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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繼繩:高崗秘書回憶不一樣的高崗事件

對於高崗事件,官方作結論時,稱之為“陰謀活動”和為加強個人權力而進行的“無原則”活動。新華社退休高級記者、《炎黃春秋》雜誌副社長楊繼繩,曾兩次訪談高崗秘書趙家梁,解密與中共官方結論不一樣的高崗事件。

高崗墓碑在文革中被紅衛兵砸掉半截

第一次訪談:2001年9月26日,在趙家梁的北京寓所。

我是1952年5-6月間調任高崗秘書的。馬洪、安志文兩人熟悉我,梅行也熟悉我。那時馬洪是東北局的副秘書長。我是從東北局宣傳處副處長調任高崗秘書的。調動工作是由馬洪、梅行執行的。安志文是東北局工業局的,曾經是高崗秘書。我到高崗處以後,正趕上開舞會,我不會跳舞就和一個人在一旁下棋。正下著,一個高個子靠近了我們,他身穿白襯衫,戴眼鏡,在一旁支招,讓我的對方這麼走,那麼走。不一會說,你不行,我來,就跟我下了起來。下了一半,又被別人請去跳舞去了。他走後才知道這就是高主席。他愛下棋,輸了還不認輸。他這個人不拘小節,開會時當眾捲起褲腿,揪下腿上的毛,用手擰了擰,用火柴點著,滿屋都是臭味。

高崗進京,是我和安志文陪同。那是1952年10月初。來京後又回瀋陽安排工作,是1952年11月正式來北京工作的。

高崗在北京的情況我是清楚的。1954年2月“高崗事件”發生後,我是管教組組長。不過,在這之前我不知道他有問題。他的問題是我作管教組長以後才知道的。對高崗的管教工作由周恩來負責,我同周直接聯繫。有什麼事周直接跟我講,有的讓我向高崗轉達。在管教期間,高崗寫了《我的反省》(長達兩三萬字),是他自己寫自己抄的,我也幫了忙。在管教早期,我和安志文住高崗家,幫助高崗穩定情緒。開始馬洪也在高崗家呆過,也是幫高崗穩定情緒。後來馬洪成了高崗的“五虎上將”之一,就不來了。

1954年3月,東北局召開會議,揭發高崗問題。會議由羅瑞卿負責,安志文作為知情人去參加會議,就不住在高崗家了。

現在還活著的人知道“高崗事件”的人只有我、馬洪、安志文、郭峰。

最近幾年,就高崗問題我給中央寫過信。但沒有任何迴音,中央對我的信是什麼看法我不清楚。我不只一次寫信,最後一封信是1999年冬天寫的,都沒有答覆。

《黨的文獻》雜誌在2000年第一期、第二期連續刊載了楊尚昆“回憶高崗事件”的文章,我看了,這文章有不實之處,有可疑之處。我給編輯部打過電話,提過意見。他們說要來看我,當面談。我同意他們來,兩三個月了,一直沒有來。楊尚昆當時是中央副秘書長,他是有資格說清楚的。這裡面涉及毛、劉和中央其他領導人,很複雜。

“高崗事件”涉及習仲勛和西北局一大批幹部,小說《劉志丹》的事情也是和“高崗事件”相聯的。所以,“高崗事件”影響非常大,不僅影響中央幹部,也影響西北幹部,不僅在黨內有影響,在社會上也有很大影響。所以我向中央寫信。

高崗進京以後中央對他的態度有四個過程:

首先是器重;第二是注視,即觀察;第三是懷疑;第四是決心行動。

因高崗和劉志丹建立了陝北根據地,使中央紅軍長征後有了落腳點,所以中央到陝北後很器重他,讓他當西北局書記。在這個崗位上他執行中央精神,和大家一起,又把陝北建成了抗日和向全國發展的出發點。兩點論:落腳點,出發點。

1946年,作為西北局書記的高崗主動要求去東北。先到東北北滿分局,任副書記兼軍區司令員。陳雲任書記。陳雲讓高崗當書記,高崗執意不肯。兩人合作得很好,打土豪,建立了北滿根據地,使東北工作一步一步地向前推進。在這個過程中高崗起了重要作用。從1946年到1948年,東北工作進展很快。1946年,東北局改組,林彪當書記,彭真當副書記,林彪在前方,高崗在後方(陳雲到遼東去了,羅榮桓有病,高崗主持工作)。新的東北局執行了中央方針,取得了很好的成績,由10萬大軍發展到百萬大軍。林彪率軍入關以後,高崗為東北局書記兼東北軍區司令員、政委、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據說是林彪經過西柏坡時向中央推薦高崗的。

