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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胡風運動」 已經具備了後來歷次政治運動的雛形

“反胡風運動”,是從作家協會開始的。那時我正在作家協會,而且參加黨組。周揚對於胡風確實不滿意,這是我聽得出來的。說他是個小宗派,說他想辦同人刊物,不願被領導。對於他的那個“萬言書”,更是極為生氣,說要把它印出來隨《文藝報》附送,讓文藝界大家評評理。但是,要把胡風連同下面的青年都打成反革命分子,則實在沒有聽到周揚說過。

我看過胡風一派的一些作品,例如《窪地上的戰役》,還比較喜歡,但是對於他們特別喜歡描寫人的瘋狂性,就不大看得慣了。就像邵荃麟說的:“他們專愛寫精神奴役創傷”那種味兒。但是,誰喜歡什麼味兒,絕對拉不到反革命上去。這樣做是誰也想不到的。

早年,我從書上得知魯迅和周揚在左聯取消與否的問題上意見不一。取消左聯是黨中央的意見,這一點我早在北平“社聯”時就知道。這就是說,在這個問題上,魯迅加上胡風,和黨中央意見不一,而周揚是按中央意見辦的。在此可以說周揚對,胡風不對。可是這個問題也拉不上反革命啊,魯迅又不是反革命。

至於萬言書,我們青年幹部都看得出來,那更是笑話。明明所有文藝方針都由中宣部一手包辦。這個萬言書,說的是反對一切對文藝的管制,卻又說一切應決定於中宣部。這豈不是矛盾。

這些都構不成反革命,問題出在他們那些朋友來往的信件上面。他們當然很不滿周揚領導下的文藝幹部,稱之為“馬褂”,也不滿對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的崇奉,稱之為“圖騰”。但不滿也只是不滿。令人不解的是,信中提到蔣介石時,引述他的言論採用的是肯定口氣,但是又看得出這與這些人平日的言行完全矛盾。

周揚將這些信交上去了。不料立即有毛主席親筆批示下來,宣布胡風們完全是擁護蔣介石的,是一個反革命集團,其信中內容與國民黨報紙上的社會新聞毫無二致。

當時我們全都震駭到了極點。“反革命”!這可不同於對俞平伯等人的思想批判,這是政治上的定性。當時我想,中央再怎麼也不會在這樣的大問題上冤枉人。那麼,胡風反革命集團真的是反革命了!至於他們在解放前確實做過進步的工作,胡風的《密雲期風習小記》和他編的《七月》確曾影響過我,我就沒有腦筋去想這個了。我只覺得這些人怎麼壞得這樣出奇,怎麼能隱藏得這樣深!連將材料交上去的周揚,也在討論會上聲稱真想不到胡風集團根本就是反革命!

然後就是接二連三的胡風分子被發現出來了。首先當然是阿壠、路翎這些知名人士,接著輪到那批信上有名字的王元化、劉雪葦、牛漢、綠原,再下面輪到與胡風有來往的多年的老黨員、老幹部彭柏山、曾卓、魯煤,再再下面就波及到幾乎一切認識胡風的人了。

我在作家協會編《文藝學習》。編輯部有一個青年編輯叫馮大海,是個黨員,天津南開大學畢業。本來我們完全沒有懷疑他有什麼問題,忽然有一天,作協副秘書長張僖來找我,給我看一張條子。原來,天津又發現了新的胡風分子,叫李離,這個人同馮大海有來往,叫我們趕快查。於是我和黃秋耘同志兩人把馮大海叫了來,問他是否認識胡風,有無來往。他回答經人介紹認識的,他很佩服胡風講的現實主義,認為我們當時的文藝方針有機械論,所以去過胡風處兩趟。後來胡風叫他如在作協聽到什麼就去告訴他一聲,他也感到這話很彆扭。他除了去說過一次我(韋君宜)的動態外,再沒說過什麼。而且在胡風家門口碰見徐放和綠原藏藏躲躲的,他也感到彆扭。此後就再沒有去了。

就是這點“材料”!但是當時的我,卻如獲至寶,以為這也算胡風集團反革命活動的蛛絲馬跡了。不是嗎?如果不反革命,何必要打聽別人的動態?如果不反革命,又何必在門口藏藏躲躲?於是我動手寫了一個“彙報”,與黃秋耘聯名遞了上去。後來還曾派我們的“親信”李興華去天津偵察(他原是公安部隊的人)。馮大海案就成了我們編輯部的重點要案,他也同時被列在作協的胡風集團名單上。

除了馮大海之外,還挖出一個嚴望,這人只是作協一個打打電話,管管事務的秘書。又挖出一個束沛德,這個人年輕老實,是各級領導從周揚到張僖都信任的人,一直讓他在主席團和黨組開會時列席當記錄。忽然,據說主席團里開會的秘密被走漏了,於是一下子鬧得風聲鶴唳,每個人都成了被懷疑者。最後查出來原來是他!這樣“密探束沛德”的帽子就扣上了,記錄當然不能再當。人們在大樓拐角的那間僅可容膝的小屋裡,為他放了個小桌子,叫他天天在那裡寫檢查。而且好像還規定他必須開著門寫。因為我每次路過都見門是開著的,他背對著門伏案而書。

