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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蒙古帝國為何傳教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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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當一種世界性或者普遍性宗教與一種傳統的宗教接觸時,傳統宗教的追隨者出於自願或者被迫,通常都會皈依。而13世紀的蒙古人在歷史上是反常規的。從表面上看,這可能並不令人驚訝,因為蒙古帝國實行一種寬容的宗教政策——這在前現代甚至現代都是罕見的。本文以基督教在蒙古傳教的失敗為切入點,對此現象做出了深入解析,特此編髮。

讓蒙古人皈依

由於蒙古帝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其他的政權自然會想要跟它建立某種聯繫,甚至想要使它皈依自己的宗教。基督教世界也不例外。自從長老約翰的傳說出現以來,西歐一直在尋求一支東方的基督教同盟來對抗穆斯林。最初,許多人以為蒙古人就是長老約翰的軍隊,但是在蒙古人入侵匈牙利之後,歐洲人很快就發現自己想錯了。

不過,這並沒有阻止他們繼續夢想蒙古的大汗會皈依基督教。據謠傳,如撒里答(拔都之子)這樣的蒙古諸王以及一些公主和皇后都是基督徒,教皇有理由相信蒙古人可以皈依。教皇像其他宗教的領袖一樣相信,如果統治精英皈依了,民眾便會緊隨其後。

由於希望讓蒙古人皈依,並且著實擔心蒙古人會攻打基督教世界,所謂的“蒙古使團”便出現了。教皇英諾森四世派出數位教士,帶著書信向蒙古進發。書信中包含兩部分內容。第一部分是申斥蒙古人對基督徒的攻擊,並告知他們如果不住手就會面臨上帝的懲罰。第二部分是描述天主教的教義和蒙古人應該皈依的原因。

儘管教皇英諾森四世懷著良好的意圖,但是這些傳教的嘗試皆以失敗告終,主要是因為教皇以及其他歐洲人可能都不太了解草原上的外交和蒙古人的實力。貴由大汗對英諾森四世的回信以簡短、清晰和語氣兇惡而著稱。貴由回信的核心內容便是,蒙古人已經征服了所有對抗和不肯臣服於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們的人:

天命令我們消滅他們,將他們交到我們手上。如果不是天如此做,人怎能辦到?你們西方人相信自己獨為基督徒,而他人非也。你們如何知道天將降恩於何人?我們崇拜上天,以天之力,從東到西,摧毀大地。若非天之氣力,人如何能做到?……如果你們不相信我們的話,不遵守長生天的命令,不聽從我們的忠告,我們將確認你們意圖開戰。其後果我們不知道,只有天知道。

教皇英諾森四世在收到貴由的回信之後,又發出了第二封信,聲明自己無意開戰,只是尋求救贖蒙古人的靈魂。不幸的是,他也從根本上破壞了自己的懷柔企圖,因為他堅持說蒙古人有遭到上帝懲罰的危險。相當清楚的一點就是,英諾森四世徒勞無功,因為這一說法無法動搖蒙古人,他們相信天是站在自己一邊的。而且在蒙古人的眼中,教皇並不是上帝在世上的唯一代表。

教皇英諾森四世並不是唯一一位試圖與蒙古人達成某種和解的基督教領袖。法國國王路易四世也派出使節,前往蒙古大汗處尋求結盟,以共同抗擊穆斯林。這些使節也失敗了,因為蒙古人將他們看作向蒙古臣服和納貢的人。

事實上,蒙古人有充分的理由將路易四世的使團看作臣服的象徵;路易四世為奪回基督教聖地而付出了全部的熱情和努力,但是他的失敗遠遠多於他取得的微小勝利。在蒙古人看來,路易四世向他們表示臣服以獲得幫助來對抗他的敵人,尤其是在第七次十字軍東征(1248-1250)失敗之後,這是很合乎邏輯的。