高崗積極主張抗美援朝。他在東北主持工作時,承擔了抗美援朝的後勤任務。所以彭德懷說:要說給軍功章的話,後方有洪學智和高崗。

在1952年進京以前,中央對他的器重,不是他個人鑽營,不是搞權術的結果,而是由於勤勤懇懇的工作,在西北、東北作出了重要貢獻。

1952年抗美援朝接近尾聲,東北的經濟建設全面展開,全國也開始搞建設。中央成立計劃經濟委員會,調高崗任計委主席。當時他已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中央軍委副主席。那時的計委不是現在的計委,地位是很高的。各大區的一把手都是計委委員。彭真、馬洪、安志文是專職委員,後來從河南調張璽任常務專職委員,主持日常工作。

1952年9月20日到25日,高崗將到北京時,毛主席給高崗發了兩份電報,問高崗什麼時候到京,他好派車去接他。這是很少有的情況。高崗一下火車就被接到東北駐京辦事處(翠花灣,在西單六部口裡面)。《黨的文獻》上楊尚昆的文章說接到東交民巷,是不對的。楊尚昆肯定知道高崗被接到翠花灣,可見這篇文章不是楊尚昆寫的,只是用他的名字。有人說現在的三里河的幼兒園當年是高崗的住處,不對。這個幼兒園原來是計委領導人辦公的地方。高崗、李富春、賈拓夫都在這裡辦公,但鄧子恢沒在這裡辦公。當時有一種說法:“五馬進京,一馬當先”,當時調進京的五個大局書記:東北局書記高崗,中南局副書記鄧子恢(實際主持工作),西南局書記鄧小平,西北局副書記習仲勛(書記是彭德懷)。高崗排在第一位是很自然的。

高崗到北京後就著手籌辦計委。計委的籌辦是高崗一手操持的。調幹部,選地點。同時他還參加中央的領導工作。當時中央沒有常委,只有一個“中央小會”,高崗是參加“中央小會”的成員。他以什麼名義參加的,我不清楚。有人說他是書記處書記,不對。所謂“中央小會”是毛主席和幾位中央政治局委員,毛、劉、周、朱、董是經常參加的,鄧小平、陳雲、彭真有時參加,有時不參加。高崗是每次都參加的。

那時中央傳閱文件時,傳閱的順序是:毛、劉、周、朱、高,高崗排在第五位。在1953年過年前後一段時間(半個月到一個月間),周總理批給中央領導人參閱的文件時還批主席、高崗,把高崗排在主席之後。當時傳閱的東西很多,開始沒注意,後來還是我提醒高崗:這不行,很危險。高崗給總理打電話,叫總理千萬不要這麼寫。在高崗的再三要求下,總理才改了過來。

從當時辦公室的安排也可以看出中央對高崗的器重。當時中央領導人的辦公室在中南海西樓。一層只有兩個人辦公,就是毛主席和高崗。他們兩個人的辦公室在斜對面,中間隔一個會議室。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的辦公室都在二樓。中央領導開會就在一樓會議室,他們開會時我就坐在高崗的辦公室,開會前,毛主席談笑聲聽得很清楚。

毛主席起草的東西常給高崗看,聽取意見。我記得1953年春天,山東省委書記向明寫的報告(關於新“三反”的),毛主席用鉛筆寫了很長的批示,第一個送給高崗看。後來以正式文件下發。這些都說明,高崗在毛主席心目中地位很高。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中央討論誰去蘇聯參加悼念。開始提到讓高崗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去,高崗還作了些準備,後來是讓總理去的。毛主席到蘇聯駐北京大使館去悼念,高崗隨同毛主席去大使館。

很多事情表明,當時的高崗在中央有很重要的地位。

1953年6月,蘇共中央通知我黨,派一個負責人去蘇聯聽取蘇共中央的一個緊急通報。中央討論結果讓高崗去。這個緊急通報的內容是“貝利亞事件”。高崗帶回了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信和一些有關貝利亞的資料,其中有貝利亞在斯大林面前說中共中央壞話的情報。後來有人說,貝利亞說中共中央的這些壞話是高崗提供的,說蘇共中央把高崗出賣給毛澤東。這些說法都是靠不住的,如果貝利亞的這些壞話是高崗提供的,既然蘇共中央出賣高崗,為什麼要高崗帶回來呢?既然出賣高崗,高崗為什麼還要帶回來呢?

