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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痛斥「實驗」治國邏輯 周揚難以自圓其說

——陳寅恪與周揚

1949年後,陳寅恪居廣州,任嶺南大學中文、歷史兩系教授。當時,黨內凡文人氣重的領導到穗後,一般都要看望陳寅恪先生,如陳毅、胡喬木、周揚等。陳寅恪先生為一純粹學人,對於領導的關懷一般都以禮相待,絕無攀緣之意。1959年他與周揚發生過一次衝突。

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中引1961年9月3日《雨僧日記》云:“解放後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態度,人民政府先後派汪筏、章士釗、陳毅等來見,勸請移京居住,寅恪不從,且痛斥周揚(周在小組談話中,自責,謂不應激怒寅恪先生云云)。”

周揚何以激怒陳寅恪先生?1962年周楊在大連創作座談會的講話中曾談及。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曾引述。周揚說:“1959年我去拜訪他,他問,周先生,新華社你管不管,我說有點關係。他說1958年幾月幾日,新華社廣播了新聞,大學生教學比老師還好,只隔了半年,為什麼又說學生向老師學習,如何前後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襲擊了一下,我說新事物要實驗,總要實驗幾次,革命、社會主義也是個實驗。買雙鞋,要實驗那麼幾次。他不太滿意,說實驗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遠,但差一點是可能的……”

周揚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吳宓的日記中說他曾“自責”,可見當時沒能說服陳寅恪先生。

由陳寅恪和周揚的這點關係,我想到了陳寅恪先生的道德觀。陳寅恪先生作為中西文化養育大的一代學人,在為人處事、為學為文,特別是時勢變遷、道德混雜之時,能以極清醒的判斷,持一認定之道德標準而行事,絕不以享受歡樂,富華榮顯而稍有改變,這是何等的氣節。陳寅恪先生認為,一個人在為人行事上不能持有雙重道德標準,而以兩種或多種標準為自己行為的不一互做辯解,他在《元白詩箋證稿》一書中對此有極深刻的分析。他說:“縱覽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移升降,即新道德標準與舊道德標準,新社會風習與舊社會風習並存雜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誠亦事實之無可如何者。雖然,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習紛亂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於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上不同之標準及習俗,以應付此環境而已。”

陳寅恪先生的這種觀念很早即形成,吳宓1961年秋在廣州謁陳寅恪後,知陳寅恪盛讚黃浚《大覺寺杏林》詩中的“絕艷似憐前度意,繁枝猶待後遊人”之句,並在讀書筆記中對陳寅恪盛讚此句做了自己的理解。他說:“至論三、四兩句何以佳,宓以己意為解之如下:絕艷指少數特殊天才,多情多感,而性皆保守,懷古篤舊,故特對前度之客留情;繁枝則是多數普通庸俗之人,但知隨時順世,求生謀利,國家社會文化道德雖經千變萬滅,彼皆毫無顧戀,準備在新時代新習俗中,祈求滔滔過往之千百遊客觀眾之來折取施恩而已。”吳宓的解釋與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中的那段話是一致的,他對陳寅恪的評價是;“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張毫未改變,即仍遵守昔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中國文化本位論)。在我輩個人如寅恪者,決不從時俗為轉移。”陳寅恪先生1949年後的辭不赴京及“著書唯剩頌紅妝”等行為,絕不是一時迂執,而是在固定價值觀念支配下的清醒選擇。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逝去的年代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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