈魂的偉大任務罷,首先針對著我們自己和我們底陣營進行工作;特別在中國,人底靈魂改造對社會制度改造有更大的反作用;它不僅決定革命成功底遲速,也關係革命事業底成敗。”

讀他的文章,我不禁想起了魯迅“文藝和政治的歧途”。王實味的血管里流淌著和魯迅一樣鮮紅的血液,他是性情中人,他不會、也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他把心裡話說了出來,作家、藝術家不應依附於政治而要發揮獨立的作用。

“軟骨頭”與“硬骨頭”

在上述這些文章發表時,延安最高學府中央研究院的整風壁報《矢與的》也創刊了,王實味一個人就在創刊號上發表兩篇短文《我對羅邁同志在整風檢工動員大會上發言的批評》、《零感兩則》,真名實姓,指名道姓,矛頭直接指向他的頂頭上司。

《零感兩則》的第一則《辨正邪》,居然“危言聳聽”地說:“黨內的正氣必須發揮起來,邪氣必須消滅,否則亡國亡黨亡頭的危險,仍不能免。我們的眼光不應祇看到本院,更應該注意到全延安以至全黨,因為有些邪氣傢伙正在那裡打著反邪氣的旗幟,企圖打擊中傷比他們正氣得多的人,……我們決不能讓邪氣更大的人得勢”。

第二則《硬骨頭與軟骨頭》指出:“你是不是對‘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話不敢說?反之,你是不是對‘小人物’很善於深文羅織?要了解,軟骨病本身就是一種邪氣,我們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

有人在壁報上反駁王實味,他則發表《答李宇超。梅洛兩同志》予以回擊。再次重申“王實味充分自信,他的骨頭從未軟過,而且不比任何人軟!”

“《矢與的》的壁報出來以後,看的人川流不息。有幾期壁報貼在布上,掛在延安的南門外,看壁報的人像趕廟會一樣多。”(這是羅邁即李維漢的話)一時轟動延安,36歲的書生王實味成為“革命聖地”的明星。領袖都要深夜提著馬燈去看壁報,甚至說“王實味在延安挂帥”。

悲劇的意義

王實味的悲劇,絕不是他個人的悲劇,乃是整個民族的悲劇,時代的悲劇。他的生死、命運,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由他上溯AB團的那些學生娃子,微山湖畔王文彬的冤魂(王文彬,“一二九”運動學生領袖之一、北平市學聯常委,抗日戰爭時期在山東微山湖抗日,在“湖西肅反運動”中被定為“反革命”槍斃),從他之後,胡風份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千千萬萬知識分子的命運,冥冥之中都已註定。那些當年落井下石、打“落水狗”的人們最終都未能逃脫和王實味類似的命運,作家丁玲、詩人艾青等等都在革命聖地寫下了令後人難堪的人生敗筆,在王實味被殺10年後他們幾乎無一倖免地成了右派。他們曾極力想劃清和王實味的界線,不惜用世上最骯髒、最惡毒的言辭來詛咒、批判王實味,然而這個王實味陰魂不散,10年後仍把他們的命運牢牢地綁在了一起,歷史彷彿繞了個圈子,1958年的“再批判”把他們當年的文章重新放在一起發表、一起批判,還是逃脫不了“毒草”、“反黨反人民”的罪名。甚至周揚這樣的革命文學“班頭”也沒有逃過十年“文革”的厄運。他們的經歷比起王實味實在好不了多少,祇是活了下來而已。中國的知識分子常常不懂得生命的意義有時候不在於是否活著,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

當年王實味在延安為千夫所指時,人們也許壓根就沒有想到自己。我們這個民族的最可悲之處就是看見別人的人權遭到踐踏,甚至殺害,祇要與己無關,總是選擇明哲保身,結果是誰也保護不了自己。

往往祇有當災難降臨到自己頭上時,人們才發現自己成了所有人無情射殺的目標,昔日的同志、朋友,甚至親人都紛紛站到對面去了。沒有左拉的《我控訴》這樣慷慨激昂的聲音,沒有“這不公正”的低吼,也鮮有追隨丈夫走向風雪瀰漫的西伯利亞的女性。因而,那些在“文革”浩劫中,和丈夫一起選擇了自殺的女性將永遠值得我們尊敬。我始終相信為了做人的最基本的尊嚴,選擇絕路未嘗不是對自身生命價值的肯定。

