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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問王全璋、高智晟實況 譴責國家恐怖主義

王全璋律師堅持他自己的法律信仰,堅持原則,絕對不向中共這樣一個邪惡的黑權力集團妥協,絕對不按照中共的要陳光誠:求去為他們唱讚歌,或者去撒謊,在央視上作那種認罪。那這樣呢,共產黨如果讓他跟律師,或者跟其他方面……因為要開庭,你就必須有些公開的東西出來嘛!萬一到那個時候控制不了王全璋,中共也會非常非常難堪。這些人……維權律師也好,維權人士也好,有著堅定的信念的人,不像周永康一樣讓他說什麼他說什麼。

送舊迎新、萬家團圓時節,王全璋、高智晟二位維權律師長時間音訊全無、生死難卜

新年伊始,過年臨近,這是送舊迎新、萬家團圓的時節。然而在中國有兩位維權律師——王全璋和高智晟,已經長時間音訊全無。家人不知道他們現況如何,甚至生死難卜。

“709大抓捕”三百多人,現唯一仍有王全璋律師情況不明,律師要求會見屢遭拒絕

2015年在中共當局“709大抓捕”中,先後有三百多位律師和法律工作者被抓。到本節目截稿時,仍有一位現狀不明,就是被抓捕已經917天的王全璋律師。他的代理律師曾多次要求會見,都未獲允許。

1月12日,程海和藺其磊兩位律師前往天津,再次要求會見王全璋,到本節目截稿時仍未獲準會見。

我通過越洋電話,多次撥打程海律師的電話,每次撥號之後,大約一分鐘沒有任何反應,而後是忙音(播放錄音)。

接下來我又多次撥打藺其磊律師的電話,情況也相似。長時間沒有任何反應之後,出現這樣的信號(錄音)。

日前我曾撥打王全璋律師的太太李文足的電話,對方電話的反應也是如此。

1月12日李文足女士在推特上發推文說:“今天本來是要去天津給全璋送物存錢的,但是兒子高燒不退,昏睡了幾天,還在治療中。看到709家屬和朋友發出消息,他們已經到看守所了,這讓我焦灼的心平靜了許多,謝謝你們!感謝所有堅持不懈關注、幫助我們的人,有你的支持我一定會堅持下去!”

王全璋律師和王全璋案簡介

北京的人權律師王全璋曾代理多起敏感案件,維護弱勢群體權益、維護言論自由。例如,為山東記者齊崇淮案和原深圳三級警督王登朝案的辯護、申訴,以及為法輪功學員案件作無罪辯護等。

2015年8月5日王全璋律師北京居所被公安搜查,當時他已經與家人失聯數日。2017年2月14日,王全璋被天津市檢察院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起訴。

高智晟律師簡況

另一位中國律師高智晟自2017年8月13日上午被家人發現從所住的陝北家鄉窯洞失蹤後,至今下落不明。

我撥打高智晟律師的大哥住在陝北家鄉的高智義先生的電話,同樣大約一分鐘沒有任何反應,而後是忙音(錄音)

現年53歲的高智晟律師曾經參與基督徒維權案、陝北油田案和為法輪功修煉者維權,三次發出致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公開信,要求停止迫害法輪功修煉者。

2006年8月15日高智晟律師被警方綁架。同年12月22日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三年、緩刑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回到家中。緩刑期間高智晟多次被綁架、失蹤和酷刑。

高智晟律師獲美國出庭律師委員會的“勇氣呼籲獎”等人權獎。

高智晟律師在五年緩刑將滿,當時已被失蹤二十一個月時,於2011年被送到新疆沙雅監獄服原判的三年實刑。到2014年8月7日刑滿日,家人在這三年期間只獲准兩次探視。高智晟律師出獄後三年多一直被當局軟禁。

2009年初,高智晟律師的太太耿和在友人的幫助下,攜子女逃離中國,後在美國獲得政治庇護。

耿和:中共警察把我跟孩子定性為“在逃犯”,以把我們抓回去威脅家人別跟我聯繫

現在在美國的耿和近日接受我的採訪。

耿和:“也就是新年鐘聲敲響之際,女兒也回來了,我們就聚在一起說‘給家裡人逐一打電話吧‘。很奇怪,電話都打不通。我覺得,這怎麼回事呢?就把一個遠房親戚的微信找到,我說‘你去幫我聯繫聯繫我的家人‘。咋回事都聯繫不通,最後把一個家人的微信給我拉過來,搞成一個三方群……我問‘給你打電話,你們咋不接呀?這咋回事?看到我的電話鈴響了嗎?‘

