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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與懷:個人崇拜加速度——毛澤東個人崇拜的一個歷史考察

來源:華夏文摘

1956年2月24日夜,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結束前一天召開的秘密會議上,蘇共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發表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著名演講,抨擊了前任蘇共領導人斯大林在位期間的嚴重錯誤和罪行。此後,蘇聯逐步實行“去斯大林化”。據有關史料,毛澤東看到這份“秘密報告”的那個夜晚,他不停地吸煙,也不想吃飯,他失眠了。不久,在毛澤東的授意和指導下,兩篇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而寫成的重頭回應文章《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分別於1956年4月5日和12月29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此後,形勢一步步走向六十年代的劇變:中蘇公開決裂、國際共運瓦解、中國發生“文革”大災難。赫魯曉夫反對個人崇拜的“秘密報告”,非常不幸,卻以一種強大的反作用力,觸動毛澤東最隱蔽最敏感的神經。他反其道而行之,讓中國更加向左轉,把中國推向了一條集個人權力與領袖意志於一體、甚至超越斯大林時代的道路。

當然,當時還有更重要的中國國內因素。對於毛澤東,1956年形勢大好: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取得顯赫勝利,第一個發展國民經濟五年計劃(1953-1957)超額完成,他意氣風發,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發展科學、繁榮文學藝術的方針。但是,大大出乎毛的意料之外,中國知識分子利用中共“整風”的機會,大鳴大放,向黨“進攻”。毛澤東於是在1957年發動了大規模的反擊“資產階級右派”運動,消滅任何違逆龍顏的聲音;與此同時,他開始公開倡導個人崇拜,個人專斷作風變本加厲,肆無忌憚地快速發展起來。

1958年1月,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嚴厲批評了周恩來主管下的國務院經濟部門搞“分散主義”,特彆強調:“大權獨攬,小權分散”,“只能有一個核心”。在個人崇拜問題上,毛在這次南寧會議上可以說是小試牛刀;而1958年3月成都會議就尤為值得注意了——據史料記載,毛在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全盤公開他有關的整個思考。他明確地指出:“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的手裡,為什麼不崇拜呢?······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事實上,毛澤東對他認為需要個人崇拜一事並不諱言。在這個成都會議上,即將擔任黨中央《紅旗》雜誌總編輯的陳伯達有個長篇發言,其中講到王明說延安整風搞出了兩個東西:一個民族主義,一個個人崇拜。毛澤東插話說:“說個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點。”陳伯達說到,我們是國際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有權威,有代表人,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並不是個人崇拜。毛澤東接過話茬說:“怎麼不是個人崇拜?你沒有個人崇拜怎麼行?你又承認恩格斯,你又反對個人崇拜。我是主張個人崇拜的。”毛澤東還說:“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鳴,有個人目的,就是為了想讓別人崇拜自己。列寧在世時,許多人批評他獨裁。說政治局只五個委員,有時還不開會。列寧回答很乾脆:與其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因此,只要正確,不要推,不如我獨裁;也開點會,不全獨裁就是。不要信這個邪,你反對個人崇拜,反到天上去,無非想自己獨裁。”

後來,在1963年,毛澤東進一步發展了他所謂反對籠統地反對個人崇拜的觀點。6月14日,他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總路線的建議》這個重要文獻中說:“提倡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實際上是將領袖和群眾對立起來,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的統一領導,渙散黨的戰鬥力,瓦解黨的隊伍。”1965年毛澤東接見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時,更加直言不諱地說,中國現在確實存在個人崇拜,而且需要更多的個人崇拜。

毛澤東把別人反對個人崇拜認定是因為“有個人目的”、“無非想自己獨裁”,此言一出,就等於在全黨頭上沉甸甸地倒懸著一把鋒利的達摩克利斯劍,誰如果心存一絲異議也嚇得不敢亂說亂動了。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成都會議上,中共高層開始合力為個人崇拜升溫造勢,對毛澤東的頌揚不絕於耳。有人說: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國際普遍真理的意義。有人說: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我們的任務是認真學習,而且還難以趕上。有人說:要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宣傳和學習毛主席的思想。高級幹部要三好:跟好、學好、做好。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調子更高更離譜,他說:“對主席就是要迷信”,“我們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中共一些重要領導人如此集中地頌揚毛澤東個人,這是1949年建政以來從未有過的。個人崇拜加速度發動起來了。

於是,1958年3月成都會議後兩個月,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對於毛澤東的稱頌更加突出。說中國出現毛澤東如同“德國出馬克思俄國出列寧一樣”有之;說毛澤東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有之;說毛澤東思想是活的馬克思主義,學馬列要以“學毛著為主”有之······等等,不一而足。隨後,1958年夏,中央理論小組負責人康生又提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諸如此類的頌詞反覆出現,調子一次比一次高,這表明,個人崇拜的氛圍已經在黨內高層形成並且日漸濃厚。

