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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軍寧:北大傳統與自由主義

人類在歷史的某個時段總是需要回首過去,前瞻將來,為今天定位。今天的中國正面臨青一個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是時,回溯北京大學的傳統是一件特別重要、特別有意義的事。令人嘆惜的是半個世紀以前的東西,今天卻仍然那麼新鮮,仍要舊話重提。

早在30年代,中國著名的人權活動家,並為人權事業獻身的楊杏佛先生說過一句很沉痛的話,“爭取民權的保障是18世紀的事情,不幸我們中國人活在20世紀里還是不能不做這種18世紀的工作。”在世界範圍內,人權不過是自由主義之樹上的一個重要果實。在西方,尤其在英美,自由主義及其人權之果在兩個多世紀以前就結出來了。在中國,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前半葉曾做過一陣培育自由主義之樹和人權之果的事情。現在看來,恐怕中國人到了21世紀還得重操這份未竟的舊業。

研究北大的傳統,其實就是研究北大的獨特性,研究那些北大獨有,而其他地方無,或北大多而其他地方少的東西,研究最能代表北大的價值和精神所在的那些東西。如何找到這樣的獨特性呢?我們不妨聽聽那些公認為北大精神和傳統化身的人物是如何界定北大獨特性的。從這類代表人物蔡元培、胡適、蔣夢麟、傅斯年四位北大校長有關北大傳統的言論中不難看出,他們認為北大傳統是自由主義的傳統。除非他們的代表性有疑問,否則他們的結論就應該成立。如果承認蔡元培先生的“相容並包”能最精鍊地概括北大的傳統,那麼,這一傳統一定是自由主義的。

談到中國近現代的種種思潮,不能不談到自由主義;談到自由主義,也不得不談到作為自由主義重鎮的北大。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不僅使一代代北大人引以為傲,而且也得到了一代代華人學子的高度認同。著名華人學者劉述先先生在回顧自己的思想歷程時這樣寫到,“我由中學到大學,接上了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見《儒家思想與現代化》.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劉先生中學是在上海和台灣上的,大學是在台灣大學上的。一個與北大“無關”的人,何以接上了北大的傳統,而且是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原夾,劉述先的父親是北大畢業的,而傅斯年先生及其朋友又把北大傳統在半個世紀前帶到了台大,使得劉先生能在青少年時起接受北大自由主義傳統的薰染。自那以後,台大也成了台灣島上自由主義思想和自由派的重鎮,成了學生們爭民主要自由運動的策源地。這段插曲證明,北大的傳統不僅是自自主義的,而且是超越北大的。著名華人社會學家金耀基先生在一篇紀念蔡元培先生的文章中也表達了一位海外學人對蔡先生所奠定的北大傳統的高度景仰。

如果說自由主義傳統是百年來一成不變的北大傳統,顯然與事實不台。但若說自由主義的傳統是北大前5O年的傳統,大概不會有大的偏差。事實上,北大早期的自由主義傳統還可以從另一個截然不同的角度得到證明。這就是1949年後,對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的持續的、徹底的、大規模的“肅清”和“思想改造”恰恰證明了這一傳統的存在,北大也因長期被當作重點改造對象而成為極左思想的重災區。

應當承認,自由主義在中國從未特別發達過,更沒有深入過中國的本土社會,只是在中國過去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中的一部分有一定的影響。北大是中國為數不多的可以找到自由主義的地方,而經過革命風暴和大規模思想改造的滌盪,在過去的50年幾乎蕩然無存。正因為弱小,正因為消失,正固為其命運多舛,也正因為它曾經帶來的那麼一點點暗淡的曙光,今天我們才有必要重新正視它。

作為自由主義一種系統的思潮,“相容並包”作為辦學的指導方針在後50年的北大基本上是歷史中的記憶。儘管如此,北大的學子們還每每用他的行動讓世人感到,自由的因數還在他們的血液里流淌。

北京大學與自由主義的密切聯繫是有其特殊淵源的。在很大程度上,北大本身就是學生運動的產物,是中國的青年知識份子追求個人自由、實現中華振興的產物。103年前,康有為等1300多名在京參加會議的舉人聯名向光緒帝上“萬言書”(即著名的”公車上書”),要求變法維新,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廢除科舉,引進西方教育制度,興辦現代學校。此後,康有為本人又以奏摺形式敦促清帝儘快在北京建立京師大學堂(即北大的前身)。從歷史大背景看,北京大學先是中國變革與開放的產物,繼而成為變革與開放的推動者。可見,從其誕生的第一天起,北大命運就是中國變革與開放的脈搏,後者強,前者旺,後者弱,前者頹。開放使自由主義進入北大,變革使自由主義深入北大。又可見,北大站在東西文明的交匯點上,而任何文明的重要生命力的源泉之一就在於同其他文明的密切交流。文明越先進,其所融入的其他文明的優秀遺產就越多。