1953年二、三月間,劉少奇提出關於中共中央人員安排名單,劉起草,徵求高崗意見,高提了意見,認為這個名單只是人員安排,不解決實際問題。四、五月間,安子文起草了一份八大政治局委員的名單,有薄一波,沒有林彪,“有薄無林”。安子文這個名單怎麼送到主席那裡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主席讓機要秘書把這個名單直接送給高崗看,看後就帶了回去。事先高崗不知道有這個名單。主席對安子文提的這個名單很不滿意。主席在一次中央會議上批評安子文:一個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哪來這麼大的權力搞這麼一個名單?安子文當即作了檢討。毛主席說,這次到此為止,不許對外泄露。

高崗以為,安子文沒有那麼大的膽量,是劉少奇讓搞的。高崗覺察到毛主席在這件事上對劉少奇不滿,他沒有聽從毛主席不外傳的交代,在與一些領導幹部個別交談中,講了這個名單問題,藉以攻擊劉少奇。由此高崗犯了一個錯誤。

總之,從1937年到1945年在陝北,從1945年10月到1952年10月在東北,高崗做了工作,這是客觀事實。從1952年10月到1953年6月,高崗受到器重,受到信任,也是客觀事實。

我的看法是,毛主席、黨中央在對他器重、信任的同時也在注視他,考察他。這對於用幹部來說,也是合乎情理的。

1953年過年,高崗在家裡(東交民巷8號)召開了僅有的一次、唯一的一次計劃委員會議。在北京的計委委員除特殊原因外都到了,連朱老總也來了。我記得林彪因病沒來。會議從上午開到下午四點,中午飯也沒有吃,北京飯店送來一些小燒餅充饑。會議內容是聽取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對我國“一五”計劃草案的意見,以及蘇聯對我們提供的資源和幫助。是宋劭文、白楊兩人介紹的。宋回國第二天就向高崗彙報,第三天就開這個會。在過年期間開這麼大的、這麼重要的會議,有點打破常規,從而引起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說高崗雷厲風行,也有人說高崗標新立異。這些閑言碎語會傳到中央的。其實,這個會是經毛主席同意的。毛不同意高崗不敢開這樣的會。這就是後來人們說的“過年會議”問題。

有一次學習蘇共19大馬林科夫的報告,學習蘇共中央關於經濟建設的報告。這次學習是毛主席親自主持的,每天都開會。計委內部也學習討論。我向高崗彙報,商業局長劉明夫寫的學習心得不錯,他講到商業庫存過多影響經濟建設。當時庫存有20多萬億(舊幣,合新幣20多億)。高崗很欣賞劉明夫寫的這個材料,在中央學習組上介紹了這一看法。毛主席聽了也很高興,說:好,就是要這麼學習,要聯繫實際。高崗沒有來得及說這是別人的心得,不是我的。參加會議的人認為高崗沒有這麼高的水平,這肯定不是高崗的。毛主席表揚了高崗,還批評了商業部。這一下議論就來了:高崗沽名釣譽,拿別人的東西求表揚,以後這也成了一條罪狀。

關於東交民巷車水馬龍的問題。高崗住東交民巷,他家門口車很多,有人向中央反映,高崗家門前車水馬龍,這引起了中央的猜疑。高崗主持計委工作,各地到北京來開財經會議的人,總要到他家來談些事;那時蘇聯出了“貝利亞事件”,有些人也來高崗家打聽蘇聯出了什麼問題,再加上5月份後每個周末東交民巷有舞會,來跳舞的領導人不少。東交民巷車水馬龍是事實,但不是高崗搞什麼名堂。

1953年3月,黨代會上,毛主席說,他感到有些不正常的情況,頂了回去。什麼不正常情況?他沒說。我想,在這一段時間內,所謂“頂了回去”的有四件事:

第一件事是,高崗有一次對主席講,有些同志對劉少奇有意見。毛說:少奇是好人,人家有意見你要制止,有意見可以對劉少奇當面講。這是1953年春天的事。

第二件事是名單問題。安子文的名單(八大政治局委員名單)毛讓機要秘書給高看,高沒有發表意見。按正常情況,高崗有意見會直接跟主席講的。實際上高崗對這個名單有意見。“有薄無林”,認為這個名單不是安子文搞的,而是劉少奇放的試探氣球。高崗沒有向主席講自己的意見,是不正常的。後來高崗問張三李四看到這個名單沒有,這也不正常。主席在會議結束時說:這事到此為止,不要外傳,不要泄露。高崗泄露了,這是錯誤。但是,後來說這個名單與高崗有關,不對。在毛主席的機要秘書給高崗看以前,高崗不知道有這個名單。安子文的名單“有薄無林”在當時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林彪那時身體不好,已經休息三年了,中南局的工作實際是鄧子恢負責。高崗認為劉少奇有意安排薄一波,不安排林彪。1953年2月,劉少奇曾拿出過一份中央領導人分工的名單,毛主席批評的不是這個名單。

