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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紅 人得活著;撫慰金 人得死了

橫在失蹤者家屬面前的困擾,遠不止親情的羈絆。村上每年的‌‌“分紅‌‌”,人活著,才給分;民政部門發撫慰金,要有‌‌“死亡證明‌‌”,才給發,他們的親人,只能在生與死的利益之間搖擺

王述清失蹤了。戴著母親親手編織的紅繩。

2008年5月12日下午14:06分,他在去綿竹清平鎮的公交車上打出電話,問工友,‌‌“工地是不是在下雨?我這兒天黑地暗的‌‌”。他會修房子,在那邊包了活兒,天黑地暗,也得趕過去。

22分鐘後,山,塌了。

沒人再接到過王述清的消息。他成了汶川大地震17,923名失蹤人口中的一個。代表他的‌‌“王述清‌‌”三個字,先後出現在村大隊的統計名單里,《人民日報》的尋人公告中,綿竹市法院的死亡宣判書上。8年後,終於出現在他自己的死亡證明書上。

相比374643人受傷、69227人遇難,近2萬名的失蹤人口,數目龐大,卻面目模糊。在他們身後,‌‌“失蹤者家屬‌‌”,夾在‌‌“遇難者家屬‌‌”與‌‌“倖存者‌‌”之間,面對的是更複雜的境遇,以及情緒。

一部分人無奈地接受了現實,早早放棄了希望;而另一部分人,‌‌“親人還在‌‌”的想像,慢慢生長為一種無法擺脫的執念:似乎應該有一個結果,但這個結果一直沒有被找到,而且,似乎永遠也找不到了。

現代文明社會發明了繁雜的程序來定義生命的誕生和死亡,但‌‌“失蹤‌‌”,意味著更模糊的界限和更多的不確定性。失蹤者家屬不只要承受感情上的傷痛,還有文明社會中,無法證明生命存在的程序性後果。

他們用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去驗證和確信親人的生死。

照片

丈夫王述清失蹤後,張敏頭髮全白了,一年之間。

王述清在震前包的那個工地,在離家30公里的棋盤村。上個包工頭做了一半,死於車禍。全家覺得這個活兒接得‌‌“不吉利‌‌”,但王述清想多掙點錢,供小孩念書。母親不放心,特地去給王述清算過命,算命的說‌‌“沒事‌‌”。

震後,王述清的母親再不燒香了。

人沒了,張敏專門去照相館列印了一張照片,選了王述清一張生活照,他梳著平頭,穿著黑色的襯衫,面無表情地看著前方,身後開滿白色的小花。

張敏的家被打掃得乾乾淨淨,除了照片,幾乎沒有什麼王述清的痕迹了。

照片是準備一直看的,相框包裹了兩層塑料袋,一層白色,一層黃色。但又不忍看。張敏最開始放在柜子里,後來發現,被兒子拿到他屋裡。王述清失蹤時,兒子19歲。爸爸不見了,他想去找爸爸,不想再念書了,張敏攔住了。照片在兒子的房間放了些時日,張敏又怕兒子總看著難受,又偷偷拿出來,藏到陽台上。

李春學的照片也被換了兩次地方。

地震時,鍾興群的兒子才2歲,正睡午覺,鍾興群賣完茶葉回家,發現‌‌“瓦片倏倏地從房頂朝下掉‌‌”,她急沖沖把孩子抱出來,看見‌‌“山上的泥巴都垮下來‌‌”。丈夫李春學那時在都江堰一處工地當建築工人,就再沒了音訊。

也不清楚該去哪兒找,鍾興群還是翻山越嶺地找。飯吃不下,水也不喝,找不到,就回家幾天,再出去找。

鍾興群翻遍家裡,只找到了一張身份證照片,只有一寸大。都江堰雨水多,空氣潮,鍾興群怕照片受潮,專門壓了膜,放進不易受潮的衣櫃高處,想等‌‌“兒子大了,拿給他看‌‌”。