自由主義,儘管有其特定的價值傾向,但卻是一切“主義”中最為開放的主義、最能寬客其他主義的主義,是唯一允許甚至提倡反對自己的主義。所以,“寬容”也罷,“相容並包”也罷,在性質上都是自由主義的。當然,“寬容”並不等於“贊同”。蔡先生把各種思潮都引入北大,完全不意味著他對各種主張都實行“等距離外交”,他還是能夠尊重持不同主張的權利。這使我想起了自由主義的一句口頭禪:一個自由主義者可能反對你的觀點,但堅決維護你持反對意見的權利。

我這裡還要特彆強調一下,北大傳統是一個反門戶的傳統。比如說,北大傳統的締造者像嚴復、梁啟超、蔡元培、胡適,他們都不是北大的產物,但他們都成為北大傳統的締造者。北大不是自己產下的,不是自己的產物。北大是當時那個時代的產物,是中國知識份子精英努力追求自由的結晶。換句話說,北大的傳統與中國現代自由主義運動是密不可分的。

由於中國的自由主義一開始就是從半途起步的,思想根基就難免膚淺,因而難經風浪。比如,早期的自由主義者們無法在英美的自由主義傳統與以法國為代表的歐陸的自由主義傳統之間作出區分。他們輕視光榮革命,青睞法國革命,先是以盧梭的思想為自由主義的正宗,後又以具有濃厚的社會主義色彩的新自由主義為楷模,因而極易受到各種偽自由主義的誘惑。那些被哈耶克視為通向極權主義的道路,被中國自由主義者們看作是通向自由社會的坦途。這種基本辨析力的缺乏就已經預示了後來中國自由主義者命運的結局。有鑒於此,今天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已開始自覺地去補被先輩們漏掉的古典自由主義那一課。

這樣的自由主義更多地親近於融入了左翼思想的新自由主義,而不是古典自由主義。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著近現代中國自由主義傳統在根基處的鬆軟。從自由主義脈絡上半路出家,導致自由主義傳統的半途而廢。自由主義及其擁護者們一旦失去了經濟自由主義的內核和自由市場經濟的社會依託,其下場和結局是可想而知的。中國的自由派堅持的是文化自由主義加上一些政治自由主義。中國的自由主義始終與現實社會基本脫節,從未真正屬於過中國的普通民眾,基本上只屬於象牙塔里的知識份子。這也意味著,只要自由主義還停留在北大這樣的大學圍牆內,它就不去有重大的作為。它或許可以成為一種思潮,卻不能兌現自由主義的根本意義,因為自由主義在本質上是關於”實踐”的主義。

北大自由主義傳統中,最為人們津津樂道、傳為佳話的就是蔡元培先生的“相容並包”。校長蔣夢麟先生曾這樣描述當時的情形,“保守派、維新派,和激進派,都同樣有機會爭一日之短長。背後拖著長辮,心裡眷戀帝制的老先生與思想激進的新人物並坐討論,同席笑謔。教室里,座談會上,社教場合里,到處討論著知識、文化、家庭、社會關係和政治制度等等問題。”((苦難與風流)。文匯出版社)由此可見,當時在靠蔡元培先生的人格力量所搭起的人格平台上各種思想、各種流派、各色人等翩翩起舞的盛況。然而,這一平台又是極其脆弱的,因為它建立在蔡先生的個人人格力量上。一旦這種人格的力量消失,這樣的平台難免要出現裂痕,乃至最終崩塌瓦解。

在自由主義制度上了軌道的西方大學裡也許出不了像蔡元培那麼偉大的教育家,其原因是那裡的相容並包的平台是建立在整個國家的自由主義制度上的,是靠自由主義的制度支撐的平台。無論誰作校長,這種制度平台的寬容性質也許有搖擺,但不會有徹底的改變。可見,蔡元培先生的貢獻既是北京大學和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驕傲,其中也隱含著一種悲哀,即他所提供的平合仍然是人格的平台,而非制度的平台。要想使相容並包成為北大、乃至中國所有大學的辦學方針,今天的自由主義者就不能不關心如何把過去支撐相容並包的人格平台變成將來不隨人格力量而動搖的制度平台。否則,即使再次出現建立在人格平台上的“相容並包”的局面,在歷史的長河中,仍將是曇花一現。其實,需要“相容並包”制度平台的不僅是大學堂,更是整個社會。

今天,我們在這裡回顧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並不僅僅是為了懷舊,而是為了這個傳統不被世人忘卻。實際上,我們更關心的是這一傳統的復興。復興當然不是複製,而是重建與發展。其重要目標之一就是在北大、乃至在整個社會中建立起一個”相容並包”的制度平台。只有這樣,中國才有可能變成一個自由、寬容的社會。在一個自由社會中,思想的市場當然也是自由的市場,各種思潮都應有其一席之地。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潮當然也不例外!

回顧歷史,北大從其孕育時起,就與中國的自由事業命運相關。沒有自由的時候,北大的使命是爭取自由;有了自由的時候,北大的使命是捍衛自由。這不僅是北大傳統的使命,而且也是當代中國自由主義者的使命。

——2001年

--原載《新世紀》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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