他們說‘我們都好著呢,沒事。你也別找我們‘。(說是)過年前把他們叫到當地公安,讓他們到那兒去報到,然後還簽字了。內容(他們)也掃了一下,上面說的是,把我跟孩子定性為‘在逃犯‘,還說,如果跟我取得聯繫,還把我抓回去。”

主持人:“從美國抓回去啊?”

耿和:“對,對。家裡面就不敢跟我聯繫。”

耿和:大哥去佳縣和榆林公安詢問高智晟在哪裡,公安現在回復“不知道”

主持人:“你有沒有問關於高律師有什麼下落?官方有什麼說法?”

耿和:“我也老是給家人打電話問,大哥前兩天還說‘我們不僅到佳縣公安局去了,我還親自到了榆林公安,都說沒有消息。也沒有給我們具體的任何說法,到底高智晟在哪裡,他們都說不知道‘。我每天給家人打電話,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就是詢問他到底在哪裡。”

主持人:“以前家人曾經說過,當地警方說高律師被押到北京去了,後來又有當地警方說,已經從北京押回來了……但是都沒有見到高律師本人,沒有人知道他具體在什麼地方……”

耿和:“我問過,‘大哥,不是你以前說的是在北京嗎?十九大完了可能就回來了這些消息‘。他說‘那都是他們跟我這麼講的,現在又說不知道了,也都是他們講的。我怎麼辦?我只有問他們‘。

尤其是過節了,孩子也都回來了,更是我們需要打電話去問這件事的,也要給大哥問候新年。大哥就說‘我今天給你到佳縣去,然後我再到榆林……‘就都去了‘他們說不知道,不知道在哪裡‘。就這麼回復大哥的。”

耿和:中共對高智晟的迫害沒完沒了,還擴大到家人。石場被罰款二十萬元停工十天

耿和:“有一次,無意中家裡沒有接上,被侄媳婦電話給接上,我本能的說,‘有沒有什麼新的消息?‘她說‘沒有消息‘。我說‘那你們現在咋樣?‘她說‘還行‘。自從我先生被抓了以後,對石場進行了罰款,罰了二十萬,停工10天。剛說到這兒,電話就給斷了。”

主持人:“石場就是採石場還是石頭加工廠?”

耿和:“一樣。就是開發石頭的,把石頭切成有規矩的石磚。我就覺得,高智晟2014年8月7日刑滿釋放回家,其實就是法律上自由人了。可是在這三年多時間中,他不僅沒有自由,被軟禁在家裡。去年的8月份又把他抓走了,到現在有五個多月,沒有任何消息。就這,還株連到家裡人,像家裡開的石場,株連懲罰就是罰款20萬元、停工十天。

我知道了這個消息,我心裡很沉重。中共對高智晟的迫害沒完沒了,還擴大到家裡的每一個人,把我跟孩子定性為‘在逃犯‘。家裡面就因為我這樣子,都沒跟我聯繫。”

耿和:受委託的律師燕薪和張磊去佳縣、榆林公安尋找高智晟,對方回答不知在哪裡

主持人:“我給家人委託的律師燕薪和張磊打電話都打不通,先是長時間沒反應,然後就是忙音。現在他們那邊了解的情況怎麼樣?”

耿和:“在元月份,燕薪律師跟張磊律師也去到了佳縣公安和榆林地區去尋找高智晟,他們回答均是‘不知道在哪裡‘。”

耿和:我家女兒尋找爸爸的努力和兒子的心情

耿和:“我們家女兒過年這段期間為了尋找她爸爸,她就給(北京)國保那個孫迪每天撥10遍電話,是她生活的每一天要做的。這一點我是挺感動的,我沒想起來我們家女兒能這麼做。那天吃飯,她說‘媽媽,你看,我給孫迪撥著呢,我每天要撥10次。‘”

主持人:“打通過沒有?”

耿和:“沒打通過。”

主持人:“電話是什麼反應?”