金樊當時在綿陽陳家壩,在自家門口賣水果,也就一抬頭的工夫,‌‌“天被擋住了,全都是灰,看不見了‌‌”。她想起了舅舅。舅舅早上九點多從金樊家門口路過,說要去北川辦事。金樊叫他下車進來坐坐。他沒下車。‌‌“一會兒就回來‌‌”,舅舅說。

‌‌“就再也沒有見過了。‌‌”金樊沉默了一會兒,低聲說。但舅舅總是出現在她夢裡,是早年一起撿蘋果的畫面,他們一人背著一隻筐,金樊爬到樹上,爬得老高,舅舅在下面喊,‌‌“小心一點兒‌‌”,尾音拉得老長,陽光金燦燦的,灑在蘋果樹上。

回憶是漫長的,但有時也是敵人。金樊如今也50歲了。舅舅要是活著,應該有60多歲了。

知乎上,有人問,‌‌“地震中失蹤的人去哪了?‌‌”

有33個答案試圖解答。有人目睹過因為地震一個縣城蕩然無存,感慨‌‌“人在大自然面前不堪一擊‌‌”,也有人憤憤不平地留言,‌‌“人定勝天,懂么?‌‌”

沒人能給出真正的答案。

找尋

失蹤的人去哪兒了?金樊也想知道。

舅舅失蹤在從陳家壩去北川的路上。沒有任何線索。金樊找,舅母也找。

金樊平時沒看出舅母和舅舅特別深厚的感情,‌‌“農村人,大多都這麼平平淡淡地過‌‌”。但舅舅失蹤後,舅母吃不下,睡不著,走遍了北川縣城,連續找了一個月。

那些日子,舅母每幾天回家一次,見到金樊,就嗚嗚地哭,哭聲間歇,一句‌‌“人沒了,人沒了……‌‌”不停重複,哭完了,繼續出去找。

舅舅家的女兒在新疆打工,金樊和親友們勸舅母到那兒散散心,舅母不肯。

那時,大家都住在街上,忙著砍樹,忙著搭棚子,沒太多人注意到舅母。一天,有人看到,舅母拎著一桶油,回了山上老屋。

一天,兩天……直到第五天,舅母都沒回來。

門反鎖了。她在裡面喝葯自殺了。那年,舅母51歲。

成興鳳也想過自殺。

地震時,成興鳳正在綿陽陳家壩老家給母親祝壽。18歲的兒子賀川,在67公里外的北川中學上課。兒子懂事仔細,多一分零花錢都不要。成興鳳記得清楚,那天早晨,她給了賀川一百塊錢,為的是她不身邊時,孩子能買點兒好的吃。

地震毀了路,沒有車,成興鳳步行12個小時,才走到縣城。每天爬到山上去找兒子。周圍都是房子一般大的亂石,喊到沒力氣,聲音一聲比一聲弱,細細碎碎地散落在空氣里,沒有回應。

找到第六天時,她看到了兒子的班主任,出事那天,她沒有上課,但‌‌“學校全埋了‌‌”。成興鳳聽了不甘心,還是一遍一遍找,‌‌“我不相信他那麼大,一米七高的個,他跑不出去‌‌”。

鍾興群想到的,是去都江堰殯儀館找丈夫。最壞就是個死,那也要個結果。

遺體不能存放太久。為方便找尋失蹤親人的家屬認領,火化前,殯儀館會為他們拍下最後一張照片。他們的臉上沾滿泥巴或鮮血,或平靜或驚恐,沉得像一塊鉛。

鍾興群翻了幾百張照片。沒有丈夫。

杭州市富陽縣新華村的丁家,最小的兒子丁志洪一直在四川打工。地震後,二哥丁志華給弟弟打電話,怎麼也打不通。

丁家務農,家裡一直窮。丁志華說,他13歲時就幫忙賺錢養家了,給人家放牛,放一天,能賺五毛錢。

父親在丁志華21歲時去世,自那以後,三兄弟相依為命。2006年,38歲的弟弟,被同村人介紹到四川去打工,‌‌“做紙的業務‌‌”,但常常賺不夠,還要常跟二哥要生活費。丁志華很無奈,他賣苦力,一天‌‌“能掙幾十塊錢‌‌”,‌‌“有時也拿不出錢‌‌”。

