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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晗供出上海周信芳:張春橋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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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信芳成了整黨的對立面,成了整黨「吐故」的對象和「納新」的警示。實際上,張春橋是借周信芳這個「靶子」,來展開並闡述文革整黨的思路。在短短的兩個月內,張春橋密集地提吊周信芳,實質上是藉助這一個案,根據現實政治的需要,步步緊逼地指點造反派的行動。

十年文化大革命始於批判時任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是舉世皆知的的。不過,不為人知的是中共建政後第一個創作《海瑞罷官》的人並非吳晗而是上海的京劇表演藝術家周信芳。吳晗因《海瑞罷官》被批判時因此叫起了屈,周信芳被供了出來。「紅都」上海竟然出現了如此反革命,張春橋感受到了危機,周信芳的悲慘命運註定了。

文革時期批判《海瑞罷官》宣傳畫

2015年1月,為紀念京劇藝術大師周信芳誕辰120周年,由文化部、上海市人民政府聯合主辦了「麒藝流芳」系列活動。張春橋在文革中折辱這位麒派大師的經過和深層原因,值得重新反思。

1965年11月10日,《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張春橋即指示《文匯報》駐京辦事處注意收集反映。不久,傳來吳晗抱屈的聲音,提出上海的周信芳在1959年就率先創作了京劇《海瑞上疏》,並在上海慶祝建國十周年的舞台上進行公演。張春橋接報後,趕赴上海京劇院,當眾斥責周信芳演出《海瑞上疏》是「為民請命」,指認戲中出現的大雨傘,就是「為民請命」的「萬民傘」。同時布置徐景賢領銜的寫作組,撰寫批判《海瑞上疏》的文章。

張春橋為什麼如此急迫呢?顯然,周信芳的《海瑞上疏》在張的職責管轄之內是理由之一。更緊要的則是批判《海瑞罷官》的矛頭針對吳晗背後的「司令部」。所以,其蘊含的政治目的既不能因京劇《海瑞上疏》而引向戲劇學術思想的討論;更不能因上海周信芳而遮掩和分散對北京吳晗的瞄準。所以,必需將兩者捆綁在一起,甚或強調南北呼應,將吳晗推到更突出的位置上。當年12月21日,毛澤東杭州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同日,毛澤東還說:「《清宮秘史》有人說是愛國主義的,我看是賣國主義的,徹底的賣國主義。」毛澤東的談話不僅是對《海瑞罷官》和吳晗的定性,也是對這場批判運動的定性,周信芳的《海瑞上疏》在劫難逃。

1966年2月12日,《解放日報》發表了署名「丁學雷」的文章《〈海瑞上疏〉為誰效勞?》,5月又發表了署名「方澤生」的文章《〈海瑞上疏〉必須繼續批判》。該報「編者按」指出:《海瑞上疏》和《海瑞罷官》是「一根藤上結的兩個瓜」,是配合「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黨和社會主義瘋狂進攻」。如此,周信芳便被打入了「牛鬼蛇神」的行列。

其實,《海瑞罷官》和《海瑞上疏》都是奉旨之作。1959年4月,中共中央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舉行,毛主席在會上倡導為堅持真理而「五不怕」。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在上海錦江飯店約見上海京劇院院長周信芳,並送《海剛峰奇案》、《丘海二公合集》兩書,建議上海編演一部「海瑞戲」。周信芳接受了建議,率京劇院編創新編歷史劇《海瑞上疏》。該劇列為國慶十周年獻禮的重點劇目,於1959年9月30日,首演於上海天蟾舞台。周信芳以精湛的麒派藝術,塑造了海瑞的舞台形象。繼而,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緊隨形勢,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等文章,並與馬連良聯手編演了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一南一北的呼應,就是為了迎合毛澤東讚頌的「海瑞精神」。殊不知,情隨事遷,雲譎波詭,奉旨之作竟成了「繼續革命」的祭品。

