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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越勝:周先生教我讀《自願奴役論》

先生當時曾對我說:「做奴隸不可怕,人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而淪為奴隸的情況時常會有,但記住不要自願做奴隸。讀書思考就是為了提醒自己,不要淪為奴隸而不知」。

愚昧與虛榮竟會比智慧更有力量,真乃怪事!——馬可·奧勒留

一九七五年夏,唐山大地震,北京亦受波及。周先生那時住在朗潤園,房屋受損,又怕餘震傷人,學校讓所有人都搬到操場空曠處,搭建地震棚棲身。我知道周先生家中缺人手,又有生病的大姐拖累著,先生年紀大了,我放心不下,便從清河趕往北大看望周先生。那天天陰沉沉的,又潮濕悶熱,騎車到了北大,全身都濕透了。在未名湖畔一塊空地上,北大的一些老先生和家屬都住在倉促搭建的地震棚里,一眼看上去,彷彿一片戰亂景象。我在一片混亂中找到了周先生。他正坐在椅子上看書,手拿大蒲扇不停地扇,驅熱也驅蟲。他見我來了,露出驚喜的樣子,連聲問我怎麼能在這“亂軍之中”找到他。我想這幾日先生一定悶壞了,便提議出去走走。我陪著周先生在圓明園徜徉半日,那天談了許多,先生的一些話讓我永生難忘。我在《燃燈者》一書“輔成先生”一章中有詳細記載。傍晚時分回到北大,周先生執意要上樓給我取他囑我讀的書。在他的書房兼卧室里,他交給我幾冊書,又從抽屜中拿出一疊稿子,說這篇東西,你可以讀一讀,請人譯了,但未發表,也未收進資料集。我接手一看,是篇手稿,謄寫在方格稿紙上,題目是《自願奴役論》,著者是拉波哀西。我當時既不知拉波哀西其人,更不知道有這樣一篇震爍古今的反暴政奇文。周先生囑我一定要保存好,僅此一篇,沒有備份的。我小心翼翼接過稿子之後,先生聲音低沉地說,托爾斯泰是流淚讀這文章的。

初讀《自願奴役論》,曾和先生有過討論。先生當時曾對我說:“做奴隸不可怕,人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而淪為奴隸的情況時常會有,但記住不要自願做奴隸。讀書思考就是為了提醒自己,不要淪為奴隸而不知”。四十多年了,先生教我讀《自願奴役論》的情景歷歷在目。來法國後,我曾幾次循著拉波哀西的足跡,在盧瓦河畔,在奧爾良、布魯瓦、龍薩堡追慕拉波哀西的行跡。也數次重讀《自願奴役論》,思索暴政為民眾認可的機制,思索拉波哀西所闡明的非暴力反抗的可能性。萬俊人先生主持周先生紀念集,囑我撰文,我想記下點滴思索,以紀念周先生當年啟迪之恩。

拉波哀西1530年出生在佩里戈爾地區的薩爾拉,他的家庭是個貴族,他父親是佩里戈爾地區的王家官員,他的舅舅是波爾多高等法院主席。他很小時父親就去世了,跟隨叔叔長大,他周圍的家族成員大多是法律界人士,這使他從小就受到極好的人文教育。後來他的興趣轉向古典文獻學,深入到古希臘羅馬典籍中,這是自文藝復興以來文化人的風尚。他們要擺脫神學教條,而借古代文化重新煥發思考的樂趣。拉波哀西學著用法語、拉丁語、希臘語寫詩,創作了不少愛情十四行詩。隨後又投身去翻譯普魯塔克、維吉爾和阿里奧斯特的著作。他特別喜愛普魯塔克的作品,這位偉大的古典作家那部永恆的經典《希臘羅馬名人傳》激勵了一代代的思想家,那些反抗暴政、爭取自由的希臘羅馬英雄人物,對拉波哀西的影響至深。