弟弟斷了聯繫,但從富陽到成都將近2000公里,丁志華說,‌‌“家庭負擔很重‌‌”,也不知道弟弟到底在哪裡,找無可找,只好氣鼓鼓地去找給弟弟介紹工作的人,大吵了一架。

失蹤家屬大多不自覺地想過結局。

失蹤者的一部分被永遠埋在青山下;一部分無人認領、甚至無法辨識的屍體,殯儀館成了最後的歸宿;還有一部分,等不及被辨識,出於防疫的需要,直接被集中掩埋。

成噸的尋親訴求,填滿綿陽市中心醫院外的牆壁、九洲體育館周圍、移動開通的尋人平台、百度貼吧、寶貝回家網站,甚至是撲克牌。

賀先瓊就這麼做過。

地震時,4歲的兒子正在綿陽曲山鎮幼兒園上課。賀先瓊突然覺得大地像波浪一樣晃起來,前腳剛從自家的列印店裡跨出來,就看到房子在往下沉,‌‌“那個時候我覺得應該要活下來,我覺得孩子還在‌‌”。

但孩子找不見了。

一個公益組織幫她把兒子的照片印到撲克牌上,以便讓更多人看到,得到線索。賀先瓊不知道撲克牌印了多少,多少玩撲克的人手裡捏到過兒子的照片,消息,卻是一條也沒收到過。

比尋找更漫長的,是心裡的跋涉。

十年來,成興鳳走在街上時,‌‌“碰到像賀川那麼大的娃‌‌”,腦子裡總會混亂地想是不是他,理智稍微回來一些時,又覺得這不可能。她還去寶貝回家網站搜‌‌“賀川‌‌”,搜到幾個,‌‌“都可有出息,自己開了公司‌‌”。她當然沒去找他們。

為了和兒子保持某種聯繫,成興鳳想了很多辦法。

她把手機燒給兒子,怕他在‌‌“那邊‌‌”沒有卡,又燒過去一張電話卡,裡面存了自己的號碼。這個50歲的母親把想說的話都寫在紙條上。燒完後她還是擔心兒子看不到,又想到了掛橫幅。

條幅70公分寬,10米長,每年掛3次,5月12日、兒子生日,和過年。條幅上擠滿她想說的話,但每次都會有細微的變化,平時會噓寒問暖,過年時會喊兒子回家,只有留的電話號碼,沒有變過。在當年學校的那片廢墟之上,條幅一層覆蓋著一層,時間的褶皺重疊成厚厚的一堆。

成興鳳找那個區域的清潔工要了號碼,叮囑他們,要是有人把橫幅摘掉,就打電話通知她。

條幅被摘下來兩次,成興鳳都沒接到電話,還是從老北川路過時自己發現的。她有點兒生氣。找遍了北川的各個單位,沒人承認是自己乾的。

成興鳳專門問了律師,律師告訴她這種行為不違法。她於是找到老縣城指揮部,要領導的電話,對方不給,吵了起來,掀了桌子。領導於是現身了,答應她以後會和清潔工說清楚,又幫她重新做了一個條幅,掛了上去。

賀川讀一年級時,曾被一個大孩子‌‌“抽到水裡‌‌”,那是冬天,天很冷,賀川整個書包都濕了,又不敢說,成興鳳看到後暗暗發誓,不讓兒子再受委屈,她一直為此努力,帶兒子離開老家,離開大山,去到更廣闊的世界。

賀川的夢想是到北京上大學。1997年,為了賀川能在北川讀書,他們全家搬到北川縣城。成興鳳也離開土地,出來打工,在工地打工,一天賺12塊錢,一家住在出租屋裡,也覺得有奔頭。

