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還未最後執行，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位於北京市豐臺區的兩個居住樓盤「龍湖玉璞家園」與「西宸原著」之間那道鐵柵欄的拆除已成定局。
西宸原著的業主們還在努力希望保住這道鐵柵欄。「這事不好辦。」豐臺區住建委的一個工作人員對筆者私下透露說，「能買得起幾千萬房產的人也都多少有點能量，他們通過各種渠道找過來的壓力也不小。」然而，這一次「高尚住宅區」的居民們未能如願。市住建委在7月27日的一封公開信，事實上已經公開了這件事的最終走向。
「在統一物業管理區里，商品房配建的保障小區不能通過圍欄和綠植進行分割；如果分割管理，需按照規劃指標分區域建設公共領域和公共建設。確有違規行為的，將嚴格依法依規查處。」
這封公開發在官微上的聲明，昭示了玉璞家園業主們的階段性勝利。而這場歷時數十天的博弈，或許只是北京市以後越來越多的類似事件中處在肇始地位的一起。
玉璞家園和西宸原著業主之間的矛盾，可以簡單地用一句話來總結：當單價2.2萬元的自住型商品房和單價12萬元的別墅被政策性地劃分為同一個小區，那麼，在不同的樓盤之間是否應該設立藩籬？為每平方米交納3.3元物業費的玉璞家園，和每平方米物業費接近10元的西宸原著是否應該享受同等的小區權益？
開發商在自住房與商品房之間建了道鐵柵欄，這道柵欄並不在最初的合同及規劃圖紙中。自住房業主認為，自住房區域除了走路和健身器材，沒有其他別的地方，跟之前合同圖紙上均不一樣。連小區大門都走不了，只能走小門。而279戶西宸原著的業主認為，自己用不同價格購買的商品房，不應該與自住房共用同樣的小區環境。
而最值得尋味的是，最終商品房業主的敗北並不是因為人數上寡不敵眾，而是有站在明處的政策規定和站在暗處的政策制定思路在為自住房業主撐腰。
首先要提到的是導致豪宅和自住型商品房被捆綁在一起的政策規定。由於房價的扶搖直上，在不太影響GDP的前提下，地方政府也需要按照中央意圖抑制一下房價，於是，「限地價、競房價」、「限地價、競配建」、「限地價、競自持」等方案相繼出台。雖然看起來五花八門，但核心主旨只有一個：當競拍的土地已經達到了所規定的最高價格，開發商們就轉而競爭其他項目——或者是叫出房屋單價最低者勝，或者是叫出配建保障性住房面積多者勝，再或者叫出房屋不出售只出租的面積最多者勝……從政策制定者的角度上說，通過這種將成本壓力轉嫁給開發商的方式，既能夠在土地拍賣時通過限制地價總額來控制房屋價格，又能夠將抑制房價對政府造成的經濟損失壓縮到最小。
此次玉璞家園所在地塊的拍賣於2015年初，首開龍湖聯合體以樓面價超過3萬元/平方米的價格競拍成功。根據拍賣結果，首開龍湖除普通商品房外需配建2.15萬平方米的自住房，而自住房定價為每平方米2.2萬元，這個低於樓面價的價格，證明這些配建房從一開始就註定是賠錢的買賣。
市場總是更加清醒和現實的。開發商龍湖地產將商品房規劃為總價不低於2000萬元的別墅，並精心建出了中式江南風的園林美景；同時將旁邊的自住型商品房建成了高聳如雲的板樓，並為了增加戶數，使得幾乎每一戶都會出現住戶最討厭的刀把式戶型。
不過，即使開發商費盡心思地將兩個樓盤用「西宸原著」和「玉璞家園」的名稱在文案層面明顯區分，卻無法迴避根本事實：這兩個看起來外觀迥異、價格相差六倍的樓盤，歸屬於同一塊土地，在法律層面、在政府眼中，屬於同一個小區。