他就學於奧爾良大學法學院,當時盧瓦河一帶是法國王室活動的主要場所。盧瓦河畔,有重要的皇家城堡,像布魯瓦、昂布瓦斯、香波堡、雪儂堡,這裡有很多法國王室的歷史,像布魯瓦城堡,王太后美第奇的卡特琳和亨利三世誅殺吉斯公爵就在這裡。弗朗索瓦一世把義大利文藝復興引入法國,修建香波堡,甚至把文藝復興三傑之一達芬奇都接到了法國,在昂布瓦斯城堡旁給他一座莊園安度餘生。達芬奇死後就埋在盧瓦河畔、昂布瓦斯城堡內的聖約翰小教堂內。龍薩是美第奇的卡特琳的宮廷詩人,而拉波哀西也曾夢想做個詩人,所以他和七星詩社的龍薩等詩人均有交往。龍薩有詩:“歲月去匆匆,更嘆人易去。倏忽不移時,人已眠新墓”。拉波哀西英年早逝,32歲就去世,正是合了龍薩的詩意。但拉波哀西一生中更重要的一件事,是他與蒙田的友誼。蒙田是法蘭西文藝復興的一位巨人。他的《隨筆集》直到現在仍為人喜愛,常常被人引用,而他初入道時,深受拉波哀西的影響。所以為拉波哀西,他留下了名文《論友誼》,蒙田在文中寫道:“我特別要感謝《自願奴役論》,多虧了它,我和拉波哀西才有了第一次接觸,從此也就開始了我和拉波哀西的友誼。肯定地說,這樣的友誼實屬罕見,在人之間是前所未有的”。拉波哀西生前把全部文稿和書籍交由蒙田處理,《自願奴役論》的正式刊發就是由蒙田付印的。

拉波哀西所講的自願奴役,是指在暴政之下,民眾並不反抗,看起來他們是同意暴政對他們的壓迫。他為此感到痛苦,並以他那顆熱愛自由的心靈,體會同胞在被奴役狀態下的感受,並指出他們的實際狀況。拉波哀西出身於法國的貴族階層,他關注反抗暴政暴君的問題,並為此撰寫文章,是符合歐洲貴族階級的歷史邏輯的。在歐洲,貴族從來都是反抗和制約君權的主要力量。比如人類歷史上最著名的英國大憲章,就是英格蘭貴族逼迫英王約翰簽署的,主要的內容就是不許英王侵犯貴族的利益。這些貴族們認為,不捆住君王的手腳,他就一定會成為暴君,推行暴政。英國思想家洛克給暴政下過一個定義:“暴政就是行使越權的、任何人沒有權利行使的權力。這就是一些人運用他所掌握的權力,不是為處在這個權力之下的人們謀福利,而是為了獲取他自己私人的獨特利益。統治者如果不以法律而以他的意志為準則,如果他的命令和行動不以保護他的人民的財產為目的,而用來滿足他自己的野心、貪慾,這就是暴政”。當然,在現代政治生活中,統治者不僅僅是君王,還可能是某一個政黨所代表的權勢集團,因此對自由的思考和利益與個人財產相關,所以拉波哀西在談奴役之前,先問了一個問題,在一切物品都歸一個主人所有的國家裡,還會有所謂“公共的財富嗎?”正像我們都熟悉的,在蘇俄共產體制下,國家的財富是以全民所有為名義的,但其實是一黨獨佔的。政府怎樣去徵稅、花費,不管是浪費還是中飽私囊,普通民眾是完全沒有發言權的。這就是拉波哀西所問的,一切財產歸一個主人的國家裡,是沒有公共財富的。隨後,他就描述了一個讓他吃驚和不解的問題,無數群眾不僅順從這樣一個財產獨佔的制度,而且被驅趕到奴隸狀態中,不僅受統治,而且被侮辱。這些普通的民眾實際上是每日在遭受搶劫,他自己的生命都不能由自己支配。但是這個搶劫並不來自外國的軍隊,也不來自野蠻的部落,而來自一個人,這個人往往是這個國家中最懦弱的一個,他生於深宮,長於婦人之手,出入都要由別人來保衛,可是他卻能夠奴役一國之人。拉波哀西說,如果三兩個人不能保護自己,受暴君的壓迫,我們還可以相信,說是他們缺乏勇氣。但是如果千百萬人都默默忍受,那隻能說缺乏的不是勇氣,而是反抗的願望。三兩個人可能會害怕,但是千百萬人甚至千百個城市都默默地服從,那就是一種惡習,它都不配被稱為懦弱。在這種情況下,就只能稱之為自願奴役了。