因此,基督徒向蒙古人傳教的早期嘗試,或者至少是與他們拉近距離的努力,都是十足的失敗。這可能主要應歸咎於教廷對其他宗教的態度。西歐儘管捲入了十字軍東征,但與世界上其他地區相比仍然是一種閉塞的文化。歐洲人的思維模式在整體上比駐聖地的法蘭克人、與之敵對的穆斯林甚至已經處在蒙古人統治之下的羅斯人都更加閉塞。除了與東方的東正教以及西班牙和西西里的伊斯蘭教相鄰的邊境居民,歐洲拉丁人與其他文化沒有足夠的接觸,尚未認識到文化交流中的隔閡,不論是宗教、外交還是其他方面。

西歐人傾向於認為自身高於所遇到的其他任何族群、文化和宗教。教廷痛斥穆斯林君主不允許基督教傳教士在其領地內傳教,但是教皇英諾森四世並不認為這種禁令應該是相互的。因此,天主教的傳教士和教皇們蔑視土著風習,認為聶思脫里派基督徒走上了歧路。這也導致他們在試圖將蒙古大汗引向天主教信仰的同時,也向蒙古人發出了上帝懲罰的警告。對於西方人而言,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天主教,此外別無他路可行。

這並不是說,這條路一定是筆直且狹窄的。教皇英諾森四世確實嘗試了減緩對異教和異端用兵。1245年,他發布了教皇訓諭,與教皇格里高利九世(Gregory IX)於1235年發布的訓諭類似,為促進傳教而授予了傳教士以特別權力。

其中最重要的四項特權是:有權在任何地方聆聽懺悔;免於被開除教籍之罪;允許在各種不規範的儀式下皈依;在基本上不偏離天主教道路的情況下儘可能簡單地實現皈依。此外,訓諭中還包含了一個列表,其中列有18種人,包括各種族群和教派,都被設定為傳教的目標。可以想見,鑒於蒙古帝國幅員遼闊,這18種人多數都住在蒙古控制的地區。

即使有了這些新的特權,天主教傳教士也沒能對蒙古人造成影響。西方人視野狹隘,自視甚高,這可能對他們的傳教活動造成了最壞的影響。聶思脫里派基督徒的存在沒有任何助益,因為他們為蒙古人展示了基督教的一種樣式。儘管蒙古人當中有一定數量的聶思脫里派基督徒(即景教徒),但是蒙古的大汗們總體上對他們不太尊崇。而聶思脫里派基督徒整體上對於各種文化及其融合的態度更加開放。

休斯頓(G. W. Houston)寫道:

“聶思脫里派的傳教活動大概不抱有這些(與天主教一樣的)偏見,(聶思脫里派基督徒)自由地將地方宗教的風習納入其教派之中。”

哈贊諾夫(Anatoly Khazanov)對於教廷到蒙古傳教的失敗有另外一個相關的觀點:

竊以為,他們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與他們宣稱教會權力高於世俗權力有關。游牧統治者擔心,皈依基督教將威脅到他們的獨立性。

這兩位學者的觀點都是正確的,至少是部分正確的。如休斯頓所揭示的,聶思脫里派基督徒相對於天主教徒確實有一個優勢,即他們的教派融合性更強,能夠接納各種文化。不僅如此,如哈贊諾夫正確觀察到的,聶思脫里派基督徒沒有像教皇在歐洲那樣,在蒙古人之上建立任何神權。

另一方面,我必須反對哈贊諾夫提出的蒙古統治者擔心皈依天主教將導致失去獨立性這一觀點。有很多證據表明,蒙古人不會容忍任何對他們權力的威脅,不論來自世俗勢力還是宗教人物。

成吉思汗處死了帖卜騰格里,就是因為這位強大的薩滿試圖掌握政治權力。蒙古人終結了阿拔斯王朝哈里發的統治,因為哈里發至少在理論上能夠得到神權和世俗權力。鑒於教廷試圖將自己置於世俗統治者之上,如果蒙古人侵入羅馬,那麼教皇大概會遭遇與哈里發相同的命運。不過,種種事件令教皇相信,自己能夠讓蒙古人皈依。