毛澤東利用個人崇拜在全黨全軍全國取得絕對權威之後,便悍然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文革開始後,個人崇拜更加惡性發展,演變成新的“造神”運動。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之流,利用廣大群眾被運動所煽動起來的極度愚昧和狂熱,毫不費力就把毛澤東本人和毛澤東思想吹捧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其中,中共“九大”在黨章上明文立為接班人的林彪可謂“厥功至偉”。他從毛澤東與彭德懷衝突中認清了毛晚年的致命弱點,意識到搞個人崇拜是“得一人者得天下”,是謀取個人權位的捷徑。按中共史學家意見,林彪製造個人崇拜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59年廬山會議到1962年七千人大會以前。在這個階段中,林彪頻繁地頌揚毛澤東。第二個階段,從七千人大會的召開到1966年文革開始。林彪在七千人大會把六十年代初大饑荒說成恰恰是不按毛澤東思想辦事的結果。以此為標誌,林彪把個人崇拜推進到一個更高的階段,特點是:不顧事實、真理和原則,阿諛奉承毛澤東。第三階段,整個文革時期。文革開始後,林彪帶頭煽動了一場波及全國曠日持久的“造神”運動。

這樣,經過持續不斷的造神狂熱,在全黨全軍全國最終居然形成以下這樣一些萬眾頂禮膜拜、視為絕對正確的觀念:

例如,毛澤東“天才說”深入人心。林彪說了:“毛主席這樣的天才,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毛主席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天才”,“毛主席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高得多,現在世界上沒有哪一個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由於毛澤東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他可以“洞察一切”,他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所以用於檢驗人們思想和言行正確與否的標準只有一個,這就是語錄標準,就是毛澤東不時發出的“最新最高指示”和他以前說過、寫過的每一句話。

例如,對於毛澤東的每一句話,“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每一條指示都必須“毫不走樣”地貫徹執行,“一切照辦”。革命與反革命,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界限,歸結到一點,就是對毛主席的態度,實際就是對待個人崇拜的態度。

例如,毛澤東最偉大的貢獻,最能體現他偉大天才的,是他創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發動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是馬列主義嶄新階段的主要標誌,毛澤東是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之後的“第三個偉大的里程碑”。因此,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又集中表現為對待“繼續革命理論”和“文化大革命”的態度。

例如,毛澤東是中國人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四個偉大”說是林彪在1966年8月31日接見外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上首先提出的,此後又經過各種吹鼓手從歷史到現實無數的“論證”和吹捧,被認定為千真萬確的歷史結論而絕不是一般的頭銜修飾。

例如,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心在北京,毛澤東是當今當之無愧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是佔全世界三分之二人口的處在水深火熱的民眾的希望,是全世界人民心中不落的最紅最紅的紅太陽。

在文革中,毛澤東的塑像、雕像、語錄、像章,更是鋪天蓋地,無處不有,無人不有。《毛主席語錄》是林彪授意解放軍總政治部編輯出版的毛澤東著作的摘錄,他但凡公開露面,必手舉語錄頻頻晃動。“萬歲不離口,語錄不離手。”在林彪的帶動下,整個中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造神運動。人們手舉“紅寶書”,早請示,晚彙報,天天讀,唱語錄歌,做語錄操,跳忠字舞,個人崇拜由此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造神運動伴之以懲罰與鎮壓,凡是反對者、懷疑者,甚至偶有口誤、筆誤者,都要予以懲處,或批判,或鬥爭,直至押入監獄,判處徒刑,甚至槍斃。這又使造神運動帶上了恐怖氣氛,增加了它的威勢。

從1956年到1976年,在毛澤東個人崇拜從發軔到高峰的那二十年里,毛先是發動把中國知識分子脊梁骨打斷的“反右”鬥爭,繼而搞“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導致餓死三千多萬人的大饑荒,最後領導一場給中華民族帶來空前慘烈災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個人崇拜產生的罪惡後果,罄竹難書,好在這已經是眾史家的定論,無需筆者在這裡贅言。對毛澤東本人來說,這其實也是災難。他死後家人及大批親信馬上被捉拿被判刑,他自認一生所從事的兩件大事之一的文革在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個文件上被“徹底否定”,他的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為標誌的什麼“第三個偉大里程碑”也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至於那些個人崇拜鼓吹者們,大多也沒有好下場。文革新貴林彪等人是一個類型。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中,這位曾經被萬眾敬祝“永遠健康”的副統帥,還不是最後落得個倉惶出逃、折戟沉沙的下場?!至於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劉少奇等人,則是另一類。劉少奇一直表現出堅定擁護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絕高姿態。早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他率先提出並使用“毛澤東思想”這個非同小可的政治概念,並在延安整風時期鞍前馬後為毛澤東效勞,因而在中共“七大”上確定為毛的接班人。1959年8月17日,這位四個月前新鮮出爐的國家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了感恩戴德式的長篇講話,進一步讚揚毛澤東,鼓吹個人崇拜。他可能怎麼也想不到,自己卻被毛澤東認定為“睡在身旁的中國赫魯曉夫”因而在文革中慘遭迫害致死。