耿和:“就說‘你撥打的這個電話無人接聽‘,有時候就是‘已關機‘。

我也很感動,因為女兒還是能做一點。”

主持人:“過節期間,孩子們有什麼特別的表示?或者表達他們的心情?”

耿和:“我問我們家兒子‘你想不想爸爸?‘兒子說‘媽媽,我離開爸爸時間太長太長了,我真記不得他的長相了。‘”

傅希秋:中國人權狀況日益惡化。我們所作的努力與下一步在國際社會呼籲的行動計劃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成員、美國民間機構對華援助協會會長傅希秋牧師接受我的採訪。

傅希秋:“我們一直非常著急。中共當局又讓高智晟律師再一次失蹤,不告訴家人任何信息。他被拘押或者被綁架到哪個地方?他的身體狀況怎麼樣?都不知道。

我們也做出各方面努力。我聯繫了美國國會幾個委員會和歐洲議會的外交委員會,正在商討下一步行動。很有可能今年上半年早一點的時候,我們會在美國國會和歐洲議會都舉行特別的聽證會。為中國目前日益惡化的人權和宗教自由及法制狀況再向國際做出更大力度的呼籲。

高智晟律師被失蹤。王全璋律師到目前為止,已經九百多天毫無音信,也都是我們特別關注的。還有包括已經在中國監獄裡服刑十五年的王炳章博士,也是我們一直非常關注的。

近期我會在二月初到華府,去跟美國行政當局川普政府的官員、跟國會的領袖,還有連接一些在華府的非政府組織和重要的思想庫,去特別為這些事情來推進。”

傅希秋:從美國到歐洲——我們的努力與國際的關注

傅希秋:“像高智晟、王全璋律師很類似,當然王全璋律師是被失蹤已超過兩年多,更加使人揪心。我們跟我們包括在瑞典、挪威、英國、荷蘭這些夥伴機構一直在密切磋商。

比如,我們在英國的另外一個夥伴機構叫‘國際釋放組織’,他們今年第一季度的主體的行動還是以中國作為的目標。他們會向他們在全英國的支持者發出呼籲,也是向英國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所以我本人也會專程在三月份去英國各地,有一系列的演講和活動。也是為目前這個狀況做出非常具體化的推動。

所以,我們現在發動的這些國際機構也都在把這些良心犯和包括高智晟、王全璋律師、王炳章博士……還有我們所列出的其他‘中國18良心犯‘,都會列在我們特別關注的範圍之內。

我們希望透過這一系列的國際努力,一個是引起國際關注,另外一個是希望這些國家的支持者、這麼多的夥伴機構……還有,我也已列好日程,會去加拿大,都希望能夠在這些個例上有具體化的進展。促使中共當局做出一些起碼的改進,或者對這些案例作出交代。我還希望能夠透過無論是外交努力,還是跟中國對口的立法機關的交流,還是民間組織,還是思想庫等等多方位、多層次地向中共當局施加壓力,希望他們起碼展示一點點基本的人道和法制精神。我們現在確實看到目前的狀況是日益惡化。”

傅希秋:歐洲議會議員電話說,意識到沒有把中國嚴重惡化的人權議題凸顯到應有位置

主持人:“長時間完全不知道人的下落,怎麼界定這種個案?而且還不是一個。”

傅希秋:“那當然是國際法裡邊的‘強迫失蹤‘嘛!就是根據中國自己文字法律也是非法的。

我今天早上……剛剛一個歐洲議會的……目前還不方便說他的名字,一個非常重量的對歐洲議會的中國政策有某些決定性作用的一位議員,專門給我打電話過來。他也是很著急,他意識到,中國……尤其是中國現在這麼嚴重惡化的人權議題,沒有凸顯到它應該有的位置,所以為什麼他就很積極的回應我們的請求。應該這個禮拜我們就可以定下來,我們會專門組織去歐洲議會的聽證,組織一些良心犯的家屬,一起親自向歐洲民意代表去特別解釋。

現在對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至少兩次提名的高智晟律師,有過去這麼多年被迫害、被酷刑的經歷,突然又失蹤五個多月。王全璋作為一個書生的律師,他在2015年7月份就被失蹤、被抓捕到現在也沒有任何消息,你說這個怎麼向國際社會作任何的交代?還奢談什麼法制?你說現在你能要到一個關押的地址……甚至我也看到了,推友們想問問是死是活,你起碼得做一個交代吧?”