關於財經會議。中央財經會議是1953年6月中旬到8月20日開的,開了一個半月。主席說:財經會議是我主持,我召開的。雖然我不參加,但說財經會議另有後台,另有司令,我就是後台,我就是司令。這個會議批了薄一波。財經會議結束了,毛召集各大區領導人談話,東北局找了高崗、張明遠談話。要他們謙虛謹慎,要團結虛心,各大局各有特點,東北搞得好也有他的有利條件。其他大局也有優點。這次談話是有針對性的正面教育。這次談話中還說:“有人告訴我大權旁落,政權、財權、黨權都在別人手裡。這種說法不對。共產黨就是這一個司令部,再沒有別的司令部。”這裡說的另外一個司令部不是指東交民巷8號。那時說是黨權、政權、財權都落在當年白區工作的人手裡。當時財權由薄一波掌握,組織部由安子文掌握,政法由彭真主持。他們都是在白區工作的,都是劉少奇所屬的幹部,不是毛主席身邊的人。毛主席告訴高崗,“大權旁落”是譚震林對他說的。毛主席說,這個說法不對,我們黨就是一個黨,沒有白區黨、根據地黨。毛主席對高崗講這些,是提醒高崗。張明遠走了之後毛又讓高崗留下來說:譚震林“大權旁落”的話是錯誤的,但也反映了一個事實。

還有一件事也引起了人們的猜疑。在財經會議後期,高崗和軍隊地方一些領導幹部一起去看望林彪。當時林彪在西山養病。高崗事先沒有跟毛主席和中央講,事後也沒有向中央和主席報告。十幾位高級幹部,有的是參加財經會議的領導幹部,有的是軍隊的領導幹部,浩浩蕩蕩地去林彪那裡,引起了毛主席和其他人的猜疑。當時衛生部向中央打了報告,說林彪怕風、怕光,怕人打擾。所以看林彪的人很少,現在這麼多人一起去,當然會引起中央和毛主席的重視。人們會猜想,你們搞什麼名堂?你們是不是議論了財經會議?是不是議論了劉、薄的問題?

 

中央決定高崗去莫斯科聽取緊急通報時,原來高崗打算讓我同去,還讓我作了準備。後來中央派師哲(毛主席的俄文翻譯)和葉子龍(毛主席的秘書)同去。高崗對我說:這次你不去了,以後有的是機會。事後我想到毛主席一方面重用高崗,一方面還有不放心之處。讓這兩個人去,也有監督的意思。

財經會議後,毛主席問高崗:“你看薄一波是什麼性質的問題?”高崗愣了一下說:“現在看是思想認識問題。”主席說:“好。”毛懷疑他們在西山議論了薄一波的問題。財經會議上毛曾說薄一波是路線錯誤,後來又改口了。薄一波在回憶錄中講的財經會議,只講了部分事實,還有很多事情沒有講。在財經會議上批薄一波時高崗發了言,但高的發言稿毛、周都看過。後來說財經會議上高崗跳得很高。

有一次,在中南海主席那裡講,1953年財政可能有赤字,怎麼解決?高崗說東北搞增產節約的經驗可能對解決財政赤字有用。主席說,好,下一次我們就討論增產節約,這次會是不是要搬到高崗那裡去開?是不是我也去?大家說,你別去了。這樣,1953年8月底9月初,在東交民巷8號開了一個重要會議,作出了全國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定。人們就產生一些想法:為什麼這麼重要的會在高崗家裡開?東交民巷8號是不是成了另一個司令部?本來財經工作是分工給鄧小平負責,不是高崗負責,結果高崗唱了主角。對這件事人們當時有兩種態度:一種認為中央器重高崗,另一種冷眼旁觀看笑話。後來有人說東交民巷車水馬龍,是另一個司令部。

我懷疑西山探視林彪後,主席對高崗產生了懷疑。

1953年10月3日,高崗到南方休假。這是經中央批准的。那天上午,火車開動之前的幾分鐘,突然羅瑞卿匆匆忙忙地趕到火車站,把高崗拉到一邊單獨談話。羅走了以後高崗上車。高崗說,羅說毛主席昨天病了,倒在地上,口吐白沫。高崗十分吃驚,表示可留下,不去休假。羅說,你還是去吧,如果情況不好你到濟南聽我的電話。到了濟南,沒有羅的電話。到了南京招待所,將近半夜,高崗給羅打電話,羅說沒事了,你放心休假吧。後來批評高崗時說高崗聽說毛生病“幸災樂禍”,“以為時機到了”,“急於想乘機奪權”,這不符合當時實情。在休假期間,在杭州時曾與林彪、陳正人,在廣州時曾與陶鑄有過私下交談。他們之間完全可能議論與劉少奇有關的事,高崗有可能說過反劉少奇的話。但從整個日程來看,高崗這次南方之行還是以休假為主,不是有意進行反黨陰謀活動。

若干年後,毛身邊的人說,從來沒有發生過毛口吐白沫倒在地上的事。1953年10月中央開會,毛還作了關於農業合作化的講話,談到6月到8月開的中央財經會議時說,會是開得好的,是有必要的,為總路線的思想準備了好作用。如果10月3日得了這樣的病,10月15日能作這樣的講話嗎?可能是毛懷疑高崗到南方搞什麼陰謀,讓羅到火車站看一看,有什麼人送行。

