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陳毅、饒漱石、粟裕、宋時輪(從左至右)等人在慶祝上海「解放」大會上
饒漱石是我40年監管工作崗位上管理過的少數幾位原中共高級幹部之一。饒在監獄的編號是0105號。在監獄20年(前5年在功德林)一直是這個號碼。其中15年(秦城軍管時期我離開5年)他的生活主要由我管理。中共建政初期，饒在上海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行政委員會主席，1953年調到中央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54年2月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揭露高崗、饒漱石反黨分裂活動後，高崗於1954年8月17日在寓所(高當時住在東交民巷原法國大使館院內，秘書、衛士等人員同住院裡)自殺身死。
1955年3月中央召開全國黨代表會議，會上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將高、饒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1955年4月饒被關押進功德林隔離審查，那年他52歲。自此，他在典獄長達20年，1975年初病故於獄中。現將同他接觸中的一些事回憶如下。
饒漱石從進功德林到1960年3月15日遷秦城前，起初關押在功德林乙字號監房，為了保密，乙字號只關押他一個人。在此之前，乙字號多數房間住單身職工。饒關進來前，領導上把單身職工全都搬了出去。那時我沒有聽說有饒的專案組，只知是中央某領導管的案子。最初審問饒的人是部里來的高處長。不多日子高處長不來了，換成預審局的李處長。1956年7月功德林設了一個管理高級幹部的「特監」區，有8位高級幹部，饒也就進了「特監」區。他們一切生活事宜都由我一人管理。
為安排「特監」區生活，還從北京飯店調來乙級廚師劉家雄(已故)為他們服務，所有食品都是從高幹食品供應站採購來的。所以在生活方面饒漱石當時有優厚待遇。對審查他的什麼問題我自然不知道，但時間一長就耳聞到一些，說頭幾年主要審查饒的政治歷史和1943年「皖南事變」中有無問題。還聽到1960年3月遷秦城前饒的政治歷史己基本弄清一說。
1960年3月15日從功德林遷到秦城後，饒漱石關押在204監區，此時204關押的高級幹部有15人。經上級批准，1963年秋饒從204區遷入職工家屬區9號平房四居室單元房(已拆除)，管理工作仍由我負責。他住單元房後可以在秦城地域內自由活動，如去販賣部購物、在家屬區或周邊林地散步等，這期間我同他接觸中比較隨和。
我曾問過他：「你的主要問題是什麼?」饒說他不是反黨分子，說「我有錯誤那是真的」。他說自己在新四軍時有「左」的錯誤，49年之後在華東也有錯誤，和陳毅沒有搞好關係都是錯誤。我也問過他與高崗的關係問題，他說自己也有錯誤，但說自己沒有反黨的目的。對饒說他不是反黨分子這些話，我當然不知實情，更不會同他爭辯，只是閒談中聽聽而已，況且，那時我心裡也明白對饒的事公安部領導也是管不了的。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為免生意外，安排饒漱石從家屬區單元房搬到監區邊上的大夥房裡一間裡屋(有洗澡間)住下，一日三餐由炊事員給他送去，只是伙食待遇被造反派降低了。直到1967年秦城軍管前饒又被收入監房。在他重被收入監房前，有一件事我記得清楚，有一天上午，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辦公室(當時尚未分一、二、三辦)一副主任(公安部局級幹部)帶著秘書來秦城要提審饒漱石，他為何要提審饒我不能問。
但在他來之前，我已接到通知，凡是要提審饒漱石必須持有周恩來的批示件，方得許可。故而我問這位副主任：「你有總理批示嗎?」他說「沒有」，我說：「那就請你去辦手續吧。」他即給部里打電話，電話里說什麼我不清楚，他打完電話後什麼也沒說就走了。自此，在我離開秦城前，我再沒有遇到要提審饒漱石的人。
1972年11月，我從五七幹校調回秦城在201監區工作，饒漱石就關押在201區二樓西。那時他們的伙食標準很低，到1973年周恩來過問後，201區的伙食標準才提高，如不吃粗糧等，而且每個樓層配了醫生，設晝夜24小時醫護人員值班室。1974年饒漱石已年逾古稀，進入冬季，他說胸部難受，起初醫生沒有全面檢查，待到饒的病情惡化到急性肺炎危重程度，我就立即要車同醫生一起緊急送他到復興醫院(復興醫院1961年前是公安部直屬醫院，有一棟秦城在押人員的病房樓，後稱207特區)，但為時太晚。
在我返回秦城後得知，1975年3月2日饒進醫院當天夜裡不治病故，他的遺體火化由207特區工作人員辦理。在當時仍在軍管環境下，饒漱石的遺體是改姓換名送火葬場的，究竟用的什麼化名沒有留下一個字，而當時的經辦人已過世多年，至今無法查考。去年我曾聽現在秦城工作的人說，饒漱石的家屬走訪秦城詢問饒的骨灰下落時，連個線索影子也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