傅希秋:王全璋、高智晟現況不明是國家恐怖主義,當局必須給准信,這是最低要求

傅希秋:“現在,情勢到了如此緊急,所以我也非常支持家屬們現在全球作出的一個……包括王全璋的孩子……向國際各國領導人發出呼求,一個基本的人倫的、人道的一個基本的請求,到底是活著,什麼狀況?他犯了什麼罪?要判什麼刑?你總得有個交代吧。

現在連個交代都沒有,真的是我都無法用言語來描述這種悲憤。”

主持人:“連這個人是死是活都不告訴你,這是什麼級別的人權問題?”

傅希秋:“這個應該是國家恐怖主義,都知道709案是國家整體上在負責;高智晟律師的案子從始至終都是由中央負責。所以這不是國家恐怖主義,這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最起碼的要求,第一個就是要求向家屬和國際社會交代一下他們是死是活?活著的話,身體是什麼狀況?在哪裡?起碼給一個準信兒嘛!這是一個最低要求吧!”

陳光誠:高律師在中共魔爪中,可能面臨以前被綁架失蹤期間遭受的酷刑

在美國天主教大學、威瑟斯龐研究所和藍托斯人權基金會從事中國法律和人權研究的盲人人權活動人士陳光誠先生也就此接受我的採訪。

陳光誠:“首先,像高智晟律師被中共這次綁架,五個月不知道下落。現在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場景,就像當初高智晟20個月被共產黨關在軍隊某地下室里長期有人24小時看著他一樣,現在高律師在中共魔爪中,也不知在某一個地方可能面臨著同樣是這樣的場景,就是很多人對他進行這種非法的拘禁關押,其間當然也是伴隨著各種酷刑折磨,在精神上對他進行折磨。共產黨通過這樣的手段來打擊維權律師、維權人士,也是由來已久,不是從現在才開始的。”

陳光誠:王全璋律師被關兩年五個多月不能與律師接觸,這違背中國憲法和國際人權法

陳光誠:“像王全璋律師,現在兩年五個多月被中共綁架以後,當局一直找出各種各樣完全沒有任何道理、既違背中國自己的憲法和法律,又違背國際人權法的一些藉口來搪塞,不讓律師跟他有任何的接觸。

他們給他強行委託陳有西等這些官派律師,這樣的事情自從2005年時我們維權運動興起以後,共產黨實際上是慣用的一種手段,遭到了國內國外各方面的廣泛批評。

後來,中共就在《刑事訴訟法》當中加了一個叫‘73條’,就說如果這些人牽扯到危害國家安全,他們如果認為有必要,可以把人控制起來,半年不通知家人和律師。

但是半年以上怎麼辦?共產黨也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他認為一般人血肉之軀在半年時間內,共產黨足夠用各種各樣邪惡的酷刑手段讓他屈服,屈打成招不得不認罪。”

陳光誠:不屈的硬漢們與中共獨裁專制政權實行國家恐怖主義的鐵證

陳光誠:“但是我們現在看到,‘709大抓捕‘這次打壓剩下(沒音信)的王全璋律師、還有長期遭他們迫害的高智晟律師,以及剛剛被判刑八年的屠夫(吳淦)先生,這都是硬漢子。不僅中共沒有用半年時間把他們‘拿下’,而且現在事隔好幾年了,這些人仍然在堅持他們自己的原則,絕對不向中共妥協。

比如說屠夫(吳淦)最近寫的《上訴狀》、原來那個《獲刑聲明》就寫得很清楚:你妥協認罪,就判三緩三;否則那就重刑伺候。他自己做出了寧可選擇被獨裁政權判刑,也絕不妥協。像這些堅持原則的人,讓中共非常非常頭疼。共產黨自己給自己設定的那個半年的界限,實際上對於共產黨自己來講,沒有任何用處。

在這個法律還沒有被寫進去、沒有頒布實施之前,共產黨又何嘗不是在隨意把中國公民關押失蹤呢?原來,高智晟那時候沒有(這)法律,你把人關在黑監獄裡,關在軍隊地下室里,二十多個月,你於法無據呀。