拉波哀西認為這種自願奴役是一種惡習,所以他大聲疾呼,“貧窮、悲慘、愚蠢的人民和民族,是你們自己決定了自己的不幸。你們看不到自己的利益,就在你們面前。你們眼睜睜看著自己最好的收成被拿走,田地被蹂躪,住宅被搶劫。給你們帶來災禍的那個人的強大,是你們自己給他的。如果你們不把自己的眼睛給他,他哪裡來那麼多眼睛來監視你們?如果你們不把臂膀借給他,他哪有那麼多臂膀來攻擊你們。要不是通過你們,他怎會有凌駕你們之上的權力?如果你們不縱容搶劫自己的盜賊,不是殺害自己的凶手的幫凶,如果你們不背叛自己,他又能奈你們何?”拉波哀西的這些責問後面,隱藏著一個重大的原則,就是自然法的原則。這個原則認為,在人間的諸種立法之上,還有一個至高無上的法,是人間一切是非對錯的終極標準,是一切道德規範的基礎。它代表著最高的正義,卻不是人所能設定的,它提供那些處處有效卻無需證明的原則,比如我們現在常說的人權高於主權,這就是基於自然法的。在拉波哀西看來,個人的尊嚴和自由是人的自然權利,是與生具有的,它不該也不能被放棄。而自願受奴役則是違反自然的、病態的,因此是一種惡。他有一段很精彩的話:“難道大自然沒有在人內心中注入對自由的渴望?自由是如此莊嚴宏大,如此值得追求的恩典,一旦喪失了它,一切惡便會接踵而至。因奴役而造成的墮落,會使一切美好的事物黯然失色”。

拉波哀西設想改變這種狀況的方法,看起來很簡單,可稱之為“自動放棄”,也就是說轉過身來對暴政說“不”。他說,你們可以從這種悲慘的、牲口不如的被奴役狀態中解放出來,只要你們去嘗試,你們不用去和暴君作戰,只要你們表示出你們不願意再受奴役,暴君就失敗了。不要你們剝奪暴政,而只要你們不再供養暴政。停止服從,停止順從,就是不再給自己套上枷鎖。對於暴君而言,你越臣服,他越強大,他的高高在上只因為普通人都匍伏在地。拉波哀西反覆說,如果沒有任何人屈從,而只是簡單地不服從,那麼無需任何暴力,暴君就會像失了養分的樹榦,枯萎死亡。

別以為拉波哀西在說夢話,他這個思想提出了對現代影響至深的大問題“非暴力反抗和公民不服從”。他極大地影響了托爾斯泰、梭羅、甘地,他們把這個思想付諸了實踐,所以拉波哀西是公認的非暴力反抗思想的奠基人。當年托爾斯泰反覆讀這篇著作,讀到淚如雨下。其實,拉波哀西的邏輯是簡單清晰的,既然一個暴政統治的實現要基於大多數民眾的默認,表現為他們渾然不覺地循著暴政規劃好的軌跡行動,那麼一旦他們不再循常規行動,就意味著撤回同意,暴政就必然垮台。所以拉波哀西說“一旦決心不再當奴隸,你們立刻就自由了。我不號召你們動手打倒暴君,而只要你們不再支持他,你們就會看到他的基座被抽掉了,他會摔得粉碎”。這和我們經常說的底線原則有相通之處,如果人們堅持絕不附和暴政的宣傳欺騙,而是沉默,絕不去向暴政檢舉揭發,而是盡自己的能力保護那些被迫害的人,絕不參與暴政組織的、針對個人的批判,不舉拳頭呼口號,暴政的運動便不能實現,就像當年在納粹黨的集會上,那個雙手抱在胸前、堅決不行納粹禮的德國人奧古斯特·蘭德梅瑟一樣。你可以想像一下,當時會場中成千上萬條手臂高舉如林,希特勒萬歲的呼聲震耳。如果這個場面換成每一個人都雙手抱在胸前,沉默不語,納粹黨的這種集會自然就無法進行了。如果那些受納粹奴役的人,聽拉波哀西的話,顯示自己的自由意志,全體轉過身來,對納粹說不,希特勒的統治又豈能長久。問題在於,他們為什麼舉手?