1966年6月1日,經毛澤東批示北大聶元梓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在全國廣播後,文革從高層政治博弈進入了全面發動群眾的階段。上海各高校學生紛紛上街遊行聲援北大。同時,揭批本校「牛鬼蛇神」的大字報亦紛紛上牆。6月2日,上海市委成立了文革領導小組,張春橋兼任組長,姚文元、徐景賢等為組員。市委部署在各部、委、辦、區、縣、局、大專院校、科研所成立文革領導小組,在各單位黨委領導下開展運動。6月10日,上海市委召開全市17級以上黨員幹部萬人大會,動員全市黨團員及廣大群眾,「最堅決地響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戰鬥號召,把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張春橋與曹荻秋、馬天水等出席大會。會上,拋出了周信芳、賀綠汀、周谷城等八位「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周信芳成為上海文革中第一批被打倒的「老虎」,連續遭遇隔離、抄家、批鬥,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奪權」的風潮中,周信芳還被押上無軌電車空中線路修理車上,在全市遊街示眾。

如果說,這是通過打倒「死老虎」,企圖顯揚並證實文革運動的成果。那麼,形格勢禁,隨著各種代表人物、各種利益群體、各種社會力量,在此「革命造反」的舞台上上上下下,至1967年下半年,文革運動的整體態勢已日趨複雜化了。1967年10月14日,張春橋親赴上海京劇院強調「周信芳是到死也不會改變的,重點應搞周信芳」。之後,張春橋還於10月16日全市報告會上、11月19日和25日市革委會擴大會議上,連續四次點名批判周信芳。周信芳早因文革初期的「海瑞戲」而成為「死老虎」了,張春橋為何還要在這個時候,將周信芳掛在炮口上呢?原來,「死老虎」可以成為「活靶子」,可以成為轉移方向,化解造反派內部裂痕的借端。

就此,張春橋借批判周信芳,向上海的造反派談了三個問題:

其一,「文藝界階級陣線不清」,尤其在上海京劇院,「那裡周信芳的勢力根本沒有打下去」,而兩派小青年「雙方的人就干呀,整天鬥。那能鬥出個什麼結果來?這樣消耗了我們革命派的精力。」「你們兩派青年鬥,把個周信芳放在一邊沒人管,周信芳就舒服極了」。所以,張春橋指示:既然兩家「都是忠於毛主席的」,「關起門來,咱們兩家開一個會」,通過「鬥周信芳,在這樣的基礎上,聯合起來」。在張春橋的布局中,打周信芳這個「靶子」不是要害,更不是目的。而要害是儘快結束造反派之間的「內鬥」,目的是聯合起來,以穩定局勢。

其二,「鬥周要與劉鄧陳曹聯繫起來」。張春橋說:「陳丕顯、曹獲秋根本不認帳,什麼都要翻案。我們的同志對這些問題不關心了。」「這就不是亂了敵人,而是亂了我們自己」。其實,劉鄧之案在中央,對從上海起家的張春橋來說,陳曹之案才是他的心頭之患。以至張春橋數次在電視直播中,察看陳曹的表現,並認為一年多來,他們的「本事也學會了」,「反正不跟你頂牛,辯論」。比如你問一個問題,「他就說:我不記得了,請你們揭發。」張春橋說:要允許陳曹申辯,否則就「沒有味道了」。緣此,張春橋承認陳曹「不是那麼容易對付的,我可從來沒有輕視這對手。」周信芳已無足輕重,通過周信芳指向陳曹則此事體大。