也許那些動用巨額資金購買西宸原著的業主在購房時忽略了這個事實；但有充分證據顯示，玉璞家園兩限房的業主早在幾年前就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
2014年12月1日，一個網名EXO的網友在玉璞家園論壇上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有人在群里說玉璞家園兩限房和商品房之間是有鐵柵欄的、是不通的，確實有這種可能性，本人曾親自問過售樓小姐，她說目前來看是有鐵柵欄隔開的，是不通的。本人來看現在不通的可能性大，但是建成以後人為通的可能性也大（不管是物業通的還是業主通的，哈哈）…」
這段話陸續收穫了幾十個贊。而當幾年後辦理入住時，業主們把上述議論正式付諸實踐。玉璞家園業主在收房後迅速組成了維權組織，以貼公開信、拉橫幅、找相關主管部門、找開發商等多種方式，集中攻訐西宸原著與玉璞家園之間的那道鐵欄杆不合理，將這件事情迅速炒成了社會熱點事件。
從法理入手者有之：規劃上屬於同一個小區的樓盤不應該區內建牆。
從安全上入手者有之：西宸原著和玉璞家園在消防、安保上是一體的，如果打上隔斷，萬一出現事故能否保證業主安全？
更不乏從階級政治和道德角度疾呼的：不該以房價的高度劃分階級，在人格面前大家是平等的。
無論最終採信的是哪個角度的抗議，北京市住建委在今年六月約談了包括龍湖地產在內的五個項目，約談內容正是它們將自住房和商品房人為區隔開來的行為。
然而，時至今日，沒有一家開發商選擇拆除隔離牆。可以想見，在受到政府約談的同時，它們也要從商業角度考慮自己的品牌和作為真正金主的商品房業主。
不過，和站在明處的政策壓力相比，更註定了商品房業主將一敗塗地的是，背後的政策意圖。
眾所周知，政府的很多政策出台後都被證明並非最優，其中不少都被政府叫停甚至反轉，最典型的就是十年醫改最終被貼上「完全失敗」的標籤。然而，從政策出台意圖上倒推所得出的結論是，這項造成了不同收入階層的人共處同一小區的政策仍將繼續實施，而且沒有被質疑的可能。
2015年，有主管領導在走訪了一個類似於西宸原著這樣的混住小區後，表示這種方法不錯。他認為，世界上絕大多數大城市都有貧民窟，而北京已經逐步有了這樣的雛形，但是「絕不能讓首都出現貧民窟」。而「讓貧富不分區，或許是避免出現貧民窟的一個好方法」。同期，另一位領導人則在視察北京的一個公開場合表示：北京的老百姓最豁達開朗。「大院孩子和旁邊的胡同串子能夠共處得很好，相互不嫉妒、不攀比」。
兩位主管領導的判斷，無疑為貧富混住提供了現實上的可行性前提。
更不能宣之於口的一個理由是，當國家層面無法用稅收、慈善等方式成規模成體系地實現貧富救助之時，通過一個個貧富混住的小區中的資源共享，由商品房業主讓渡一部分權益給自住型業主，政府無聲無息地就可以將一部分收入分配壓力化整為零。
於是，這樣一個場景就順理成章地發生了：當不少人用大半生的積蓄買來一套心儀的住房，並在此後70年內承擔不菲的物業費用時，旁邊鄰居的「拆牆」呼聲會清醒地告訴他們，經濟上的富足並不能為換來他們期待的物質和精神保障，或者說「差別化的品質服務」。
所以，從初級層面上說，這件事情上可以得出的結論是：當一項政策出台之時就以「力求公平」為主旨，那麼處於物質水平優勢上的人需要格外警惕自己成為被剃掉羊毛的那隻肥羊，或者說從一開始就要做好被剃羊毛的準備。而從更高的層面總結的話，這件由於貧富混住所造成的糾紛證明了這樣一個現實：當資本和權力相遇發生碰撞時，最終敗北的一定是前者，即使也許後者最初的設計就並不那麼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