所以,不管是中共讓中國公民隨意失蹤、被關押,還是通過給他們家人進行迫害來給當事人施壓,甚至也包括幾歲的孩子不讓上學,或者讓孩子和大人一起被非法拘禁在家裡等等,這一系列黑手段,都充分體現了共產專制政權這樣一個黑社會本性,流氓政權的本性,就是這樣一個獨裁專制政權實行國家恐怖主義的鐵證。”

陳光誠:這種隨意讓公民失蹤,已經完全超出我們平時探討的是否合法的範圍

陳光誠:“這種隨意讓公民失蹤,已經完全超出我們平時所探討的‘是否合法’這樣一個範圍範疇,不在法律範圍之內了。這就是一個黑社會和一個完全是法律之外的邪惡與正義的博弈和鬥爭。因為用法律你已經沒有辦法解釋,不管是從國際法,還是中國的憲法,以及中國國內的一些法律,都沒有任何一個條款允許任何一個組織,包括政府,包括代表中國政府的這個政黨,都沒有這樣的權力去做這樣的事情。

但現實當中,中共政權他就是在做這樣的事情。法院、檢察院、公安……全部只是中共的一個手爪子而已。

王全璋被失蹤快兩年半了,他的妻子李文足每星期五都要到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去,要求她丈夫的基本權利,要求他們釋放。

可是我們看到,到最高院,中共就派出一些法警、武警來阻擋她們。到最高人民檢察院,進去以後,檢察官們就偷偷地趕緊把窗口一關,離開辦公桌躲起來了。可能也只有中國有這樣一種現象。你沒有辦法形容它已經墮落到什麼樣程度,沒有辦法形容它這樣一個政權已經厚顏無恥到什麼樣程度。”

主持人:“王全璋的案子,他被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2017年的2月14日起訴,在我們現在談話時,還差三天就滿11個月了。一個起訴的案子,到11個月時音訊全無,這按法律有沒有一個時限呢?”

陳光誠:“按照中國的法律,它有一個叫‘審限’的說法。一個案子一旦進入法律程序到法院,要求有‘三個月內必須審結’這樣一個說法。中國刑訴法有一個很明確的規定,如果有特別重大案情不能及時查清,需要延長,要由院長簽字可以延長一個月,或一個半月。但是這樣的延長也並不是可以無限期延長下去的。最多……你比如說院長簽字,可以延長一次兩次,再以後院長就沒有權力簽字了,就得更高一層的院長來簽字,才能夠再延長一個月。

但是,總共加起來也不過七個月。像王全璋律師現在已經十一個月了,到現在沒有一個結果,實際上這也不在所謂的‘法律範圍內’了。”

陳光誠:王全璋律師現在狀況的幾種可能性

陳光誠:“這就是一個赤裸裸的迫害。十一個月了,懸而未決,任何消息沒有。我想最主要的可能就是王全璋……要麼,這兩年半的時間內不知被共產黨折騰得什麼樣了,共產黨已經沒有辦法讓他再和律師或者其他人去接觸。因為一接觸,作的這些惡就會全部暴露出來,甚至有人在猜想,王全璋還在不在?大家都未嘗可知。

還有另外一個可能,就是王全璋律師堅持他自己的法律信仰,堅持原則,絕對不向中共這樣一個邪惡的黑權力集團妥協,絕對不按照中共的要求去為他們唱讚歌,或者去撒謊,在央視上作那種認罪。那這樣呢,共產黨如果讓他跟律師,或者跟其他方面……因為要開庭,你就必須有些公開的東西出來嘛!萬一到那個時候控制不了王全璋,中共也會非常非常難堪。這些人……維權律師也好,維權人士也好,有著堅定的信念的人,不像周永康一樣讓他說什麼他說什麼。

這兩種可能,導致了中共寧可不顧自己制定的憲法和法律,寧可不按照任何法律程序,赤裸裸的迫害,也不讓他跟外界有任何消息。

我想,導致今天這樣一個狀況可能是這麼幾個原因。”

陳光誠:最近新趨勢,從“屬地管轄”,到“異地審理”都是中共高層統一安排

陳光誠:“我覺得還有一個非常非常典型的特點,就是原來中共在處理這些案子時,有一個‘屬地管轄’問題,事情發生在哪裡,一般就在哪裡處理。但是我們看到最近有一個新趨勢,中共把這些他們認為非常敏感的案子都放到他們指定的地方去處理。