王實味,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史上不是一個孤零零的特例,他是一個見證,他的死也不是康生批准的還是李克農批准的這麼簡單。在他的身後,共和國的天空下,遇羅克、張志新、林昭、李九蓮、王申酉……仍然沒有逃脫和王實味相同的結局,因為思想而被處決。這個世界上祇要有一個人的生命可以被隨意剝奪,祇要有一個人的自由與權利沒有保障,那麼對所有的人而言,他們的生命、權利和自由同樣將受到威脅。王實味祇是一個投奔革命的普通知識分子,但他死後20年共和國的元勛功臣(如賀龍、彭德懷)也慘死在自己參與締造的這個共和國,甚至共和國的主席、執政黨的第二號人物,以國家元首之尊也未能免於一死。這些人在王實味問題上立場可怕是一致的(比如賀龍),他們支持或默認了王實味的死,也就等於為自己掘好了墓。一個王實味的死,人命如草,當時除了領袖幾次發脾氣“賠我一個王實味”之外,我們沒有聽到任何聲音。歷史留下來的祇有蕭軍一個人在一邊倒的批判聲中那聲怒吼——“讓他說話”。蕭軍與王實味素不相識、從無來往,在那恥辱的一頁中,他的出現像是一個異類,這個獨一無二的聲音60多年後依然令我們感動。如果沒有這唯一的一聲怒吼,如果沒有溫濟澤等人為王實味冤案的平反所付出的努力,我們這個民族的知識分子將會更加無地自容,殺死一個王實味,意味著所有人的命同樣都是可以被草菅的,祇要你不低頭,祇要你還保持獨立思考,那怕你怎麼忠誠於這個主義也不行。

《野百合花》發表後,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曾兩次和王實味談話,還兩次給他寫信,指出《野百合花》的錯誤。對這一明顯來自最高層的批評意見,他竟置之不理,悲劇的發生因此也就在所難免了。其實,王實味當時祇要低頭認罪,學學丁玲、艾青他們,把自己作踐、糟蹋一番,也許就能逃過這一劫難了。王實味就是王實味,他不僅不認錯,還提出退黨,這樣他被開除黨籍、逮捕,最後被秘密處死的結局也就註定了。這就是他和其他延安知識分子的區別。

1946年春,社會部部長康生、副部長李克農批准處死王實味。沒有起訴、沒有審判、沒有上訴和裁定,也不需要這一切,在嚴酷的戰爭環境下,王實味這個被他所熱愛的革命黨所拋棄的人面臨的祇能是“秘密處死”的下場。其實,就算在和平年代,有了逮捕、起訴、審判、裁定等法律程序又能怎麼樣呢?“黨的優秀兒女”張志新烈士不是死之前連可以喊“共產黨萬歲”的喉管也被扼斷了嗎?偉大領袖高瞻遠矚,總是希望留下一些反面教材(比如胡風、梁漱溟)。但人頭落地,人死不能復生,他再發脾氣,要賠他一個王實味也來不及了。1948年9月1日,他在李克農就王實味問題所作的檢討報告的批示中寫道:“有所聲明即夠,不必議處。”

王實味的觀點說穿了也沒有什麼高深之處,他無非說出了別人沒有勇氣說出來的一些心裡話而已。他20歲就入黨,譯著等身,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但他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是有人性色彩的,所以他才批評斯大林缺乏人性,才敢直言延安的陰暗面,他不是那種祇會唱讚歌的喜鵲。他在嚴酷的戰爭環境還能夠堅持獨立思考,真正體現了北大精神的精髓。因此他就要為自己的思想和骨頭付出全部生命的代價。王實味死了,他留下的有關人性的討論並沒有結束,也永遠不可能結束。

這位北大出身的知識分子,在他以生命的滿腔熱情主動投奔的“革命聖地”呼籲民主、平等,要求政治中的人性,希望正在進行中的革命事業更加完美,這是多麼正常的一件事。他從來都不是什麼大人物,但因為他對人性的真摯追求,他的身上永遠都閃爍著人性不滅的光芒。

選自《傅國涌文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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