1953年9月下旬中央組織工作會議,批安子文。有人懷疑饒漱石和高崗合謀反對劉少奇。

組織會議上饒借批安子文反對劉少奇。高崗不在北京,他沒有參加組織會議。東北局組織部的張秀山、郭峰發了言。張、郭二人的發言稿高崗沒看過,我也沒有看。應當說,他們兩人的意見高崗是同意的。因為他們講的事情是1951年和1952年的事。這個會與高崗無關。毛主席說,高、饒陰謀反劉。

高崗11月從南方休假回來得知饒漱石的日子不好過,兩次找主席,希望幫助解一解圍。為此主席批評了高崗。1955年3月黨代會上,毛有一個發言講到了這件事。如果高崗真的和饒有陰謀,他怎麼還敢找毛主席為饒解圍?

1953年11月,中央軍委開擴大會議,彭德懷主持。會上彭讚揚高崗兩件事。一是彭說他的報告經過高崗討論、修改、定稿,高崗花了很大力氣。二是說抗美援朝取得勝利,後方起了作用。要說有軍功章的話,兩個麻子有份,洪麻子和高麻子。這也引起了毛的懷疑。

高崗南方休假時和陶鑄、葉劍英、譚政有過交談。葉、譚來京參加軍委擴大會議時問主席:“有薄無林”是怎麼回事?主席很生氣,問:誰告訴你們的?是怎麼傳出去的?我要查一查這件事。會後把高崗留下來追問:“誰泄露出去的?是不是饒漱石?”高崗支支吾吾地說:“饒漱石不會吧!”毛說:“那好。”主席給他機會讓他承認,可他沒敢承認,失去了這個機會。

關於“輪流”問題。1953年3月,毛主席曾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問題。讓在少數人中醞釀。毛說他不想當國家主席,只當黨的主席。5、6月間,毛說他身體不好,年紀大了,一直醞釀讓誰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高崗和陳雲曾在一起談過這事,認為林彪是最合適的人選。事後證明,這是毛主席的意思。大概是1953年11月底、12月初,毛主席提出,他要到南方休息一段時間,他不在北京時是由劉少奇代理主持日常工作還是由幾個同志輪流主持,請大家考慮。劉少奇首先表示,還是大家輪流好。周恩來說,還是照過去的慣例,由少奇同志代理。高崗則表示由大家輪流。朱德等贊成高崗的意見。鄧小平、陳雲贊成由劉少奇代理。毛主席說,此事以後再議。從會議室走出來,在去停車場的路上,高崗和鄧小平邊走邊談。高崗說:少奇不怎麼穩,還是輪流好。鄧小平說:還是少奇代理好。

後來報紙上說,高崗到鄧小平家中拉攏、遊說,搞非組織活動,不讓劉少奇主持工作。實際情況就是在這一段路上的交談。高崗進京後從來沒有去過鄧家,鄧小平也沒到過高家。《黨的文獻》上楊尚昆的文章寫得有聲有色,說高家掛著五大領袖像,高崗指著像說由這些人輪流。實際上沒那回事。我講的這個情況我可以負責。

有人說,這次會是毛在釣魚,有意讓高崗上鉤,究竟是不是這樣,不好說。

再訪趙家梁時間:2001年10月4日上午

接著上次談。今天講的是主席怎樣下決心採取行動,把高崗端出來。即1953年第四階段。

前面介紹的有閑言碎語、流言蜚語,也有確有其事的高崗反劉的言行。這些引起了毛主席對這個問題的全面考慮。處理高崗問題毛主席是審時度勢的。

當時的形勢是,朝鮮戰爭剛剛結束,國內要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急需穩定的安定的國內形勢。國內人民也要求穩定、安定。黨內各山頭逐漸統一。經過財經會議,明顯感到黨內需要安定團結。毛主席在文革中講到:當年(指1953年)要開展反對資產階級右傾思想,響應者了了(指財經會議上批薄指劉響應者少)。我聯想,財經會議開了這麼多天,組織會議的起來反對,說明大家希望團結。既然反劉的問題影響黨內團結,說嚴重一點會引起黨的分裂,現在反劉不好。從1952年冬到1953年春,毛、高二人在接觸時講了很多私房話。高崗後來在檢查中說:“我對劉少奇政治上的看法不是我自己的,是我聽別人講的,是我撿的。”“別人”指誰?是毛。高崗進京前,毛讓他查東北的敵偽檔案,看劉在東北被捕的表現如何。如果高崗把這些問題端出來,毛就很被動。我說毛審時度勢,也包括這方面的內容。毛審時度勢,反覆權衡比較,才決定把高端出來。