其三,11月23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央決定將修改黨章(草案)任務交給上海,並連夜電話通知在滬的張春橋。25日,張春橋即宣布成立「上海黨章修改小組」,張任組長。張春橋在會上說:新黨章由上海寫出後,上報給中央,再發動全國討論,交給「九大」通過後,就「成為今後中國共產黨共同遵守的規章」。至於為什麼交託給上海?張春橋強調:上海是毛主席的「可靠根據地」,是「黨中央、毛主席的得心應手的工具,主席的一生想法能在這裡實驗」。至於修改黨章的指導思想,張春橋說:文革「這一年半來,對黨來說,就是一個整黨、整政、整軍的運動。」而「中心活動還是整黨,因為黨是工人階級的最高形式。」張春橋解釋:主席提出「吐故納新」,說明「我們黨至少是一部分單位要重建的」,所以整黨「也有一場激烈鬥爭。」接著,張春橋又把「死老虎」周信芳當作「活靶子」揪出來,聲稱劉鄧陳曹把「周信芳這些烏龜王八蛋也拉進黨里來」,整黨就是要「抱著嚴肅的階級鬥爭觀點」,清除這些人。同時,希望「如果願意繼續做黨員、團員的」,「就嚴格地要求自己,和造反派站在一起」。至於造反派中的非黨員,何時「加入到毛主席的黨裡面來」,這關係「工人造反派的階級隊伍的建設,階級隊伍好了,黨的問題也有辦法」。所以張春橋說,毛主席稱讚了上海的工人階級。但張以為上海的工人造反派掌權了,有的開車去游泳,有的到外地遊山玩水,這「距離主席思想太遠了吧!」「我看用不到一年兩年就出問題」。恰如當年國慶慶典時,張春橋看著工人造反派的頭頭腦腦們,坐著轎車魚貫而入,曾嚴厲地質問:是不是明年就要搞「三反」、「五反」運動!

如此,周信芳成了整黨的對立面,成了整黨「吐故」的對象和「納新」的警示。實際上,張春橋是借周信芳這個「靶子」,來展開並闡述文革整黨的思路——黨員要通過整黨,在思想上向文革運動的政治路線看齊;準備入黨的造反派則要在行為上,堅持為「公」的「黨員的標準」,將這兩個方面契合起來,目的和路徑則是要在「革命」的基礎上,重建一個「繼續革命」的黨。

由此可見,在短短的兩個月內,張春橋密集地提吊周信芳,實質上是藉助這一個案,根據現實政治的需要,步步緊逼地指點造反派的行動。

1967年12月7日,上海各造反組織聯合在上海雜技場召開了全市性的「打倒周信芳」電視鬥爭大會。終於,周信芳因為「海瑞戲」遭揭批成了「死老虎」;又因張春橋校對文革運動的方向,成了「活靶子」。1968年,周信芳被關進了牢獄,其夫人裘麗琳一病不起,並禍殃兒孫兩代,弄得家破人亡。

中共「九大」後,文革運動進入「鬥、批、改」階段。當年9月,張春橋在上海討論落實「國慶宣傳」的任務時,仍不忘在「大批判」中揪住周信芳。張春橋說:當前怎樣開展革命大批判?上海正在批判周信芳、賀綠汀、斯坦尼、凱洛夫。但是外國人不宜批得太多,不必要在遠程中多花筆墨。被張春橋稱為「南霸天」的周信芳,處於楚囚對泣,束手待斃的境況中。

繼而,因毛澤東批示了「六廠二校」的經驗,在「清理階級隊伍」等方面提出了「注意政策」、「給出路」等工作要求,上海各方面開始對運動初期及「清隊」中揪出來的「叛徒、特務、地、富、反、壞、右」和「走資派」進行甄審,這也就牽涉到了周信芳的定案問題。