人生而自由卻身陷奴役。暴政憑藉暴力強制、教育宣傳、利益收買,使人喪失他的自由本性,甘願為奴,以至不再知道自己的生活正處於被奴役的狀態。在拉波哀西看來,自由是人與生具有的,這完全不需爭論。這是因為這個權利是人之為人的特性,它來自自然法的規定。同樣,在自然法的原則之下,人人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無權奴役其他人。用拉波哀西的話來說:“自然——上帝的管家,人類的統治者,用同一個模子鑄造了我們所有人,讓我們彼此相像”。他甚至認為,人在素質能力上的差異,也是自然有意安排那些強大的人去幫助弱小的人。因此一些人奴役另一些人是違背自然的。如果有人否認自己有自由這種天然權利,那他簡直牲畜不如。以拉波哀西的標準,那些幫助暴君來詆毀人的自由權,歌頌暴政的人,是最大的邪惡和罪過。那麼,又是什麼壞運氣讓人忘掉了他的原初自由狀態並不想恢復呢?

拉波哀西區分了三種暴政:其一,統治者的地位是靠選舉而得。他在這裡指的是古羅馬共和時代對執政官的選舉。凱撒、西塞羅,都是靠選舉取得執政官的位置。而凱撒被謀殺,也正是因為布魯圖這些人認為他要做帝王,改變羅馬共和的性質。其二,是靠武力奪天下。其三,是靠傳位繼承權力。在拉波哀西看來,靠武力奪天下,他統治的,實際上是一個被征服的國家,所以它的治下是搶來的奴隸。生來就是王的人,也就是靠繼承上位的人,從小就喝專制的奶水長大,他的治下是繼承來的奴隸。那些靠選舉上台的人,一旦失去制約,被人吹捧,便會自以為偉大,他會偷偷地把權力傳給他的孩子,而這些孩子因為自身缺乏合法性,會變得格外凶殘。他們鞏固暴政的方法,就是迅速抹去人民對自由的記憶,因為失去了自由記憶的臣民才好統治。

拉波哀西的這種入木三分的分析,有著歷史的證據。他說:“他們那樣輕易自願地臣服,好像他們不是丟掉了自由,而是贏得了奴役”。拉波哀西認為,教育培養會使人形成習慣,這可以是習慣於自由,也可以是習慣於奴役。他舉出斯巴達的立法者萊庫古使斯巴達人只知道尊重法律和理性的例子。當時,斯巴達決定,派兩名使者去波斯王薛西斯那裡贖罪,這是因為在希臘與波斯的戰爭中,斯巴達人殺了波斯的使者,他們認為這是不應該的,應該去贖罪。這兩名斯巴達人到了波斯人那裡,一位波斯官員對他們說,你們要是聽我們國王的話,國王會讓你們成為希臘城邦的統治者。斯巴達人卻回答說,你僅僅享受過國王給你的好處,卻不知道我們曾享有的好處,那就是做一個自由的人。你不明白自由是多麼美好,如果你知道了,你就會同意,我們會用一切力量,長矛盾牌,甚至牙齒和指甲來捍衛自由。拉波哀西還舉了一個例子,在荷馬史詩《奧德修記》中,西米族住的國度,一年只有半年的光亮,那些習慣了黑暗的人,從來沒有尋找光亮的願望,因為“人不會嚮往他從不知道的東西”。結果習慣就成了自願受奴役的原因。人們生活在不自由中,卻認為事情一直如此,本該這樣。

