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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世界上只有一種病 窮病。

原本以為是一部黑色幽默劇,最後才發現是一部現實批判劇。寧浩和徐崢給我們帶來了一個不一樣的夏天。影片要討論的主題有很多:就具體而言,似乎只是一個天價葯的問題,或者是窮人是否就只能等死,因其生而貧窮而被剝奪了受救治的權利。如果再抽象一點,該片討論的無非是一個法與正義的關係問題。法是什麼?按自然權利論的觀點看,法是一種約定正義。法律維護的不能是某些人或集團的特殊利益,而只是全體人民的普遍利益。因而依法執政就具有了一種天然合理性,世間的任何人凡是違反法律的就必須被追究,被懲罰。可是,在本劇中我們看到,那些違反法律的人,卻得到了群眾甚至觀眾的普遍同情和支持,那些秉公執法的人卻讓人感到迂腐,而那些強烈要求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跨國資本代理人卻讓人恨得咬牙切齒。為什麼會這樣?我想該劇不過是把法律的遮羞布揭了下來,讓我們真切地感受了一把“法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意志體現”而已。

簡單梳理一下該片的故事情節。該片講的是一個關於“葯”和“神”的故事。上海小市民程勇,一家印度神油店小老闆,入不敷出,房租都交不起了。日子過得也很艱難,父親卧病,妻子離婚,甚至唯一的兒子也要移民國外而失去監護權。某一天,一名白血病人呂受益到訪,想讓他幫忙從印度代購一種可以治療慢性白血病的葯,並告訴他可以通過走私該葯賺大錢(正規渠道一盒4萬元,而走私葯一盒2千元)。經過幾番周折後,程勇便從一個落魄的男性保健品商販,一躍成為印度仿製葯“格列寧”的獨家代理商(批發價一盒僅500元)。在賺的盆滿缽滿的同時,他也給病友們帶去了廉價的救命葯。隨著生意越做越大,走私葯的法律風險把程勇嚇著了。他選擇了急流勇退,改行做起了服裝廠。可是一年後,呂受益的妻子來訪,告訴他呂受益因無力承擔起巨額藥費,而選擇割腕自殺時,程勇被深深刺激到了。他決定鋌而走險,再次遠赴印度,不收中介費地為病友代購“印度格列寧”。可印度製藥廠的日子也不好過,“格列寧”的原廠,瑞士方面已經向印度政府起訴,同時還明確要求不準將該葯售賣給第三國。程勇只能以零售價從印度購葯,再以批發價賣給白血病患者。而就在這時,稽查走私的公安幹警把程勇捉拿歸案。雖然影片為了過審,最後加了10分鐘毫無說服力的戲,但這絲毫不減弱該片原有的現實批判意義。

從情節設定上看,該片跟《達拉斯買傢俱樂部》相似,但在本片中,程勇不是病人,換句話說,走私葯只是他可以放棄的一個選項而已。他連自己的家事都搞不定,更不用說去當什麼拯救萬民的“葯神”了。雖然影片開頭,患者在天價藥商家前舉牌抗議示威,可從總體而言,人們也只能無力地接受現狀。因為,就算我們有幸不是白血病患者不用受天價葯的盤剝,可我們每一個需要衣食住行的人卻也不得不承受諸如“天價房”的奴役。法律維護的不僅是“天價葯”商家的利益,它同樣維護“天價房”等商家的利益。在這樣的法律面前,身為螻蟻的我們該怎麼辦呢?影片用一種戲劇衝突的形式把問題尖銳地提了出來,讓我們不得不去深究法律背後的正義問題。既然法律是統治階級的意志體現,那麼它維護的就必然是統治階級的利益,或者說它維護的利益就必然是統治階級的,所謂公平正義不過是一句騙人的鬼話而已。那麼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的利益是什麼呢?我想不用做深刻的理論分析,在影片中僅用我們粗糙的感性認識可以得出確定無誤的結論。

除了揭露現實的醜惡外,影片中還有好多戳人淚點的細節:患病老奶奶求警察不要再追查走私葯時說:“四萬一瓶的正規葯,房子吃沒了,家人吃垮了,我不想死,我想活著。誰家還沒個病人啊。”程勇在看到黃毛為給自己背鍋不惜犧牲自己後懟警察說:“他才二十歲,他想活著,他有什麼罪。”呂受益邀請程勇來家做客看著新出生的兒子說:“我查出病時他媽才懷他五個月,那時候天天都想死,可看到他第一眼我就不想死了,想聽他叫一聲爸爸。”平時不喝酒妻子特意倒了一大杯白酒一口乾了敬程勇,救命之恩真是溢於言表。最令人深思莫過於假藥販子張長林的一句話:“這世界上只有一種病,窮病。”在影片結尾處,成群的白血病人自發排隊目送將要服役的程勇,讓人有一種韓國電影《辯護人》的恍惚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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