但現在,成興鳳後悔了。‌‌“如果我們在老家,他肯定還在。‌‌”北川的夜晚有些空洞,成興鳳用粗糙瘦弱的手捂住了臉,眼淚慢慢從指縫中滲了出來。

生活

橫在失蹤者家屬面前的困擾,遠不止親情的羈絆。

有一次,丁志華所在的村裡賣了點小產業,集體分錢,每人能分三千五。但村裡的書記和他說,丁志洪不能分錢,因為‌‌“人已經五六年沒回來過了‌‌”。

丁志華生氣了,‌‌“我弟弟沒有死亡證明,這個錢我要分的‌‌”。

雙方僵持不下,丁志華把電話打到派出所。派出所給出結論,丁志洪‌‌“沒開過死亡證明,可以分‌‌”。

‌‌“按照我的心理,我弟弟還沒有死呢。‌‌”丁志華又強調了一遍。

他不止一次想過,有一天,弟弟會真的回來。有時候,他還會想起三兄弟以前一起做冥紙。這是他們的家族生意,哥仨常在一起做,比誰做得最多,丁志華是那個常常被弟弟笑話的人。

日復一日,生存的邏輯,消解了親人失蹤帶來的悲傷的本能。

村上每年的‌‌“分紅‌‌”,需要人活著,才給分;民政部門發撫慰金,需要有‌‌“死亡證明‌‌”,才給發,他們的親人,只能在生與死的利益之間搖擺。

張敏就被折騰得夠嗆。

震後,有死亡證明,家人可以拿到五千塊錢撫慰金。張敏打聽到,被列為失蹤,想獲得死亡證明,要經過法院宣判。她又去了法院,被告知要交800塊錢,用作登報的尋人公告費。法律規定,在一年公告期內,仍無音訊,可宣布死亡。

一聽要交這麼多,張敏心疼。當時兒子要上高三,正需要錢,就沒交。她不甘心,又去了民政部門,得到回應,‌‌“法院才有權力判(死亡),其他哪兒都沒有權力判這個。‌‌”

撫慰金不了了之。

村裡幾次分紅,沒有王述清那一份,張敏去理論。

‌‌“我這個又沒判死亡……說不定哪天就回來了……‌‌”張敏今年50歲了,沒上過學,不善言辭,她覺得丈夫沒有死亡證明,理應按他還活著給分錢,但她總是爭論不過,‌‌“最後也沒給‌‌”。

直到2016年,村裡成立農村合作社,要賣地,又要分錢。張敏吸取教訓,又去了一趟法院。幾年之後,法院的尋人公告費漲到了1050元——幾乎等於她一個月的低保。她咬咬牙,把錢交了。

死亡證明一年之後才辦下來。這已是王述清失蹤的第9年。張敏想起,民政局的地震撫慰金還沒領。跑去領時,工作人員當著她的面給財政部門打了電話,‌‌“財政說當時(餘下的)撫慰金都上交了‌‌”。張敏只好訥訥地抱著死亡證明回家了。

鍾興群也沒給丈夫銷戶,‌‌“不銷戶口,他還可能回來‌‌”。

她記憶中的丈夫很愛回家。家裡早年窮,‌‌“連飯都吃不起‌‌”,李春學帶著幾個工人,攬些修房子的活,活不好接,錢賺得辛苦,在外頭吃點水果,李春學都惦記給鍾興群揣回來;捨不得坐班車,他就翻山越嶺,一走走十多里路,回家看老婆孩子。往往到家都晚上十二點多了,第二天一早再走回去。

‌‌“人窮那時是真感情。‌‌”鍾興群羞澀地笑著,一朵梨渦在泛著黝黑光澤的臉上綻開。早年,李春學修房子常常接不到什麼活。震後重建,每天有大把的活,他卻不見了。

鍾興群扛起了養家的擔子,媽媽、孩子,都一起住。她種過大棚蔬菜,每月能賺900元,現在在都江堰城郊當清潔工,工資每月1100元。她經常同時打兩份工,午飯固定只吃一桶泡麵。