失敗的傳教

我們能夠理解,為什麼很多基督教傳教士誤認為蒙古帝國皈依的條件已經成熟。蒙古草原儘管在多數時代都不處於東西方交通的主路上,但即使在蒙古帝國形成之前也並不是與其他宗教隔絕的。

在約1009年,傳教和商業的聯繫逐漸使蒙古草原中央的克烈人皈依了景教。這一年,巴格達的聶思脫里派主教收到了木鹿城主教阿卜迪朔(Ebedyeshu)的信件,信中稱克烈人需要牧師和執事去施行洗禮。皈依者的確切數目不詳,但是一般認為有20000名克烈人。很多乃蠻人、蔑兒乞人和汪古人也皈依了,不過是基督教與薩滿教並存。

因此,克烈、乃蠻、蔑兒乞、汪古諸部被納入大蒙古國之後,景教分布廣泛,但在蒙古人中並不佔主導地位。無論如何,大多數蒙古人仍維持其原初信仰。儘管景教徒並不佔多數,但他們對蒙古人造成了顯著的影響,尤其是因為很多蒙古精英的妻子以及統治機構中的一些高級官員都出自克烈、乃蠻諸部。

窩闊台汗(1229-1241年在位)的宰相鎮海(卒於1252年)就是一名景教徒。此外,拖雷之妻克烈人唆魯禾帖尼(卒於1252年)、窩闊台之妃蔑兒乞人脫列哥那(卒於1246年)、貴由之妻蔑兒乞人斡兀立海迷失(卒於1252年)等人也都是景教徒。教廷一直將大汗的基督徒后妃視為使大汗皈依的一條途徑,然而這條途徑的傳教效果是極小的。無論如何,基督教的影響在帝國上層是存在的。

蒙古帝國分裂之後,蒙古人與西歐的關係進入了考慮結盟的新階段。不過在這一階段,基本上是由蒙古人發起聯繫,而教廷則小心翼翼地接受蒙古人的提議,同時對蒙古人的皈依漸已不抱樂觀態度。

平心而論,教廷確實也嘗試了向蒙古人傳教的新方法,但宗教本質的隔閡仍然無法逾越。蒙古人提出與匈牙利國王貝拉四世聯姻,教皇亞歷山大四世(Alexander IV)強硬地教導他謝絕了聯姻。亞歷山大四世承認,蒙古軍事機器確實是他面前的一個威脅,但他也正確地認識到,這種聯姻最終會導致匈牙利屈服於蒙古。

支持亞歷山大四世邏輯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個原因是蒙古人不是基督徒,因此在教廷看來是無法信任的。蒙古人沒有受洗,又怎麼會尊重在基督教堂中的宣誓,而這是鞏固聯盟的通常做法。第二個原因則更為準確,聯姻會讓匈牙利成為蒙古的諸侯,而不是對等的盟國。前文已論,這是蒙古人的標準做法。汗的女兒實際上代表她的父親成為當地的統治者或執政者。

無論如何,這些問題都沒有妨礙教廷希冀蒙古統治精英(當然最好是汗)皈依,並相信民眾會加以效法。儘管之前蒙古與教廷的關係史顯示蒙古人不會皈依,但是教廷仍然沉溺於這一美夢,因為蒙古上層有不少基督徒。

這並不是沒有證據的,因為對蒙古人皈依的樂觀態度出現於蒙古帝國分裂之時。伊利汗國開始與羅馬交涉,尋求盟友來抵禦敵對國家的包圍。1274年,伊利汗阿八哈的使者邁出了移除主要障礙的第一步-他們受了洗禮。因此他們不再是異教徒了,可以代表阿八哈汗進行交涉。