比如說,去年典型的兩個地方備受世界關注,一個是天津,一個是長沙。像這人權案子在長沙,它故意把你甩得遠遠的,讓大家疲於奔命,聲援要跑到長沙去。

像天津這樣的案子,它也讓你離開北京。因為在北京不管是媒體,還是信息,傳播的都會比較快,中共控制起來可能更難一些。畢竟北京住著很多國外的記者,外交官等都在那兒。更遠的地方對於他們參與就加大了難度。

我覺得最近這些案子也集中凸顯了中共這樣一個醜惡嘴臉。事實上你也不知道像王全璋……中共雖然說是在天津,究竟人在哪兒,恐怕沒有人真正知道。

我想這可能也是特別提醒大家去關注,就是中共類似於這樣的花招,對於迫害人權的這些案例,或者人權捍衛者時,可能在未來會用得越來越多。

比如說屠夫,本來他發生的被中共盯上的這一系列事情,實際上很多都不是在天津。最後還是被輾轉押到天津來審判,王全璋也是天津。江天勇、謝陽都是長沙,還有李明哲也是在長沙。這個是統一安排的,沒有按照常規來進行審理。像長沙的案子純粹就是給旁觀者,或者給圍觀者製造麻煩,讓大家去就非常困難。像天津,我不知道它出於一種什麼樣的考量,也可能是有某些官員跟這些案子比較密切?這樣比較容易控制?

實際上大家都知道,這就是中共統一安排、統一部局、中共最高層統一指揮的一個結果。他們都是有精確仔細的揣摩和計算以後得出的一種操作。

所以,這些案子……像屠夫,當時被董倩把他帶到某一個地方,也不告訴他幹什麼。結果到那兒以後,中央電視台的攝像機、記者都準備好了,讓他去做,結果屠夫就不做。當然拍的那些東西一分一秒鐘也用不上了,當局當然是非常惱火。後來有很多很多各方面的酷刑……”

陳光誠:我對在中共專制政權沒改變情況下,改變基本狀況,不抱任何希望

陳光誠:“這種過程我覺得已經成為共產黨維護他們專權的一種常態。大家也不要指望在中共專制政權沒改變的情況下,中國的法律有任何改變來改變這種基本狀況。這個我是不抱希望的,包括最近中共推出的所謂什麼‘監察委’,都不要抱任何希望。

中共現在所做所想的任何一點,只有一個目的:延長專制政權的壽命,他也不敢想‘千秋萬代’。

這種延長,我們大家已經看得越來越清晰了,原來是非法拘禁,逐步地走向直接把你送進監獄。開始,原來還有個行政處罰、行政拘留,後來直接就是刑事拘留。

現在又有一個新趨勢,大家看到了,那就是先關上幾年,一年、兩年,甚至更長,然後給你緩刑,再給你套上幾年的枷鎖,讓你幾年不敢動。反正在緩行期,你稍微一動,就給你收監。”

陳光誠:何謂“顛覆國家政權”?權力屬於人民,人民有權改變權力,決定誰掌握

陳光誠:“最近又直接就是判重罪‘顛覆國家政權’。什麼‘國家政權’?顛覆你共產黨專制政權,並不等於顛覆國家政權。就像屠夫寫的《上訴書》裡邊‘既然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就有權改變這個權力由誰來掌握’,顛覆行政權力並不等於顛覆國家政權,這個概念是越來越清晰。

原來,在出現這樣案子的狀況下,大家都喜歡跟共產黨去說‘我是在行使憲法賦予我的言論自由權’,或者‘我是在行使什麼樣的權利,我沒有觸犯到所謂的顛覆國家政權’。但現在這種情況,我們看到有質的改變,那就是說——更換政府,把權力作‘年審’,或者作幾年‘審計’一次——誰做得好,讓誰來掌握國家權力。這是在現代文明國家、文明社會的一種常態。你政府做不好,就是每隔四年要顛覆掉,再換一個,重新組閣,從總統到外交部長,到各個官員,全部要換掉。干不好回家干別的去,歇上幾年再說。

這就是跟中共把國家權力視為自己的私有物、牢牢控制在手裡壟斷著,不允許任何別人去觸碰,有這樣一個本質上的不同。

但是我們看到,中共靠‘緩刑’、靠監獄、靠非法拘禁來續命的這樣一個歷史,很快就會過去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自由亞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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