但是拉波哀西並不絕望,他認為,只要有教育的存在,知識的傳播,人總會了解自由的理念。他說,無論怎樣,都會有一些人,他們能覺出枷鎖的沉重,他們像奧德修斯一樣,永遠尋找。假使自由真消失了,他們也要把它重新創造出來。但是他們的狀況卻不妙。暴君一定要隔絕他們,不讓他們聯合,不給他們行動和思想的自由,讓他們空懷抱負卻無能為力。而對於普通人,暴君最有效的一招是讓他們墮落。墮落的人最懦弱和順從。暴君讓人忘記奴役,保持馴服的手段,除了培養不自由的習慣,還要引導社會腐敗。拉波哀西舉波斯王居魯士佔領呂底亞後,為了平息反抗,下令在城內開妓院和酒館,因為人容易向誘惑屈服。所以那些羅馬暴君,每到有需要的時候,就會向老百姓發紅包,開酒宴,用角鬥士娛樂民眾。在這種情況下,很少有人不喊“皇帝萬歲”,這些娛樂、小恩小惠,是暴君的工具。所以拉波哀西告誡我們,暴政為了鞏固它的統治,一定會訓練民眾,要他們崇拜暴君。所有暴君都需要造神,而且一定要狠狠打壓那些不忘記自由的人。所以還是黑格爾說得對,太陽底下沒有新東西,那些古老的統治手法,在現代一樣適用,有時換了面貌,實質卻沒有絲毫變化,中心目的只有一個,讓奴役成為自願的。這也就是說,讓統治表面上看起來是得到普遍同意的,但歷史卻告訴我們,沒有萬古不變的暴政。

拉波哀西知道這一點,所以他的分析集中到暴政的統治手法上。他稱暴政維持的機制是“贓物分享制”。他說,“這是關鍵之處,是暴政的發條和秘密”。在一個暴君身邊,總有幾個心腹死黨,他們通過暴君來施行統治,在他們下面,又有一批人使統治運轉起來。這批人在推動暴政運轉時,從中分贓。當所有的利益都掌握在暴君手上時,就會有些人認為暴政帶來的直接利益,勝過對自由的追求。拉波哀西說,一個人身上有壞疽,會讓整個軀體感染潰爛。所以一個暴君他身邊會聚攏來那些腐敗的野心家和邪惡的人。這些人為了更多的分贓而努力作惡,結果暴君還沒想乾的事兒,他們都敢幹。其實他們是可憐而悲慘的,這就是我們常說的,暴政體制中沒有幸福的人。

暴君每日要提防別人,他的生活是焦躁不安的。色諾芬寫過一部《論僭政》,裡面就描述了暴君生活的焦躁不安。而他身旁的那些幫凶,也如撲火的飛蛾追逐光熱卻焚身而亡。拉波哀西還有一個重要的觀點,暴君會把作惡的行為擴大到社會中的大多數人,這樣邪惡人人有份,罪行人人沾血,人們就會更甘心受奴役,因為這個奴役成了他生存的安全保障。我們只要回想一下文革中的情況,就不能不驚嘆拉波哀西五百多年前的洞見。為什麼曾受過暴政之苦的人,一旦登上高位,會翻臉成為更兇狠的暴君?那是因為在制度不變的情況下,他的統治仍然依賴著一個暴政體制,這個體制的運轉永遠循著它自身的規律。於是他身旁也會聚集起一群佞臣,吹捧諂媚的小人,入伙的分贓者。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對自由的記憶和嚮往,都是對他的直接威脅。他在暴政下曾受過的苦難,成為縈繞不去的噩夢。他更懼怕權力的喪失,他會更嚴酷地對待所謂異議者,更緊地把握住權柄。一開始或許是因恐懼而生的自保,隨後就像吸毒上癮的人,再也離不開權力。於是對國民中追求自由的人的迫害,就成為自覺主動的日常工作。

一晃四十餘年,那天先生授我《自願奴役論》時的音容深深印在我的記憶中,宛如昨日。先生駕鶴已八年余,不知幾次先生身影入我夢中,或噓寒問暖,慈祥如昔,或金剛怒目,問小子“近日可曾用功讀書”,恍然夢醒,只有竹影婆娑,清月照梁,不覺想問,先生近來可安好?

(作者惠寄)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縱覽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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