教廷不滿足於這第一步,並將蒙古人皈依一事的重要性置於近東拉丁王國的存在之上。如同他們與希臘人的關係一樣,他們答應以軍事聯盟報答其皈依。馬爾頓(James Muldoon)認為這一安排存在一個嚴重的瑕疵,他寫道:“教廷為希臘人和其他求援的人提供軍事援助的能力變弱了,教皇似乎更加堅持在對方臣服後才答應提供援助,但實際上根本無力提供。”

教廷無法滿足協議中的條件,例如對埃及的馬穆魯克發動進攻,這樣一來蒙古人就沒有什麼理由皈依了。教廷還面臨著其他的問題。即使在蒙古人看起來對基督教空前地興趣盎然時,前往蒙古人地盤上的基督教傳教士也仍很匱乏。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馬可波羅家族。當波羅兄弟於1269年從忽必烈大汗的宮廷回來時,他們帶回了大汗給教皇的信件。忽必烈要求教皇派100名有教養的人來教他基督教的教義。教皇只派出了兩名傳教士,他們剛到蒙古人的地盤就返回了。我們不能完全怪罪這兩名傳教士。有很多故事和流言說蒙古人是歌革(Gog)和瑪各(Magog)之子,來自地獄,也有很多關於蒙古人行徑的傳說。因此,前往蒙古人控制的地區並居留數年,對於任何預期的志願者而言都是令人畏懼的經歷。

因此,教皇在與伊利汗的通信中經常只談皈依,遣使送來的信中解釋了基督徒對於統治者的教化。1291年,教皇尼古拉斯(Nicholas)遣使去見伊利汗旭烈兀之子帖古迭兒,後者的洗名也是尼古拉斯。

在這封信中,教皇尼古拉斯警告帖古迭兒,在使其他人皈依基督教時,他不應顯著改變其生活方式。教皇尼古拉斯特別警告了服飾的改變,這將是一個非常明顯的改變,會引起皈依者與其他人之間的衝突。尼古拉斯與之前的幾任教皇不同,他認識到讓皈依者既為蒙古人亦為基督徒(而非只是基督徒)是十分重要的。然而不幸的是,對於基督徒而言,這種認識來的太晚了。

如何看待基督教在蒙古傳教的失敗?

如何看待基督教在蒙古帝國傳教的失敗?答案可能部分關係到蒙古人如何看待自己。顯然,他們相信是“長生天”授命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統治大地。這一信仰被學者們命名為“騰格里主義”。騰格里主義中還包括一個觀念,即天上只有一個神,地上只有一位大汗。

起初,蒙古人的敵手是游牧勢力,與之有著類似的文化,通常也實踐著相同的薩滿教信仰。雖然乃蠻人和克烈人中都有景教徒,但我們並不清楚其基督教信仰有多深。這似乎是一種融合的形態,其中包含了傳統的草原信仰。隨著帝國的擴張,蒙古人遇到的文明擁有更為複雜的宗教實踐,更加關注死後世界而不是天命。在蒙古人的生長環境中,死後世界與當下世界非常相似,因此蒙古人很可能認為強調死後世界的那些宗教沒有什麼用處。畢竟,如果生前為汗,死後亦必為汗。

而且在成吉思汗的眼中,這些宗教能為其信徒提供什麼保護呢?他打敗了克烈部的王罕和乃蠻部的諸汗等景教徒。正如豁兒赤預言的那樣,他統一了蒙古諸部。隨著蒙古征服了更多的國家,這進一步證實了蒙古人受天之命統治大地。

不僅如此,蒙古人也發現宗教可能是分裂的工具。于闐的穆斯林歡迎蒙古人的到來,寧願接受一位未知的統治者也不願被佛教徒統治,因為他們會遭到後者的迫害。蒙古人哪有什麼動機去信仰這些被征服民族的宗教?很自然地,蒙古人不想冒犯任何宗教,所以他們也不會進行宗教迫害。