但戶口本上的戶主一直是李春學。

鍾興群沒想到,這個堅持會帶來那麼多無法預料的麻煩。村裡集體擁有的一座山被賣出去了,規定只有戶主簽字才能領到分紅;村裡每年發放土地補貼,也得戶主簽字才能查賬……

修補

爸爸去哪了?在不同年齡,鍾興群的兒子聽到的答案是不一樣的。

小時候,鍾興群回答的版本是,‌‌“爸爸出去打工了,沒回來‌‌”。兒子稍大一些、多了一些心理承受能力後,她才試著告訴兒子,那個一回家就‌‌“把他抱得緊緊的‌‌”的男人,在地震里失蹤了。

直到有一次,兒子被別的小孩欺負,‌‌“說他沒爸爸‌‌”。鍾興群決定,給兒子再找一個爸爸。

2016年,丈夫失蹤8年後,鍾興群去了法院,申請宣判丈夫李春學死亡。

這大概是法律上最冰冷的規定了:公民下落不明滿4年(包括因戰爭而下落不明的,只從戰爭結束之日起算)或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滿2年(從事故發生之日起算),經有關機關證明該公民不可能生存的,利害關係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他死亡。

許多失蹤者因此有了的交集——他們共同出現在因地震而宣判死亡的判例上。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以‌‌“地震‌‌”‌‌“失蹤‌‌”為關鍵詞,搜索到的判例共有248個。失蹤者中,有生意人,有修房子的,有老父,有長兄,有女兒……他們的最後痕迹,通常是在報紙的失蹤人口公告欄里:登報尋人,期限一年,這是法律提供給家屬的最後機會。

最終的死亡宣判,是在法庭里進行的。判決書通常只有一頁紙。那個鐘興群用了十年都不想接受的結論,被法官平靜地讀了出來——‌‌“宣告李春學死亡‌‌”,‌‌“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9年的等待後,一切就這麼結束了。

鍾興群給孩子找了一個新‌‌“爸爸‌‌”。他開了一間茶樓。‌‌“有心臟病、很胖‌‌”,鍾興群這樣形容現在的丈夫。

現任老公和鍾興群在一起‌‌“耍朋友‌‌”時,心裡也總有隱隱的擔憂,害怕李春學忽然回家。他們之間,有一種分明的界限感,‌‌“各人過各人的,不是那種婚姻的感覺‌‌”。兒子也是。想要什麼東西都和鍾興群要,不和‌‌“爸爸‌‌”要。

把4歲兒子的照片印在撲克牌上的賀先瓊,終於也決定重新組建家庭。但兒子失蹤的信息仍然掛在寶貝回家的網站上。在這個2007年成立的網站上,和‌‌“地震‌‌”、‌‌“失蹤‌‌”關鍵詞有關的信息共有85226條,許多是重複的,發了又發,發了又發。

賀先瓊又生了一個孩子,是個女兒。‌‌“她哥哥,四年里,我就沒有打過,但這個小孩兒,生下來後,也不知道怎麼回事,經常挨打、挨罵。‌‌”賀先瓊在電話中悵悵地反思,‌‌“有時我知道挺對不起她的,地震後,我脾氣變得特別壞、特別暴躁‌‌”。

妹妹已經7歲了,比哥哥失蹤時還大了3歲,媽媽打電話時,她湊到電話旁,奶聲奶氣地重複著,‌‌“哥哥,哥哥‌‌”。

地震前,賀先瓊常約著幾個要好的朋友,帶著孩子聚在租住的房子里,窄窄的房間,盛滿了笑鬧聲。他們合計過,等老了,也要住在一起,樓上樓下,熱熱鬧鬧的。

‌‌“地震後,除了一個,都沒出來。‌‌”

失蹤者家屬用各自的方式和消失的家人保持著關聯。

王述清的母親,那個給兒子算命、編織紅繩又因此不再燒香的老人,跑到兒子最後出現的地方,抓了幾把土,裝進食品袋,帶到丈夫墳前,埋了進去。她不給兒子立墓碑,但每年清明,都去看看。

沒有墓碑,也沒燒過紙,因此,十年來,賀先瓊總覺得那個愛吃飯的小胖兒子還在,在那兒傻乎乎地問她,媽媽你看我瘦沒瘦。她總能想起那個畫面,兒子穿著黃色夾克,站在家門口,看見她時,無論隔了多遠,都顛顛地跑過來,用胖乎乎的小手,一把把她抱住,笑得很甜。