1954年1月,四中全會開會前,毛在杭州讓楊尚昆帶回信,說“四中全會只自我檢討,不要點名批任何人”。即讓有錯誤的人自我檢討。我發現高崗的檢查提綱旁邊批了這樣一段話:“主要講自己,不要講別人的,除非他本人講了。”這和楊尚昆帶回來的信內容一致。這句話不是高崗加的,也不是我加的,安志文說這句話是馬洪寫的,可問馬洪。四中全會開會時的確是按這個方針辦的。主席有意避開,不參加四中全會(這是他唯一的一次不參加中央全會),讓劉少奇主持,但他對會遙控,誰作什麼發言,講幾個問題,多長時間,他都要安排。全會開完後,接著開兩個座談會,內容是揭發批判高、饒。請注意,四中全會沒有揭批高、饒,四中全會結束後,中央書記處召開的兩個高級幹部座談會,才揭批高、饒。兩個座談會,名單由書記處確定,批饒的座談會是鄧小平主持的,批高的座談會是周恩來主持的。參加兩個會議的人也不一樣。這兩個會沒有見到毛的文字指示,但我想是經過毛同意的。沒有毛的同意,是不敢開這樣的會的(那時毛反對分散主義,曾說不經他看過的文件一律無效)。

四中全會是和風細雨,兩個座談會是暴風驟雨。

毛在端出高以前,採取了一系列行動:

1953年11月底、12月初,毛個別接見了幾十個地方的和軍隊的領導幹部。

12月中旬,毛讓劉少奇、陳雲、高崗三人開會,談一談。劉和陳都作了自我檢討,高也作了自我檢討,然後互相提意見。劉、陳說話佔了四分之三的時間,高說話只佔四分之一的時間。高對自己的檢查是輕描淡寫的。事後,高說沒解決問題。後來聽說,高崗這次沒有很好地檢查自己,失去了一次機會。

12月24日,政治局開會,毛主持。提出毛去南方以後,劉代理主持工作問題。起草決議,決定開四中全會,這次政治局會議不點名地端出了高崗。毛提出有兩個司令部,把手掌張開,說,這個司令部是陽的,又把掌翻過來,說這個司令部是吹陰風的。雖說沒點名,但實際點了名,說東交民巷車水馬龍。

12月24日晚,毛去杭州前,高崗約羅瑞卿談話。羅向毛彙報,毛說,好,你去聽聽他有什麼看法。羅到高家,只談了很短時間。羅回去給毛說,高崗讓我好好保衛你,保證你安全、健康。

12月25日,毛到南京,到上海,在上海住一天到杭州。元旦時毛約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和參加鞍鋼三大建設項目的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伊·費·捷沃西安,毛同他兩人談話中談到,中國可能發生突然事件,可能發生大事。毛指著師哲說,他(師哲)和我是秦、楚之戰,他是陝西人,我是湖南人。兩位蘇聯人不解其意,感到莫名其妙。其實,陝西人指的是師哲,說的是高崗。

1954年2月初,四中全會前,毛從杭州來信說,高崗要見我,他不必來了。由少奇、恩來、小平一起,聽聽他有什麼意見。劉、周、鄧三人跟高崗談了兩次,沒有結果。事後(1954年8月17日)高崗夫人告訴我,在劉、周、鄧約高崗談話前,高崗自己在褲襠里縫上了20多顆安眠藥。

2月6日-12日,七屆四中全會。

2月15日到25日,高崗問題座談會。共40多人參加。在中南海西花廳,總理辦公室旁的會議室開的,每天下午,只開半天。會上暴風驟雨。第三天高崗自殺未遂。具體情況是這樣的:

2月17日下午一點一刻。高崗家裡的二樓中間餐廳。餐廳有一條桌。當時我坐在他的旁邊。在我們這一邊還坐有別人。當時衛士站在門口,高的大兒子在屋裡,高的夫人在條桌對面的壁爐里燒材料。突然,高用左手在褲袋裡掏出手槍,對著太陽穴扣扳機。我立即發現,用我的右手使勁向上推他的左手肘部,槍口向上推開了,子彈打在後面牆上。我死死地抱住他,椅子倒了,我們兩人也倒在地毯上。當時我聽到槍響,不知道槍打在什麼地方,以為高崗中槍了。連忙喊:“快打電話!快打電話!”意思是叫醫生。他們也不知給誰打電話。手槍掉在地上,在我們左邊。高崗發現自己還沒死,他使勁轉身要抓槍。但我抱住了他,他轉不過來。他用腳頂著地毯向左轉,用左手夠著了手槍。但胳膊被我抱住了,槍口轉不過來。我叫:“快來!快來!”機要秘書董文斌,高崗夫人、兒子,衛士都過來了,扳開他的手把槍奪過來了。他不抵抗了,大兒子把我們兩人扶起來,坐在沙發上。

