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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29周年:困在政治與金錢之間的中國年輕人們

北京人印小小18歲那年看完美國傳來的“六四”天安門影片,心裡滿是不敢相信,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23歲的印小小到香港念書,這個信息多元和開放的社會沒有防火牆,不同文化背景和意識形態體系長大的同學一起碰撞和聊天,讓她對六四有更立體的認識:“這是一代人的悲劇,是一代人不願觸碰的傷疤。那一整波人的聲音,從此被藏起來了。”

來自父輩和同學朋友處聽來模模糊糊的片段,當最終可以在牆外的社交網站上“大開眼界”時,一下子打開的閘門衝來無數之前沒有接觸過的信息,這讓印小小們“不敢相信”。

再回頭看他們的成長,印小小發現,被主動藏起來的還有父母對政治的關注和勇氣。在北京的父母不願讓她接觸政治,或者在政治上冒險,雖然“六四”那晚街頭的槍聲是走過八十年代的北京市民的共同記憶。相比有機會出國看世界的80後子女們,印小小認為她的父母們“視野相對狹窄”,他們經歷文革,對政治有著本能的恐懼。

跟母親討論時政時,“我媽會說,你不要在公眾場合講這個問題,她本能的恐懼就出來了。”

小小母親的恐懼,是怕因言獲罪。

多年的政治運動的陰影在父輩那裡形成了默契,在家裡的飯桌上和朋友的飯局上,可以泛泛地聊一些政治話題。但"六四"永遠是最大的禁忌。公眾場合,莫談國事。一家人要關上門,才能安心講29年前的故事。

公共話語的嚴控

90後是中國互聯網的原住民,一向“內事問百度,外事問谷歌”。百度的搜索結果給出了中共官方話語中對此“事件"的三句話解釋和定性:“1989年6月3日,一個多月來極少數人在北京製造的動亂,發展成為一場反革命暴亂。駐守在北京城區周圍的戒嚴部隊奉命平息暴亂。4日凌晨,戒嚴部隊實行清場同時進駐天安門廣場,平息了這場暴亂。”

1989年後,在中國境內紀念“六四”從來不被官方允許。2012年以來,中共中央對意識形態控制越發收緊,中國的主流媒體被要求對黨絕對忠誠。多年來,在所有出版物和媒體上嚴審一切與“六四”有關的字眼和內容。任何關於“六四”的書籍在中國國內都無法出版。香港曾作為一度可以自由出版和傳播政治書籍的自由港,大陸人會以各種方式,將在香港出版的著名政治傳記和記錄歷史真相的書籍,偷偷帶回去傳閱。但“銅鑼灣事件”後,獨立出版社的生存空間被不斷擠壓,這類書籍也逐漸從市場消失。

互聯網興起的這十幾年,包括在微博的大陸社交媒體上,“六四”還可以被隱晦地紀念,在六月四日當天,蠟燭和各種相關的圖景,會被默默流傳。但如今“天安門事件”、“坦克人”等搜索詞已被徹底封鎖。取而代之的是,熱搜榜上的明星八卦。

統一的官方口徑,和有限的信息渠道限制青年的認知。有辦法翻牆的好奇者看到牆外的谷歌和YouTube給出不同版本的六四記錄片。陳誠說,當時直觀的印象是鮮血淋漓的場面難以想像。“但是即使是這樣一個重大的事情,居然是被有意識地集體遺忘。”

一代人的遺忘和主動失語

89年,徐陽1歲。22歲時,帶著他從大陸聽來的六四版本:“資產階級自由化,部分掌權的官二代,利用手裡的資源獲取到了比較大的利益,然後引起了很多中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和其它階層的聯合抵制和反對。”徐陽到香港讀書,一待就是7年。

今年30歲的徐陽已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權,但他從不參加香港的六四紀念活動,他說幾個人的聲音,對政策制定者的影響不大。他說,六四是在中國大背景下發生的事。已經過去了,沒必要再拖出來鞭打,要汲取教訓。可以反思,但追責沒有意義。

但徐陽也承認,中共並未從中汲取教訓。“如今的階級環境不一樣,有些事情已經發生,再重來一次,不會再這麼暴力和血腥。還會有74、84和94”。

小小顯然不同意徐陽的觀點:連基本的事實都不知道,何來反思?

回到上海工作後,印小小現在還是不太會跟身邊人聊起六四。“未來就是一代人的失語。從此這個事情就沒有了。”

00後四川少年張清和中國600多萬高考一同被淹沒在無窮盡的書海和題海。同往屆學生一樣,即使是培養學生愛國意識的思想政治課也被主科老師佔據。在家父母從未曾主動談起過六四,17歲的她第一次聽說這個名詞還是從記者嘴裡得知。

還未踏入職場的90後,在大學校園裡嚮往可能的言論自由。22歲的王海在江蘇,她說已習慣政治選舉無自由,知道反抗無意義,也不奢求“因我而改變”。但最關注言論和新聞自由。

25歲青年周州在上海,沒有翻牆的習慣。但她認為,自己有最基本的政治訴求,還是希望有消息自由。

“希望不要封鎖國外的網站,”她說。

防火牆高筑後,中國本土的手機應用程式如雨後春筍不斷冒出,贏得大量年輕人的喜愛。新興的流行視屏應用“抖音”讓年輕人一刷就是一下午。抖音上有的,只有娛樂和消遣。這是一個全民娛樂和消費的時代。年輕人花大量時間追星和刷微博,偶像的一舉一動牽動他們的神經。微博上常有粉絲掐架問題,他們花大量時間和精力為自己的偶像站台。

三十而立賺錢一心一意

圖片版權 Image caption2014年的六月四日當天,一名遊客在香港重現89年的“坦克人”。

小小說,她對中國的現狀挺失望,很多時候覺得心灰意冷。現在的想法就是賺錢。她對生活還有無力感,這源於生活的不易和資本的壓力。

小小現為一名電視劇製片人,身處被“資本控制”的中國文化圈。中國的出版和媒體行業被政府嚴控,也受資本無形的壓力影響。她說,個人言論可能影響公司形象和價值。即使沒有政府的輿論管控,資本的手,也在影響和左右自由言論。

小小∶“我現在就希望,如果錢和權能辦成事,我作為一個好人,我是掌握錢和權的人。而不是讓那些惡人掌握錢和權。這才是我奮鬥的意義。”

三十而立,徐陽手下還要養活幾十位員工。作為商人,他開誠布公地說“我不關心政治啊。”

他關心現實的小孩教育,老人醫療,夫妻買房問題。80後是中國計劃生育下的特殊一代。成年後他們面臨撫養四位老人,和現在二胎政策放開後的養育兩個小孩的壓力。生活在香港和大陸,買房置業從非易事。

為了不讓生活品質下降,徐陽每天工作時間從睜眼到合眼--早上八點到晚上十二點。

他說要先解決溫飽,再討論政治制度。

身在美國的六四學生領袖王丹說,他理解青年對政治的無感和冷漠。“六四過去快三十年,年輕一代在中國目前的政治環境下。生存的壓力赤裸裸擺在青年眼前。”

王丹說:“當年的我也不是一上大學就對政治有熱情。是社會積累到一定條件和階段才發生。”

但他對未來懷有改變的希望,認為今天的學生冷漠並不代表未來也冷漠。如果中國的社會條件寬鬆了,或者出現危機了也會激發(政治熱情)。

“今天中國如此,不代表未來也這樣。”王丹說。

為保護隱私,文中人名皆為化名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來源:BBC中文記者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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