1970年6月,有關專案組回復上級詰問周案的情況,稱周信芳「戴反革命分子帽子這個問題沒有定」,接著,再呈上一報告,稱「可以不戴反革命帽子就不戴帽子。」顯然,這應該是周信芳專案組根據形勢研判後,向上級報告的意見。6月23日晚,張春橋召集王洪文等討論周信芳的定案問題,張春橋表示:「別的不要去說他了。就『海瑞上疏』這一條就是個現行反革命。這樣的人,為什麼能夠不戴帽子呢?實際這種右傾傾向是很危險的。因為如果這個傢伙不戴帽子,這個傢伙如果是能解放了,那我們還有什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呢?那就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翻了嘛!」6月29日,張春橋在聽取「清隊」運動的工作匯報時,再次表態:「我對警局可有意見了,有些案子一到他們那裡就完了!」「周信芳根據什麼定人民內部矛盾?我就定他是死不悔改的反革命!」「這種人不在判不判刑,要看效果,這些人社會效果就是反革命,他可能什麼組織也沒有參加,但他就是反革命,他寫反動文章和戲,他是用演戲來反對革命的吆!」就此,專案組做出將周信芳「定為反革命分子,不戴帽子,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永遠開除出黨」的結論送審。就是面對這個一曲一折的定案意見,張春橋說:「這個字我不能簽!殺了我的頭,我也不能承認」,「文化大革命中,上海第二個批判的是周信芳,他和吳晗一樣,一根藤上的兩隻毒瓜,這個《編者按》就是我張春橋寫的,照你們這樣辦,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重新搞」。

張春橋在毛澤東「給出路」的示意下,依舊死死地揪住周信芳,要給周信芳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並非因為周信芳的「歷史問題」不可解脫,「現行問題」不可饒恕,要害恰恰在於周信芳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動緊緊相扣,即若是周信芳解脫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也就鬆動了,其性質、意義和結果就有危險「給翻了」。所以,給周信芳定性,就是給文革加錨,不許為文革翻案。

毛主席都表態了,張春橋為何還要如此死倔呢?包括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批覆了大量的申訴信,解放了一批文革中被打倒的幹部,張春橋仍相當介意。1974年建軍節前,張春橋和周恩來、王洪文、鄧小平葉劍英等在京政治局委員,代表中央向呂正操、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宣布平反。接見中,張春橋特別對呂正操說:「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還是有錯誤的嘛」。同年9月,毛澤東批示陳丕顯「似可作人民內部問題處理。」張春橋一面強調「似可作」,說明陳問題的性質「是一回事,是嚴重的」;處理則「考慮作為內部問題」。一面通知上海方面抓緊為貪腐而處理的老造反潘國平等「落實政策」,要讓陳看到他的「老對手還在」

張春橋出於現實政治的考量,就是要在更宏觀的方向上集聚文革的政治力量,堅守文革的政治路線。檢視文革十年間,中國政壇上各路政治力量的交集和博弈,包括1966年的所謂「資反線」一路,1967年的「二月逆流」一路,1971年的「9·13」一路以及文革後期的「右傾翻案風」一路,甚或「粉碎四人幫」的一路,幾乎都是或抵制、或違迕、或背棄文革政治路線的。只有張春橋、江青等,從策劃批判《海瑞罷官》,到主持中央文革小組,再到起草中共九大、十大《政治報告》,確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體系,始終堅定不移地恪守著文革路線。張春橋在黨內、軍內並沒有功勳,在人脈方面沒有實在的資格和地位。張春橋所以能升遷至中央政治局常委,既靠文革運動起家,更靠攀附於江青,領悟並闡釋晚年毛的思想,為文革運動做出理論的標示。張春橋的政治生命全部投注於文革中,怎能不要「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呢?張春橋的行事風格是堅決的,這就加深了毛澤東對他的信任。張春橋的行事風格又是沒有彈性的,所以毛澤東去世,張在政治上必隨之而亡。

現在回到對周信芳的定案問題上。1970年11月,按照張春橋的指令,專案組重新定案指認:周信芳因1959年上演《海瑞上疏》,配合「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向党進攻」和「污衊江青同志親自領導的京劇革命,因『退功』糟蹋演員青春」,而定案為「戴反革命分子帽子,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清除出黨,交群眾監督批鬥」。後因定案的個別措辭沒有確定暫緩宣布,1974年3月,王洪文、馬天水、徐景賢追查此事,專案組向周信芳作了宣布。

一年後的1975年3月8日,周信芳悽然去世。

責任編輯: 白梅   來源:選自炎黃春秋2015年第12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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