報刊上寫了種種各樣的自殺情況,都不是真實的。楊尚昆文章中說是摸電門,更是不對。

2月25日,周恩來據座談會的發言,作了總結。周的總結現在可以找到。不多說。

座談會過程中作了一些預防和警戒。當時我不知道,事後才知道的。當時說怕高崗“犯橫”,怕出意外,在要害地方也布置了警戒。高崗自殺未遂以後,座談會繼續開,高崗缺席。

這裡還有一個插曲。座談會剛開始,15日或16日。陳雲到高崗家找高崗談話。兩人在二樓高崗的辦公室里談的。聲音很大,發生了爭吵。門一開,陳雲滿臉通紅地氣呼呼地走出來,高崗臉青青地黑黑地走了出來。陳雲從二樓走下來後接著走,高崗在陳後面走下來。既沒打招呼,也沒送客。事後聽說,陳雲要高崗先承認罪名,在主席氣頭上認了,以後等主席氣消了再解釋。承認什麼?承認篡黨奪權,承認有野心。高崗說,我沒那麼回事。我幹什麼你還不知道?說我反黨,你幹什麼?沒有的事,我不能承認。事後聽說,陳雲是奉命而來。陳雲走後,高崗大罵陳云:鷹鉤鼻,商人,我算認錯人了!

高崗自殺未遂後,中央派三個人和高崗談話。毛從杭州打電話,從這以後,高崗被管教。

接著,東北局開高崗問題座談會。開會之前,周恩來去了一次,找東北局的林楓、張明遠談話,然後東北局開座談會。東北局座談會有羅瑞卿、馬洪、安志文參加,馬洪成了“五虎上將”之一,後來沒參加會。安志文被保護過關。東北局座談會後有一個報告。劉少奇將兩個座談會的報告和周恩來的總結轉發全黨,這事就算告一段落。東北局的報告提出“五虎上將”:張秀山、張明遠、趙德尊、馬洪、郭峰。實際不只這五個人。陳伯塵等很多省委領導人都有牽連。彭德懷、凱豐、黃克誠等有關的人都保護起來了。後來在不同的時期又說他們是漏網分子。陳雲、王鶴壽、陳正人和高崗也關係密切。

總之,高崗在進京一年多時間經歷了信任器重—注視考察—猜疑警惕—決心行動的過程。毛主席的決心行動是在審時度勢、認真思考以後進行的,最後決定聯劉除高。

決心行動是特殊的險招,經過全面部署,統籌安排。其步驟是:仁至義盡,預防周全,逐步前進,聽其自然,勝利實現,但留下了永遠遺憾。

毛信任他,重用他,兩人說了很多私房話。那時高和毛接觸機會很多。除了上午在家裡處理事情,或在計委開會以外,下午到中央辦公,他們辦公室都在一樓,天天可以見面,談話。高崗後來在檢查中說,我的水平沒有那麼高,我說的還不是別人講的話,是我撿的!

高崗寫《我的反省》時我天天跟他在一起,他說我記錄、整理,最後他定稿、修改,抄寫。最後送給中央。這一段時間他講的事,我知道哪些是主席講的。在管教期間,我每個星期向周總理當面彙報。在和周接觸過程中,我也知道一些情況。高崗反劉少奇的觀點大部分是從主席那裡來的。他說中央的“若干自由主義者”沒有指誰,我想這裡面一定包括毛主席。但他沒有說毛,也沒有說別人。他在給毛的信中講到中央有的同志有不利於團結的言行,但這封信燒毀了,最後還是沒有送給主席。

這封信是怎麼回事呢?這封信是我幫他寫的。寫以前他再三向我交代,要我以黨籍作保證,保證不向任何人講,然後向我講了兩三個小時,才寫成這一封信。信沒有寫抬頭,後面也沒有署名,沒有寫日子。抄清給他後,他把底稿記錄稿全部燒掉。第一次自殺以前,抬頭填上了毛主席,後面寫上自己的名字,寫上1954年2月17日。叫機要通訊員把信送出去。一封給劉,一封給周。他自殺未遂後我們發現兩個信封上有血跡(後來才知道他刮鬍子時刀片割破了手染上的),我們打開看,才知道這兩封信的內容。給劉的信封內裝的是給毛主席的信,沒有給劉寫一個字。給周的信是託孤,說看在多年友情份上,他死後照顧好他的妻子和孩子。寫得很有感情。從這兩信可以看出他對劉、周兩人不同的態度。他是不反周的。看了這兩封信後,我拿上樓對他說,不要這樣,勸他別自殺。他說,不了,不了,燒掉吧。就把這兩封信放在壁爐里燒了。

後來中央讓我把這封信回憶出來。由於是我起草的,當時我的記性好,我幾乎連標點符號都回憶出來了。寫成後,以我和安志文的名義交給中央了。現在可能存在檔案館裡。為什麼讓我和安志文署名呢?因為這封信高崗給安志文看過。