馮大海是“坐探”,已公佈於全編輯部。我和黃秋耘一起到他家審訊了兩次,也審不出什麼新花樣來。後來,就由公安部決定出示逮捕證,“隔離反省”了。所謂隔離反省,就是監禁在我們編輯部旁邊的一間黑屋子裡,有一個公務員看守著他。雖然他明明離我們只有幾米遠,但我們卻從來見不著他。偶然有一兩次,他由那個公務員押解著去上廁所,在甬道上被我們看見了。這個原來壯實高大的人,此時已經變得躬腰駝背,面色灰暗,只知目不斜視地低頭走路了。他完全成了一個囚徒!後來我才知道,原來被派去看守他的那個公務員是有肺病的,每天和他在一起,硬是把肺病傳染給了他!他的牢獄生活足足過了一年多。最後是妻子離婚,本人放出之後“工作”了沒有幾天就趕上反右派。隨後,他又和“右派分子”們一路下去勞動了。

最後,幾乎大大小小的“胡風分子”都經過公安部逮捕審訊,並判刑。馮大海除對我和黃秋耘最初講的那一番話外,實際上找不出什麼“罪行”,所以算判得最輕的,只判了個開除黨籍留用(牛漢大約也是)。他被放出來,又回到了編輯部。當時我們編輯部參加結案的是黃秋耘,我不了解細情。但是我看得出這裡面實在沒有多少真贓實證。而我自己對他進行了多少追逼,寫了多少“彙報”啊!不知不覺地,我心裡那點人道主義的老毛病又犯了。當然,我還不敢想這案子是否錯了,只是覺得,即使參加了集團,但沒有多少具體罪行,如此處罰,未免太重。我還不知道原來根本就沒有這麼一個反革命集團。

反胡風運動被說得最確鑿有據的是國民黨軍統局特務綠原,他是胡風反革命集團與蔣幫特務聯繫的主要渠道。而他的事情是怎麼回事呢?即使是當時的材料也表明,他只不過是作為一個嚮往抗戰的青年,在重慶報名參加過一個抗戰訓練班。進去之後發現這是一個特務訓練班,趕忙想辦法逃脫了。直到1964年,綠原才從公安部放了出來。公安部交代我們,他還是個胡風分子。原單位中宣部不能要他了,分配給人民文學出版社,林默涵把他交代給我時只說了一句:“他這兩年學習德文,可以搞點翻譯”,別的什麼也沒有講。我是出版社負責人,而這個綠原的所謂特務問題,沒有一個人向我做過一句交代。他沒有罪,我更無從知道。

綠原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敲門進來時就說,林默涵要他來找我。我只能從他本人的事說起。我開口說:“你的事,我一點也不知道,只知道報上登的,你進了中美合作所的事……”他聽了這句話,臉色立刻就變了,說:“怎麼你現在連這個都不知道?”他沒有解釋是什麼事,我也無從知道,不過看得出,他對我的話很反感,而且否認。我說不下去了,只是講:“你到我們這裡來,我們對你的情況不了解,你就去編譯所工作吧。”關於他的事,我根本沒有和他談下去,但我已經有點明白,綠原進中美合作所的事大概是冤枉的。

後來我問過樓適夷,綠原到底是不是參加過特務組織?樓適夷說:“大約是他在大學時報名參加了一個抗戰訓練班,是中美合作所辦的,他後來偷著逃跑了。”幾時跑的,適夷也不知道。

這就是當時沒有任何人對我說過,我自己打聽來的一丁點實際情況。因為當時反右已經好幾年了,知識分子被冤枉的人已經很多很多了,我就把綠原看做與許多被冤枉劃為右派的人一樣,因為文字,因為思想右傾,也受了冤枉。我就根本沒有想到他會比許多被劃為右派的人更冤枉。直到1991年,我看到綠原寫的文章,這才知道,當年他根本沒有進過那個中美合作所。他在大學的名字是周樹凡,而不是綠原,和所謂的美蔣特務根本沒有任何關係。而他被誣為美蔣特務,完全是一個只知其現名的人看材料時,信手加上去的帽子。

被視為鐵證如山的另一件事,是他們通信中引用了蔣介石講話等。信是用蔣介石的語氣說的,是他要消滅共產黨的計劃。這看來倒像是反共語言。但是後來文藝界下面傳說,大家都知道的,那實際上是當時這群進步青年的通訊暗號,用這種話來逃避國民黨官員的書信檢查,是反話!用什麼作證明呢?用他們自己革命的行動。但是,到了別人手裡,哪管你什麼行動、什麼證明?看見了那幾句蔣介石的話,那就是鐵證。

整個胡風冤案,對於我們每個人說來,都是完全想不到的,因為全部案情都是子虛烏有。這些都是在我一直到1989年看了別人記載胡風的事情,看了綠原的自述,才知道的。甚至在公安部已經查明所謂渣滓洞輪訓班確系錯案之後,綠原還不能公開平反!也沒有人公布真實的材料!當年把這樣的胡說八道當做中央文件,大字刊載在全國報紙上,公佈於全國。而現在,像我們這些文藝系統的人,只能從雜誌上看到當時的一點點真相。

在一般知識分子以至文藝界同志的心目中,反胡風運動沒有像反右派運動那樣大的影響。這一方面是因為它涉及的人少,沒有像反右派運動那樣波及全國一切機關單位;另一方面是由於大家不明內情。見黨中央公布材料,說胡風集團就是與蔣介石有勾結的反革命集團,大家誰也不懷疑,在這個前提下,人們全被蒙蔽了。我記得當胡風集團罪狀公布之後,嚴文井同志曾和我議論說:“真想不到嚴望竟會是一個反革命坐探!我以為他只不過是個打打電話發發文件的辦事員,可真是有眼不識泰山了。”對於好些“胡風分子”,大家的議論都類似,都是“想不到”。一點蛛絲馬跡也沒有!大家都埋怨自己眼光太鈍,識別力太差。誰能想到所謂建國以來第一個反革命集團大案竟是這樣的一場局面!這倒真正是一個“想不到”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思痛錄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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