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多人相信蒙古人逐漸轉向了一神教。這可能是因為他們提及了“長生天”,以及他們向域外政權致書的方式。不過,騰格里主義在13世紀中葉演化為一種更複雜的形態,如沙比拉(Sh. Bira)所論,它確實成了一種一神教。

沙比拉斷言,騰格里主義是蒙古征服背後的力量源泉。但我們必須謹慎對待這一觀點。蒙古人確實相信他們統治世界是上天的旨意,但這是出於騰格里主義的宗教熱情,抑或只是解釋他們無與倫比的成就?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也是研究中的疑難所在。而非蒙古人是否是在相同的語境下理解騰格里主義的,也是很有疑問的。哈贊諾夫寫道,蒙古人的一神教傾向“反映出的不是他們自身宗教的演化,而是信仰一神教的觀察者們的渴望”。

總之,蒙古人能在帝國分裂之前拒絕皈依一種世界性宗教的原因有以下幾條。首先,他們相信自己是奉天命征服世界的。騰格里主義的概念很有力量。在這一背景之下,基督徒的上帝、穆斯林的安拉以及所有其他關於神靈或天神的概念,都可以輕易地被納入“騰格里”之中。人們如何稱呼“天”並不重要,蒙哥汗說:“手有五指,天有諸道。”因此,既然人們信仰的是同一個“天”,為何要改宗呢?汗廷中舉行的多次神學論爭,對蒙古人而言一定是有趣而又費腦筋的,因為參加者的論辯都很哲學化。

這引出了第二點。既然他們崇拜同一位神,所以就沒有理由在宗教層面迫害其他人。因此,蒙古人很自然地對所有宗教都十分寬容,這種態度在那個時代是很少見的。這種寬容擴大到所有宗教,只要他們不發表政治宣言威脅蒙古人的權力即可。

第三,對基督教而言,皈依是毫無理由的;而蒙古軍隊消滅了所有的反抗者。這些宗教看起來提供不了任何策略性益處。當然,蒙古人也沒有迫害這些宗教的信徒,而他們對於崇奉一神的解釋並沒有產生讓蒙古人改宗的吸引力。

最後,基督教向蒙古人傳教失敗的原因之一是一個文化問題——禁酒。基督教並不禁酒,但擁有禁酒的觀念。魯布魯克在前往蒙哥汗廷的途中就遇到了這種情況。

在駐紮於黑海草原某地的蒙古軍統帥斯合塔台的營帳中,魯布魯克遇到了一位想要改宗基督教的穆斯林,估計是一名突厥人。但這個人擔心自己不能再喝忽迷思(即發酵馬奶酒)了,這是游牧民飲食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在夏季。

魯布魯克非常喜愛忽迷思,便勸說此人,但是徒勞無功。魯布魯克在那裡遇到了幾名基督徒,包括希臘人、斡羅思人和阿蘭人,他們懷有相同的感傷。基督徒不僅不可以喝忽迷思,而且如果喝了他們就不再是基督徒了,“牧師會將他們趕走,如同他們悖離了基督信仰一樣”。

我們不清楚蒙古人是否聽說過這一點,但蒙古帝國的很多基督徒都將忽迷思看作非潔食的。這也需要從宗教的視角來看。蒙古人是異教徒,那麼對於這些東方的基督徒而言,蒙古人喜愛的飲品定然是不敬神的。無疑,牧師們會指出忽迷思不見載於《聖經》。對於天主教徒而言,魯布魯克很喜歡忽迷思,柏朗嘉賓甚至毫不在意,因為他們此前沒有接觸過草原文化,只是感到很新奇。

無論如何,隨著蒙古人與東正教之間的接觸越來越多,如果蒙古人要皈依東正教,就必須戒除忽迷思,而這是他們文化中至關重要的部分,戒除忽迷思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失去了“蒙古性”。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來源:文化縱橫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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