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慘痛教訓,中共不少領導人是有所認識的。鄧小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他支持對“兩個凡是”的批判;提出建立幹部退休制度;強調集體領導與世代交替的重要性;贊同“少宣傳個人”。他在1980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發出“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的醍醐灌頂的金玉良言。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開,審議和通過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後的黨章中明確規定:“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

作為國策,鄧小平倡導“開放改革”,把毛澤東“突出政治”以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為綱完全顛覆為“突出經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他的思路是:首先,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使生產力得到發展;經濟體制的變革,必然要求政治體制實現相應的調整;堅持不懈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不斷推進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進程,便會根除個人崇拜賴以存在的制度土壤。

這裡不討論鄧小平最後作為中共“核心”的功過,就說他上述的思路也算是個美好的願景吧,在現實生活中絕對不會一帆風順,甚至有可能走上另一條軌道。最具諷刺意味的是這個歷史事實:毛澤東個人崇拜是在1956年發軔,而恰恰在這一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上,參加過蘇共“二十大”的鄧小平在他的《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專門論述了防止神化領袖和個人崇拜的問題。他敲響警鐘般指出:“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然而,爾後幾十年,這“惡果”就是越來越惡,大家都看到了。

為什麼“惡果”越來越惡?因為個人崇拜具有“加速度”。因為風氣一旦形成,肯定在全黨全軍全國,在各行各業,在各級領導之間,出現“比忠比左”浪潮。正所謂“忠誠不絕對,絕對不忠誠”,什麼相信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從言論到行動,都會紛紛出籠。開始可能多少知道不對,多少感覺後果會很嚴重,但既然大家都搞就一起搞了,而且不搞便難保烏紗帽。很快,在越來越瘋狂的攀比中,大家的正常思考能力逐步喪失,都覺得自己在參與一件無比偉大光榮正確的事業。這正是文革中發生的事情,其災難還歷歷在目,這個歷史教訓還不夠慘烈不夠深刻嗎?!

但是,就是很難說。

似乎誰都知道,個人崇拜是與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背道而馳的極其荒謬反動的現象。不幸的是,在現實政治生活中,“領袖作用”和“個人崇拜”容易混淆,而一些領袖人物,就像毛澤東那樣,故意製造混淆,從而無限地強化自己不容置疑的權威。

為什麼毛澤東能夠這樣做?已經有不少論述,從歷史根源、社會基礎、體制原因、環境因素、個人因素等等方面,具體地分析了毛澤東個人崇拜得以形成的複雜原因。例如,中國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是產生個人崇拜的經濟基礎:漫長的專制統治傳統是產生個人崇拜的政治基礎;傳統文化中濃厚的忠君思想是產生個人崇拜的思想文化基礎,而中國反專制運動的不徹底性和人權、民主觀念的淡薄使各種專制思想繼續生長······。的確,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統的專制帝國以來,皇權至上的專制制度在中華大地上存在兩千多年,強大的專制思想傳統可謂極其根深蒂固,對當今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生活有著或明顯或隱蔽的影響。

不過,也應該指出,中國歷代皇帝稱為天子,自認權柄來自上天,基本上都敬畏上天,敬畏神靈,敬畏祖宗,敬畏聖賢,敬畏歷史紀錄。有歷史學家甚至經過查證,發現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中,在大多數朝代,是沒有政治領袖個人崇拜風氣的。而當代的毛澤東就不同了,他是按照那位名叫列寧的西方人關於群眾、階級、政黨、領袖的學說這個黨建原則建立的政黨領袖,是培養共產主義“新人”的導師,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大無畏統帥,他“和尚打傘”,不信天不信地,自稱權力來自人民,而“人民”對他不過是個抽象的政治概念,可以輕易被他玩弄於股掌之間。所以,毛澤東個人崇拜盛行的原因,最根本的還是中共這個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就像普列漢列夫所預言的,按照列寧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必然迅速演變成一黨專政,再變為領袖專政。

因此,如何通過措施和制度設置防範“卡里斯瑪”式人物導致危機的可能性,成了當今政治學的一個比一般反腐敗更重要的超大難題——權力腐敗是最本質最要害的腐敗,而個人崇拜是權力腐敗的極致。

上世紀八十年代,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中共元老習仲勛,大力主張言論自由,甚至提出制定一個眼下毫無可能制定的《不同意見保護法》。在一次會議休息時,他和中共另一位元老彭真進行過一次在中共黨史上絕對稱得上非常重要的“閑談”。習仲勛說:“要有一個制度,有一種力量,能抵制住‘文革’這樣的壓力才好。”彭真接話後,習仲勛又非常無奈地說:“問題是,如果今後又出現毛主席這樣的強人怎麼辦?他堅持要搞,怎麼辦?我看難哪,難哪!”

習仲勛之憂可謂“中國之憂”;他提出的難題可謂“中國難題”。這個難題實在讓人憂慮:在中國當今現實情況下,個人崇拜怎麼避免?而個人崇拜之風一旦颳起,便會形成強大的加速度,最終後果難以預料!

(2017年11月30日定稿,為12月2日在悉尼舉行的“十月革命百年祭”研討會而作。因篇幅關係,本文注釋刪略)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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