文革中,“九一三”事件後,三位解放軍到我勞動的幹校找我調查,問我這封信的內容。我說,我不記得,你們到中央檔案館去查吧。他們問我除了你以外還有誰看過,我說安志文看過。董文斌只看過信封,沒看過內容。現在我也記不清其中的內容了。只記得有林彪、羅榮桓、彭德懷、黃克誠、陳雲、陳正人等人對他說的一些話。

毛讓高崗查東北的敵偽檔案,看劉少奇被捕後的表現。高崗讓組織部的人去查的。郭峰是布置這件事的主要領導人。這事高崗告訴了陳雲、張秀山。但他們從來不講這件事。文革中,郭峰下面做這件事的人把調查的材料交給了“四人幫”,成了劉少奇的一大罪狀。郭峰還在,干這件事的人還在。

在處理高崗時,毛主席是反覆權衡了的。毛和劉的關係前後有50多年。從長沙開始,到安源,到中央,到長征,到北方局,中原局。一個在白區搞工人運動,一個在農村搞農民鬥爭。劉在安源時毛還去過7次。毛對劉應該是很了解的。從1941年開始,六大的整風學習,到後來的整風運動,毛靠劉為得力助手。1942年底1943年初劉到延安後兩人在一起,成了毛的接班人,第二把手。但關係很複雜。文革中毛對斯諾說,1964年就想把劉端下來。這不是實際情況。公開是1964年,毛想把劉拿下來不是1964年,也不是1962年,而是1953年。這個歷史將來會有人證明。從高崗問題上我感覺到了。為什麼讓高崗查敵偽檔案?為什麼對高崗說劉對他幫助不大?說劉和他不合拍,不行則把他挪挪地方。說劉可以搞些出出風頭、迎來送往的事,我才不願干這些事呢。這些話要不是高崗講出來,別人是不知道的。七大後劉作為接班人是公認的。毛是不是想換一換?1953年就發生了。1953年6月15日,毛在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報告中說,講到資產階級右傾思想,講到右傾情緒,講的是鄧子恢,實際內容是劉少奇的。1958年初毛批反冒進,批得很厲害,名義上是批周恩來、陳雲,實際還是批劉。所以,劉少奇很主動,1953年財經會議上主動作檢查,八大二次會議又主動作檢查,成都會議又作檢查,沒有人讓他檢查,為什麼總是要作檢查?

1964年6月16日,毛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在十三陵召開的)講到接班人五個條件時,講到高崗,說是如果不自殺,準備保留中央委員讓他到陝北當地委書記。還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高崗的死,我看是有人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我聽到這個傳達後幾天沒睡好覺。我是管教組長,誰搞死他?誰要保存自己?我想這是影射劉少奇。

1964年7月14日,在《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里,有一段黑體字,是毛加的。意思是中國共產黨各級領導要警惕赫魯曉夫這樣的野心家、陰謀家。這裡提供了一個信息:中央有赫魯曉夫這樣的野心家、陰謀家,當時我想這就是指劉少奇。但我不敢說。

毛和高崗的關係自高1953年進京以後由信任到採取行動端掉他,這是一年多的過程。毛在1955年的黨代會上講了幾個思想,沒有錯。高崗在進北京以前和劉的關係並不壞。到北京以後反劉,思想是從哪裡來的?還是毛的思想。

到1953年底,由於種種風聲,高崗和劉少奇相比,毛覺得還是高崗的危險性更大一些。劉還主動檢查,高崗過去什麼都跟毛說,到後來不跟毛說了(不檢查)。高有軍隊,有東北,劉沒有,還是高崗比劉危險。另外,如果高崗把毛的私房話都端出來,那毛不成了分裂黨、成了反黨?所以決心把高崗端出來。

順其自然。管教後,長期不理他,讓他自己等待,該怎麼樣就怎麼樣。你自殺了更好,我更主動,我們間的私房話就沒人知道了,這一段公案就算了了。曹操對孔融和楊修就是採取這種辦法。

高崗和饒漱石的關係。高崗沒有去過饒家,饒也沒去過高家。高崗不知道饒家在哪裡。《死亡聯盟》里寫的是編造的故事。饒1952年到大連休假。行前,毛對他說,高崗把東北搞得不錯,你去看看,還可以學習他是怎麼搞的。饒到大連後,高也到了大連,他們見面是陳伯塵介紹的。當時張鼎丞也在大連。饒問:高崗文化不高,怎麼把東北搞得這麼好?陳伯塵作了介紹。要說有“高饒聯盟”,介紹人不是別人,就是毛主席。是毛讓饒去找高崗。到了北京以後,饒看到高崗受到毛主席的信任和器重,饒雖然是劉少奇培養出來的,但是看到毛對劉的不滿,就有點看風使舵,也跟著高崗反劉了。他思想品質上有問題,但不等於政治問題。《黨的文獻》上楊尚昆的文章寫饒比寫高更具體,可以參考。

歷史就是歷史,總要回到本來面目。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炎黃春秋2013年第6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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