大多數時候,成興鳳都在努力做一個充滿力量感的母親。‌‌“沒有媽媽給你洗衣做飯,你會做么?兒子你做手術的眼睛好了么?一定要看媽媽給你寫的信,要把眼睛治好。‌‌”——這是今年成興鳳寫給兒子的話。5月12日,它將被掛在北川茅壩中學遺址里一座倒下的塔雕上。

震前,成興鳳已在北川縣城買了一處房子,但因為是小產權,沒有房產證,震後無法獲得災區重建後新分配的房子。她找了政府幾次,無果而終。失去了即將成年的兒子後,她又失去了家。

十年來,她對那場地震帶來的失去感耿耿於懷。女兒學舞蹈被樂山歌舞團錄取,有很多出國演出的機會,是個令人羨慕的工作。但2015年一次出國,飛機剛一起飛,就開始劇烈顛簸,因為是馬航失蹤的第二年,所有人都嚇哭了。

成興鳳怕女兒再出事,把她拽到北川的歌舞團。‌‌“這邊主要是在湖南衛視這種地方演出,畢竟是坐火車。不用坐飛機。‌‌”女兒不情不願,‌‌“畢竟北川是一個小地方‌‌”,最後拗不過,還是回來了。

地震後,成興鳳開過飯店,做過建築工人,眼下她在綿陽市安縣經營一家膏藥店,買了房子和車,過上了符合主流社會標準的‌‌“好日子‌‌”。但她內心深處,仍然存在某種割裂感,‌‌“外邊的人不是和我們一樣的命……他們聊到地震有時會哈哈大笑。‌‌”她遇到過這樣的。

她看起來瘦削、堅韌,說話時尾聲上揚,像是一句句的質疑,但有些事情,明顯是沒有答案的。

也有失而復得的故事。

2017年8月15日,丁志華正在離家200米的地方值班,妻子打來電話,大喊:弟弟回來了!

那時,全家都認為,丁志洪已在地震中遇難。掛斷電話,丁志華就往家跑,推門一看,驚得說不出話來,愣了好一會兒後,又喜又悲,抱著弟弟,哭得像一個孩子。

消失的9年得以被打撈。

地震中,丁志洪被一整塊預製板砸中了頭部。有人救了他,送醫,治療,之後又住進了安置帳篷。但他什麼也想不起來了。我是誰?家在哪兒?一悶著頭想,腦袋就炸開一樣疼。他放棄了。

丁志洪後來到成都市雙流區金橋鎮一個傢具廠打工。身份焦慮如影形隨。為了緩解,他迷上了賭博遊戲機,打工賺的幾萬塊錢都輸掉了,渾渾噩噩地熬到2016年,一些熟悉的片段開始在腦中拼接,富陽靈橋新華村這個地名,就這樣闖了進來。

他抄起臨時身份證,跑去買了火車票。

家還在原來的地方。但記憶的消失、時空的距離終究還是消解掉了一些東西,用丁志華不理解的方式。他覺得,弟弟和自己‌‌“沒以前親了‌‌”,時不時會蹦出來四川話,他也聽不懂。

丁志華想讓弟弟‌‌“好好的和村裡的書記村長講一下(地震受傷)的情況‌‌”,認為或許可以得到一些‌‌“照顧‌‌”。弟弟不肯,扔下一句話,‌‌“我什麼都不要‌‌”。

在家呆了20多天,丁志洪回成都繼續打工了。‌‌“他打工也過得不好‌‌”,回去的票是丁志華買的。

丁志洪留下了新的電話號碼,但很少主動和家裡聯繫。‌‌“要是我給他打電話他接,我不打,他也不給我打‌‌”,丁志華說。他停了幾秒,帶著仍有些不願接受現實的失落,把這歸因為‌‌“地震後,弟弟腦子不好使了‌‌”。

但丁志華仍是開心的。弟弟活著。這勝過了一切。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來源:火星試驗室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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