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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史上的「反黨集團」知多少

一、何為反黨?

反黨,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反對黨組織”,而在中國的特殊語境下,又可以理解為“反對共產黨”。誰反對共產黨,是針對共產黨員還是非共產黨員,卻含糊不清。歷史上,“反黨”又常常跟“反黨集團”聯繫在一起,形成一個個特定稱謂的反黨聯盟或者集團,比如“三家村反黨集團”、“高饒反黨聯盟”等等。實際上,按照中共黨校郭德宏老師的研究,對於什麼是“反黨集團”從來沒有一個明確的黨紀規定或法律的界定,對於什麼人、什麼機關才可以打成“反黨集團”,從來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和法律的界定,對於要不要經過法律機關的審判才可以打成“反黨集團”,從來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和法律的界定。

而在中共歷史上,曾經有無數人被打成大大小小的“反黨集團”。這些人既有非共產黨人,但更多的是共產黨人,既有一般的幹部、黨員甚至群眾,也有中共中央和國家的高級領導人,既有入黨不久的新黨員,也有20世紀20年代就入黨的老黨員,既有文化、教育界的人士,也有黨、政、軍、公安、政法等領域的人員,既有已經被平反的,也有結論至今未變的。

總的來說,反黨、反黨集團都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的現象,是在大講階級鬥爭年代出現的特殊現象。

二、反黨集團的五個時期

1、延安整風時期:“反黨集團”開始出現

從現有材料看,最早打成“反黨集團”的,應該是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的王實味、潘方、宗錚、陳傳鋼、王汝琪“五人反黨集團”。

2、1955-1956年:反黨集團擴展到高層和其他領域

建國後最早被打成反黨集團的是高崗、饒漱石集團,也被稱作“反黨聯盟”。後來這個集團逐漸擴大,形成“彭德懷、高崗、習仲勛反黨集團”。這是第一個在中共中央高層打成的“反黨集團”。

在其他領域,還有一個“胡風反黨集團”,使2100餘人受到牽連,是建國後打成的第一個全國範圍的,牽連廣泛的“反黨集團”。

3、1957-1958:打“反黨集團”進入高潮,“反黨集團”遍及全國

此時打“反黨集團”進入高潮,是和全國開展的反右派鬥爭分不開的。一大批在“整風運動”中曾發言甚至根本沒有發言的人,不僅被打成右派分子,還被打成“反黨集團”。文藝界、教育界、新聞出版界、中央機關,都有一大批“反黨分子”,各個地方的反黨分子就更多了。

4、1959-1965年:在“反右傾”等運動中繼續打了很多“反黨集團”

在1958年8月於廬山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後,很多機關和地方也都打了很多“反黨集團”。

進入20世紀60年代以後,“反黨集團”的罪名更多了。例如總政治部主任譚政被誣衊為“反毛澤東思想”,被打成“反黨宗派集團”,撤銷了他總政治部主任的職務;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後,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等因小說《劉志丹》,被打成“習仲勛反黨集團”;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孫冶方、張聞天等因為提出預告尊重價值規律等問題,被打成“孫冶方、張聞天反黨集團”。

5、文革時期:打“反黨集團”進入第二個高潮

文革時期,打“反黨集團”進入第二個高潮。整個北京市委被打成“舊北京市反黨集團”。在這之後,各地打成“反黨集團”的就更多了。

到“文化大革命”中後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原來把無數人打成“反黨集團”的人,也被打成“反黨集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林彪反黨集團”和“江青反黨集團”。

三、反黨集團的結局

歷史上被打成的那些“反黨集團”,最後的結局大體上分為以下三類。

1、徹底平反:如“彭德懷反黨集團”、“習仲勛反黨集團”。

2、作為“反革命集團”已經平反,但對其中的主要分子沒有徹底平反。比如王實味、潘方、宗錚、陳傳鋼、王汝琪“五人反黨集團”,雖然認為“五人反黨集團”不存在,但是迴避了王實味的問題,仍然認為他是有政治錯誤的,平反並不徹底。

3、仍維持原結論。比如“高饒反黨集團”、“林彪反黨集團”。但是近些年,隨著歷史研究的深入,在史學界,對這兩個反黨集團的爭議都很大。

四、“反黨集團”與黨內鬥爭模式

發生於1955年的“高、饒反黨聯盟”,是第一個在中共中央高層打成的“反黨集團”,

“高饒反黨聯盟”開啟了黨內政治鬥爭的運作模式,此後的“反黨(或反革命)集團”幾乎都難逃此模式:

1、中央高層確定整肅對象時,先分別打招呼。打招呼,既是一種發動,也是一種試探。試探得到響應後,開會予以確認,然後再召開座談會予以揭發。

2、用假想的另一個“司令部”、“獨立王國”的帽子,不顧事實地株連,鞏固假想的結論。

3、向某個領導提意見就是反領導,而反領導就是反黨。

4、表態作為考核幹部思想政治水平的標準,導致兩個結果:批判者一哄而起,牆倒眾人推;被批判者不表態認錯,就罪上加罪。

“高、饒反黨聯盟”的定案,開啟了1949年中共建國後黨內鬥爭的一種範式,此後,“反黨(反革命)集團”層出不窮,而上述的鬥爭手段也被繼承並逐步發揚光大。1955年上半年,黨內繼“高、饒反黨聯盟”後有“潘、揚反黨集團”(後來加上饒漱石),黨外有“胡風反黨集團”(後來很快變成“反革命集團”了),相互映照。其後,藉著肅反的形勢,“反黨小集團”開始多了起來,譬如文藝界有“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適時產生,甚至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一個古典文學研究室,也是一個以聶紺弩為首的“反黨的獨立王國”。到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傾,抓“反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愈演愈烈,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則一發而不可收拾。這種錯誤的想法與做法,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有了根本的改變。

五、打“反黨集團”的經驗和教訓

1、“反黨集團”界定的模糊性

查遍中國共產黨的所有文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所有法律,從來沒有一個明確的關於“反黨集團”的規定或界定。既然沒有明確的規定或界定,那就沒有限制了,只要領導人認為什麼人與自己看法或行動不一致,就可以把他們打成“反黨集團”,從而把無數根本不是什麼“反黨集團”的人打成了“反黨集團”。

此外,對於什麼人、什麼機關才可以打“反黨集團”也沒有明確規定,從實際情況來看,歷史上的“反黨集團”是由各種各樣的人或機關打的。其中有中共中央委員會打的,有中共中央的部門打的,有中共中央的領導人打的,有中國共產黨的省委、縣委打的,有國家機關或黨組打的,有群眾團體的黨組打的,還有很多說不清是什麼人、什麼機關打的。既然什麼人、什麼機關都可以打“反黨集團”,那打成的“反黨集團”當然無法控制了。

2、尊重黨員真正的民主權利

中國共產黨打“反黨集團”,受到蘇聯共產黨的深刻影響,斯大林的“黨內鬥爭是階級鬥爭的反映”和“革命越深入,階級鬥爭越尖銳”的理論觀點曾在黨內風行一時,並寫入四中全會的團結決議中。

從“高饒事件”到“文化大革命”的黨內鬥爭,如果有什麼教訓值得記取的話,首先是黨內的政治生活要按照黨章辦事,遵守民主集中制,黨員有真正的民主權利,被認犯了錯誤的同志也擁為自己申辯的權利。其二是對人的問題做結論,一定要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不搞無限上綱,真正按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去做,而不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那一套。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共識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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