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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在歷史角落裡的告密者

在中國人傳統中,“大義滅親”並非社會提倡的美德,“親親相隱”才是。就是家人犯了罪,你不願告發、不願作證都是無罪的。你告發反而會被定罪。它甚至作為原則寫進了刑律。從三國就出現,唐律開始定型,在各朝各代都有不同說法,大意都是相同的。因為傳統社會歷來重視以“孝悌”為核心的倫理,親友關係作為個人最基本的社會紐帶,牢固與否關係到整個社會的穩定。如果連親友都信不過,所有的道德關係都面臨崩塌的危險。這個原則,在西方表述不同,精神卻是一樣的。

但近一百年,這個原則在中西方都遇到了大麻煩。

曾經和克格勃齊名的東德秘密警察機構“斯塔西”,這個組織的座右銘是“我們無處不在”。在全盛時期,在全國1800萬人口中,安插了將近30萬名告密者,為600萬人建立了秘密檔案。東德人中,每6.5人就有一名斯塔西線人。而臭名昭著的納粹時期,也不過每2000人才有1名蓋世太保。“斯塔西”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會安排夫妻、父子、兄弟之間互相監視。

當然,利用告密來統治,並非“斯塔西”的創造。其實從商鞅變法開始,在古今中外的極權體制中,鼓勵告密都是必不可少的牧民之術。因為運用暴力機器殺掉那些在明處的敵人固然痛快,但是人心隔肚皮,要消滅那些沉默的敵人,製造人人自危、互相檢舉的恐怖氛圍是必不可少的。這一點,近代以蘇俄為首的體制才是真正的開山之祖,誕生了一大堆靠告密成為英雄的人物。

比如蘇聯曾經有個著名的舉報自己老爸的小英雄——巴甫列克,全盛時期整個蘇聯到處都有他的青銅塑像,他向組織揭發自己當村長的父親,說他沒有階級立場,經常為了同情階級敵人“富農”,私開證明信,讓這些被流放到當地的人回到家鄉。結果他的老爸被立即逮捕,消失在某個勞改營。而他也被憤怒的村民殺死,他的爺爺、奶奶、堂兄、教父還因此被當做嫌犯槍斃,唯有他,由此成為英雄。

著名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索爾仁尼琴,本來也是紅色標兵中的一員。1942年參戰,1944年還因勇敢作戰獲得兩枚勳章並晉陞為上尉。但他在1945年在給好朋友的私人信件中忍不住發牢騷,批評了斯大林,結果被好朋友告密,從前線押回後方,以“反蘇宣傳和陰謀建立反蘇組織”的罪名被判處8年勞改,正是依據這段不堪的經歷,他寫出了不朽名著《古格拉群島》。

其實要讓一個正常人,撕裂天然的血緣關係和羞恥感,這是不太容易的事情。之所以蘇俄能夠做到,就在於他們把階級仇恨的洗腦和革命暴力的殘酷結合起來,徹底摧毀了正常的人性賴以存在的價值基礎,以群眾運動之名運動群眾,成批量的在一個國家中製造出人面獸心的新物種。更致命的還在於,他們往往通過宣揚顛倒是非的榮譽感,來讓那些或卑微或卑劣的個體,把自我踐踏、互相作惡看作高尚的革命事業,並從中找到人生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最終演變成為對蘇俄體制和斯大林們的衷心熱愛。所以即便是出賣親人,也覺得是在做正確的、光榮的的事情。

作為蘇俄的學生,這方面當然我們肯定也不會落後。

1970年2月13日,安徽固鎮縣16歲的張紅兵和父親一起,對母親方忠謀展開了大批判。起因是方忠謀質疑毛澤東搞個人崇拜,還替劉少奇鳴不平。其實方忠謀本人也曾經是忠誠的戰士,甚至為了爭先進,檢舉揭發過自己當地下黨的父親。只是隨著自己和丈夫被揪斗,女兒也喪命文革,這個母親開始懷疑起了人生,最終在那一個夜晚爆發。一向深信“爹親娘親都不如毛主席親”的張紅兵不能忍受母親對偉大領袖提出質疑,和母親激烈爭吵。

張紅兵的父親張月升,本來也是一個受害者,可憐蟲。作為固鎮縣衛生系統“頭號走資產階級路線當權派”,經常被戴高帽遊行、批鬥,還連累妻子一起被批。但就是這樣一個人,當妻子對苦難提出反思和質疑的時候,居然第一時間威脅妻子:你就是階級敵人,我們要和你劃清界限。

父子兩人,唯恐口說無憑,甚至還讓方忠謀把自己說的寫下來,連夜舉報。在舉報信的末尾,是斷絕夫妻關係、母子關係的聲明。毫無懸念,還不到2個月,方忠謀就被作為“現行反革命犯”被槍決。

親人都能夠出賣,那師生、朋友就更不在話下。

文壇名宿舒蕪上世紀四十年代剛出道時,被當時大名鼎鼎的文壇“七月詩派”領袖胡風發現,不遺餘力的提攜,使得舒蕪很快就在文壇嶄露頭角。因為胡風的文藝觀屬於“小資產階級立場”,1951年文藝整風開始之後,胡風作為高層指定的標靶,在劫難逃。一個手無寸鐵的文人,並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

舒蕪作為門人,迅速遞上了投名狀。在組織的授意下,舒蕪從1952年開始先後在報紙上發表了多篇重磅的認罪文章,以曾經的交情,現身說法,矛頭直指“以胡風為首的一個文藝上的小集團”。為了配合《人民日報》對胡風的批判,舒蕪甚至從老家翻出四十年代胡風給他的100多封信件,從中斷章取義,編造成《關於胡風小集團的一些材料》公開發表。於是,胡風等人被打成了“反黨集團”,5天後隨即被捕入獄。

胡風為此兩度入獄,前後坐牢超過20年。所謂的胡風案前後共計2100餘人受株連,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離審查,73人被停職反省。

被隔離審查的人中,就有大詩人聶紺弩。其實他也是揭發胡風的文藝大軍中的一員,雖然和舒蕪主動出賣不同,算是被迫的表態,但是他也沒想到自己也被告密。

1957年,聶紺弩的老婆因為跟黨提意見被被打成右派。聶紺弩被新舊賬一起算,也劃為右派,被遣送到北大荒黑龍江墾區“勞動改造”。回來之後難免牢騷滿腹,經常找自己的好友,大名鼎鼎的漫畫家黃苗子傾訴。他私底下寫的一些不合時宜的詩作,往往也會第一時間給黃苗子分享。

不曾想到,他的這些話語都寫進了黃苗子的《揭發材料》,這個漫畫家的文筆確實差一點,但是居然懂得在一些重點欄位上備註聶紺弩的語調、動作,以顯示其反動之心,可謂也是用心良苦。由於他揭發的某些詩作公安機關的專政工具們看不懂,他還特意加以翻譯和注釋。聶紺弩給黃苗子贈送的詩作,最後大多數都成為自己被定罪的呈堂證供。最後坐牢11年,依託一個當年的國民黨身份才和戰犯們一起被特赦。

若不是這些檔案被章詒和先生爆出來,恐怕如今黃苗子也可以安安靜靜的躺在美術的神殿裡面享用冷豬肉了。

當然要說暗中背叛,束星北老人家最冤。

束星北先生號稱“中國雷達之父”,早年畢業於麻省理工,是理論物理界泰山北斗級的人物。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就是他的學生。而且還不是最好的學生。他曾經認為最好的學生,叫做王鎮皋。

束星北雖然名震天下,但是對知識分子熱衷政治的行為極為反感,曾稱大學不是黨校,誰要是做政治家,就應該去專門的學校。1957年反右開始因為提意見就被批判。1958年被定為“極右分子”和“歷史反革命分子”,開除公職,“管制勞動”三年。在此期間,為了監視束星北的動向,組織上就想起了他最欣賞,也是最信任的學生,王鎮皋。他在畢業後留校任教,就是擔任恩師的助教。

這個原本在學術上前途不可限量的天才,為了組織上允諾的職稱、待遇,還有神秘的榮譽感,接受了這一任務,開始了對自己的恩師、包括山東大學的同事、學生長達二十多年的監視任務。在此期間,他完全放棄了自己的學術研究,把“特務”生涯過的嚴肅認真,白天用心留意一言一行,每周撰寫思想動向報告,定時自己的上線報告。即便因為這種疑神疑鬼的生活導致自己兩次的婚姻失敗,他都無怨無悔。自始至終都認為自己是“黨的秘密工作者”,“沒有害過束星北先生和任何一個學生”。

這個所謂的大好人,在文革結束後,為了提高待遇,向學校“評功擺好”,不小心公開了自己的特務生涯,結果從此聲名狼藉,一敗塗地。直到現在,這個被革命事業耽誤的老朽,耿耿於懷的不是做錯了什麼,而是至今都沒有評上教授。

當然,告密者眾也不乏張紅兵、馮亦代這樣,晚年幡然醒悟,勇敢的站出來,或陳述、或著文懺悔。讓我們這些後來者,可以從殘存的片段中,看出一個鮮血浸泡的無比荒誕的時代。

但大部分的人,都習慣於輕描淡寫的把罪惡歸結為“時代的錯誤”,希望在沉默中,可以安靜的享用人血的饅頭。即便被爆料出來,也少有道歉的。我們經常聽到的一種說法就是,不是人心敗壞了世道,而是世道敗壞了人心。這種看法是有很大問題的。它輕描淡寫的抹去了源源不斷產生罪惡的根源所在,也缺乏必要的人性反省,把髒水都潑給沉默的歷史。而其實即便是在如此操蛋的世道中,也依然有那些閃光的人性在。被迫的沉默和脅從,和主動的出賣和鼓噪,那也是兩回事。

當年武則天鼓勵告密,手下的頭號打手來俊臣有句名言:雖至親亦忍絕,縱為惡亦不讓。一千多年過去,它還一而再再而三的撕裂我們的記憶,這才是一個民族最深重的苦難所在。

2018-1-16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臉書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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